连一些语句也是“叔本华式”，所以不能算作王国维的学问之事。而要想明确王国维独学历程中的发轫之作，似乎应该从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始，虽然这一评论的论点依然是立足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但其石破天惊的开拓之功还是不能忽视或抹杀的。那么，王国维是如何接触到叔本华的，他为何如此钟情和崇拜于叔本华，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精髓是什么，王国维从叔本华哲学思想中接收了什么养分，他是怎样消化和吸收的，对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的形成有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要评论《红楼梦》，他是如何评论《红楼梦》的，评论《红楼梦》是否表明他的独学之旅开始由哲学转向了文学，他的《红楼梦评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红学”研究又有着什么样的贡献呢……面对这么多的疑问，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好了。
　　上面说过王国维“初识”叔本华是在东文学社时。那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的一天，王国维在田冈云岭所写的《岭云摇曳》、《第二岭云摇曳》和《云片》这三部文学和美学理论著作中读到关于叔本华的引文，使他有茅塞顿开之感。三年后，当王国维已经解决了“文字睽隔”的障碍重新捧读叔本华原著时，不仅在一年之内连续阅读两遍，而且还写了《叔本华像赞》等歌咏文章表达自己的感怀。可以说，叔本华已经成为这时王国维的精神导师，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崇敬也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其实，王国维最先崇敬的西哲并不是叔本华，而是叔本华的老师另一位西哲巨匠康德。当时，王国维因为阅读康德著作“苦其不可解”，才转而从叔本华处寻找解读的钥匙，也就是说王国维阅读叔本华只是为了读懂康德。确实，德国哲学大师康德的理性哲学，不仅论说系统严密，而且理性色彩和逻辑性极强，它完全不同于中国古老哲学中的点评式或感悟式，别说是二十世纪初年王国维等还没有从传统知识分子阵营中脱离者，即便是今天的学者中又有几人能读懂康德呢？而王国维之所以首先选择康德，那是因为康德的哲学思想已经风靡欧洲，席卷日本，是当时人们研究哲学的最高起点，而这时已经露出纯粹学者端倪的王国维自然不能忽视。所以，当王国维阅读康德遭遇阻碍时，他不得不转而捧起了叔本华的系列著作，诸如《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论自然中之意志》、《叔本华文集》和《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等，其中《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的《康德哲学批判》一文则成为王国维“通汗德（康德）哲学关键”。拿到了解读康德哲学的钥匙，王国维在随后几年间曾四次通读康德，对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爱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由此可知，王国维虽然崇敬康德学说，但并没有陷入到盲目境地，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比如，康德美学中的超功利性和天才论观点都引起了王国维的强烈共鸣，但他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则出现断裂，这既是康德哲学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处，也是王国维在“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相比而言，由康德“不可知论”中脱胎而出的叔本华之“唯意志论”，特别是叔本华的“厌世悲观学说”更是直接指向了王国维的酸楚内心，遂成为王国维精神世界中的伴侣。
　　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舍康德而钟情叔本华一事，佛雏先生曾从四个方面解析说：
　　王氏当年对叔氏哲学美学之所以如此倾倒，窃曾以为有以下数因：一、当时强邻逼侵，国势阽危，王氏一介书生，思以振兴学术为救亡之根本，而哲学为诸学之冠冕，在他看，康德叔本华哲学又属哲学中之“第一义”。二、王氏赋性“忧郁”，庄列思想盖所固有，今于叔氏之书而得一大印证，而其体系之“绵密”“精锐”出，又似足补庄列诸家之所不及。这比之苏子瞻初读《庄子》那种若有夙契之感，实更有过之。三、王氏少年时期颇具英雄崇拜心理（观其《咏史》诗可见），若康若叔，在当时王氏眼里，均属“旷世之天才”。四、叔氏之书不甚艰晦而富文采，叔氏自称其书不缺乏“美”，亦哲学、亦文学，这对王氏也是完全相投的。
　　诚如斯言，但窃以为叔本华的“天才论”首先满足了王国维的天才情结，以及叔本华的“悲剧说”与王国维境遇之完全契合，才是王国维对其哲学思想从内心表示认可的最贴近因素。
　　叔本华的哲学体系来源有三，即康德学说、柏拉图学说和印度哲学。在对这三种哲学思想继承的同时，叔本华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那就是后来形成其哲学思想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生命意志本体论、直观主义认识论和悲观主义人生观。可以这么说，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这三个部分都对王国维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就是奠基在叔本华的哲学基础之上而形成。不过，王国维毕竟不是碌碌之辈，他是极具创见意识和能力的世界性学术大师，所以他在接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同时有着自己的选择和认识深度，并能够从中提炼、溶解、创建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诸如他对叔本华的“意志论”就进行了人本主义解读，并没有陷入到叔本华自己都感到十分困惑的唯意志论中，而是从人本位角度作出了精妙的思辨。