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在理解的同时，似乎还应该有勇气正视它，否则偏袒之责难以避免。对于王国维欢欣应诏的心理动因，笔者比较认可钱剑平先生的举例和剖析，故引摘如下：
　　诚然，作为知识分子在中国那个年代能得到皇帝，尽管是被废的皇帝的重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像胡适这样高举反封建大旗的新人，在电话里听到废帝溥仪要他进宫召见的消息后，也有莫名的情感，赶紧坐车前往不敢懈怠。（关于胡适进宫一事，笔者曾在拙作《守望紫禁城》中有过细致的描述。）胡适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应溥仪之请，入宫拜见“皇上”，引起国人的嘲笑；后来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冯玉祥倒戈回师，推翻曹锟，赶走吴佩孚，改组内阁并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对此，胡适致信外长王正廷，抗议冯玉祥驱逐废帝；后来胡适又作为“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胡适的这些举动，并非像有的人所讲的是他一只脚踏学术文化，一只脚踏政治的投机文人。而应该理解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一种情结，一种思想文化上的情结。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很容易把溥仪的皇宫看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或者说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悠久而深远，顽固而不化。一次匆匆忙忙的辛亥革命，显然是不可能“埋葬”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其间，更不要说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
　　所以，当王国维被逊帝溥仪“降诏”“著在南书房行走”时，既表明溥仪对王国维学识的认可与看重，又无疑是浓结了王国维的一种封建文化情结。无论如何，关于王国维欣然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人们似乎不应该以今天的标准和眼光予以挑剔。
　　王国维是何时接到溥仪“谕旨”的，手边没有资料可以确证，但可以得知罗振玉是在溥仪“降诏”的第二天，便急忙写信告诉王国维并催促他尽快北上就职了。在这封信中，罗振玉不仅简单地介绍了杨钟羲、景方昶和温肃等三人的有关情况，还兴奋地写道：“此四君子皆一时之选，比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付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月俸亦不薄，足供旅用。）”而这时，王国维因为岳母潘太夫人于同年４月１０日病故，正在家乡海宁办理丧礼事宜，等到他返回上海时竟收到了罗振玉多达五六封催促北上的信件。不仅如此，罗振玉似乎比王国维对“行走”南书房一事还要上心，因为他早早地就为王国维治好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姓为阳文名为阴文之印，另一方则是“文学侍从”之印。在这里，如果将罗振玉如此热衷王国维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与先前他将王国维引荐给升允相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却给人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那就是升允最初为什么没有举荐罗振玉而是王国维“著在南书房行走”呢？当然，后来罗振玉终于和王国维一样“行走”在南书房，但其间毕竟发生了诸多变化。这是后话。
　　在罗振玉“一日三电”的催促下，王国维终于在溥仪降下“谕旨”４０天后从上海起程了。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而有趣的事。试想，中国古代不仅有“朝奉诏夕至死矣”的严格“法律规定”，而且王国维在“接诏”之初也曾表现得极为兴奋和激动，而如今他却为何迟迟不“奉诏”进京呢？如果按照王国维回复罗振玉信中的说法是因为有诸多私事要处理的话，那面对“谕旨”王国维岂能如罗振玉所说“私意未敢谓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诸多私事羁绊的话，那么王国维又为何一再拖延“奉诏”进京的时间呢？如果这是一部《王国维评传》的话，笔者也许会单独列出一章予以重点解析，而在此只能提出并留下这一悬疑了，因为等待王国维进京的还有诸多烦心事呢。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王国维与男仆冯友两人乘坐“新铭”号轮船由水路起程，经过三天海上航行后于２８日到达天津港。王国维到达天津后，住在亲家罗振玉于法租界乐嘉里新建的别墅内，随后由罗振玉陪同拜谢了举荐他进入小朝廷南书房的两位“恩人”，这也是罗振玉在此前信中所提醒的。例如，罗振玉在５月１０日催促王国维北上进京的信中写道：“此次南斋添人之举，出于素相及奉新之疏，谓两人所期者甚富。过津时须谒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在这里，虽然限于手边资料还未查知“奉新”是何许人也，但很显然是这位“奉新”和“素相”升允两人举荐了王国维。于是，王国维在天津拜谒这两位“恩人”之后，于５月３１日抵达北京，并暂住在满清小朝廷“内务府总管”金梁的寓所内。四天后，王国维穿戴好从好友蒋汝藻处借来的朝服，进入紫禁城“晋见”逊帝溥仪，从此开始了他“行走”南书房的短暂岁月。
　　王国维自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６月就任“南书房行走”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而每六天入值一次南书房后并没有什么事务，真正成为一名“行走”者而已。不过，王国维在这期间除了学问上事之外，还是有几件事情应该记述的。
　　一、逊帝溥仪“降旨”为王国维“定级”“加恩”。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６月４日，王国维首次“晋见”逊帝溥仪正式就任“南书房行走”后，溥仪又于同年７月１４日“降旨”王国维“著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据陈瑞云女士在《清帝列传·宣统帝》中记述，当时充任溥仪师傅的俸禄中单是养廉银最少也有６００两之多。而作为“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这时至少也不该低于４００两，这样的月薪很显然属于待遇非常优厚的高薪阶层。既然经济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王国维不仅于同年９月１８日将眷属从浙江海宁老家接到了北京，租住在位于地安门内织染局１０号的一处宽敞四合院内，而且因为六天才当值一次而得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经常访求家藏珍本善籍奇书的老友新朋上，这不仅使其学识等方面从而有所增益，而且也对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例如此后他注重于金石学和西北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
　　这种有点优游味道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潜心治学的学人王国维有何感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逊帝溥仪对他的“恩宠”。例如，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溥仪鉴于王国维等工作卓有成效而再降“谕旨”予以褒奖：“杨钟羲、景方昶、王国维等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关于溥仪赏给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王国维很是看重，认为这是满清一朝“特之又特”的高规格恩遇，这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出：
　　维于初二日（即公元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与杨（钟羲）、景（方昶）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垞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
　　王国维在这里提到的《竹垞集》，是指满清康熙年间因博学鸿词而被征为翰林院检讨的朱彝尊的著作，其中有一首诗就是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的。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于明崇祯三年亦满清天命十三年（公元１６２９年）出生在浙江秀水（今嘉兴），因为擅长于诗词而于康熙十八年（公元１６７９年）被征入朝，后得恩宠而受赏紫禁城内骑马，其传世著作有《曝书亭集》（即《竹垞集》）。在朱彝尊的这部著作中，关于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之诗如下：
　　鱼鑰千门启，楼龙一道通。
　　趋翔人不易，行步马偏工。
　　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網▒
　　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
　　王国维在这里之所以提起其同乡朱彝尊的这一恩遇，还因为他与这位浙江同乡都是由布衣而得此“恩赐”的，所以实在是“特之又特”了。
　　二、王国维上“论政学疏”。关于王国维这篇“论政学疏”出炉的背景，虽然完全是由于当时逊帝溥仪在洋老师庄士敦的“教唆”下向往西学而一心想出洋留学所作，但其中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剖析，却体现了王国维对当时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状况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堪称是一篇见解深邃而文采飞扬的历史文献，故此全文录下：
　　奏为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皇上陈之：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示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全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少数党魁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矣。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