当然，王国维的创见毕竟来源于叔本华哲学体系，并不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所以还是不能否认在王国维的诸多论著中都可以找到叔本华的影子。不过，在王国维与叔本华这两者之间肯定于灵魂深处有着强烈的共鸣点，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神交流，王国维也不会在深深领会叔本华哲学神韵的基础上，使用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语系将叔本华哲学思想娓娓道来，更不会将其延伸但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表述得淋漓尽致。
　　毫不讳言，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灵魂交接点就是天才论，虽然王国维认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但是满怀天才情结的王国维在评价自己时则没有丝毫的掩饰，他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就是数十年或数百年才一出的那位天才。诸如，王国维在谈到他的《人间词》时，就曾借同学樊志厚之名在《甲稿》序言中说：“读君所自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叙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从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出王国维作为中国传统学人本应该讲究的谦谦之风，反而表露出了一种极为坦率的自负。如果说这是因为借他人之口之故的话，那么王国维在随后整理的《静庵文集》自序中，同样有“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和“斯有天致，非由人力”等句，这简直等于说自己就是天才了。
　　自视很高，而命运多舛，这必然导致王国维对人生问题有更多更深的思考。不过，这时的王国维还没有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还有着浓厚的学术救国思想，并不承认自己终究只是一名学者，一名适合深究学问的纯粹学者。所以，王国维对于自己屡屡遭遇不幸感到极为痛苦，而他的痛苦不仅仅来自于外在境遇，更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思想。正如叔本华所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原因，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灯愈明亮，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才了解我们竟是一副可怜相，而兴起悲哀之念。”如此，我们不妨简要回顾王国维此前的生活境遇：幼年丧母，身体羸弱，家中一年所得仅仅能够满足衣食，１６岁购买自己喜欢的前四史还得动用多年的压岁钱，接着就是连续的科举落第，以及辗转《时务报》馆、东文学社、武昌农务学堂、通州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等等，期间别说发生了诸多的政治变故，单是受罗振玉资助到日本留学后又因病半途而回这一事，就足以使王国维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生之痛苦。所以说，在“天才”王国维又一次遭遇人生不济时捧读叔本华之前，他的心里早已储存了足以点燃自己人生哲学思想的干柴，而当叔本华的思想火花一接触到它，便很自然地燃起了属于王国维自己的思想火焰。也就是说，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哲学并不是从学术角度开始的，而是从切身人生体验进行的解读的感悟。这种人本主义解读方式的原由，一是王国维本身有着深刻的灵魂触动，一是叔本华为王国维提供了一种最佳的启发方式或途径，两者缺一不可。
　　既然王国维的灵魂痛处被叔本华点中了，他为什么没有将哲学这一“专门中之专门”的学问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而是随后转向了文学呢？对此，王国维自我解释说：╩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
　　这就是王国维“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于是，王国维转而利用西方哲学这把牛刀对中国文学名著进行解剖时，可谓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被王国维第一个拿到哲学解剖台上的，就是距离当时已面世近２００年也被世人用中国固有考据之刀解剖了近２００年的名著《红楼梦》。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要选择《红楼梦》来检验他已经运用娴熟的西方哲学这把锋利牛刀呢？
　　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不能偏离王国维的悲剧情怀。王国维的天才情结，给他带来的悲剧情怀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他一生都在以悲剧目光打量着世界，也打量着他自己。所以，当王国维离开通州师范学堂回到家乡后，在又一次破碎其出洋留学之梦时，百无聊赖中他捧起了《红楼梦》，这一年是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的江南梅雨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王国维本就灰暗的心情潮湿到了极点，一种人生之痛楚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这时他完全信服了叔本华的“人生就是悲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