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之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自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而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以变计矣。皇上潜离未曜，高拱无为，虽在渊默之时，宜端出治之本，国是先定，则圣养有功，此于宗社万世之计、人民亿兆之福，所关甚大。此臣所欲言者一也。
　　方今邦域分崩，人民涂炭，四海之望，属在圣躬。皇上冲龄践阼，以亲贤之调护，师保之教训，其于祖宗之制、圣贤之书，固已熟习而饫闻之矣。聪睿之资闻于海内，节俭之德行于宫中，亦既问望焯然矣。顾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臣窃观我朝列祖列宗，皆博极群书，兼工艺事，宸翰奎章，横被海内。圣祖仁皇帝于历算、律吕、音韵诸学，无不究其精微，以至西域声母、腊丁文字，亦皆贯通，当时钦定诸书，若《数理精蕴》，若《历象考成》，若《律吕正义》，若《音韵阐微》，皆圣祖亲自指授，而修书诸臣若梅瑴成、王兰生辈，实圣祖学养也。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之富，冠绝百王，于内府所藏金石书画、远人所进方物，无不各有吟咏，或加题跋，赏鉴之精，考证之密，度越千古。原祖宗所以若此者，固非以末艺妨万几之政，亦岂与儒生争一日之长？只以朝野清明，海宇无事，欲心有所寄，身有所立，使惰慢之气无自而生，骄矜之萌无由而作。是故于祖宗之朝，内无声色之好，外无流连之游，小之无高台深池奇丽之观，大之无女子小人煽处之祸，用能享国长久，政治太平。虽今者皇上蒙难艰贞之时，非列朝全盛无事之日，其为闲暇正复相同。臣以为皇上典学之余，亦宜上法二祖，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此于涵泳圣德、颐养圣躬，均有关系。此臣所欲言者二也。
　　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乃近日外报论说有谓皇上脱屣大位、自侪平民，为去危就安之一法者。臣愚以为天下之至危无过于此。夫自辛亥以后，皇室无自卫之力久矣，政变岁遘，屡濒于危，然皆危而复安者，则以天命未改、民心未去、祖宗之功德在人、皇上之福禄正无涯量故也。且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阕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若如报纸之说，则名分不存、防卫又撤，虽匹夫之力足以为难。尔时欲如平民之自由，不可得矣。至报纸之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欲言者三也。
　　臣职在禁近，本欲伺清燕之间有所陈奏，虑言词謇拙，无以达臣区区之意，故敢具摺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不过，王国维这篇体现其赤诚“忠君”之心的“论政学疏”，当时由于其仅仅是“内廷”五品文学侍从的身份，并没能及时上奏到逊帝溥仪的“御案”前，直到后来升允在秘密呈送溥仪的上奏中提及此上疏时，才应溥仪之“索观”而得以“御览”，但究竟溥仪对这篇“上疏”是何态度，在文献中则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几乎所有的王国维研究者都认为这篇“论政学疏”的出炉与罗振玉关系密切，而这也正是由于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关系渐渐产生裂隙的根本原因。
　　三、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在思想观点上渐生分歧，为后来爆发的“罗王之裂”之端倪。如果把王国维“行走”南书房当作是罗振玉和升允等人图谋复辟邀宠而刻意安排的一颗棋子的话，也许有许多人在心里表示认同但表面上则不愿说得这么难听，但这并不妨碍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当然更不是王国维自己的过错。由此，我们不妨替视人格尊严和学术自由为生命的王国维想一想，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搀杂其中，导致他们关系最终走向决裂则是必然之事，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在“行走”南书房期间，表露出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产生分歧的，应该是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王国维“进呈”《观堂集林》时，罗振玉希望他一并代呈其《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因为不愿陷入罗振玉与郑孝胥等其他遗老之间的纷争中而婉言推拒。关于《观堂集林》这部被郭沫若誉为“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建筑起来的“一座崔巍的楼阁”式的著作，是王国维自己于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选编的一部文集。在这部文集中，王国维将其体例分为“艺林”、“史林”和“缀林”三个部类，收录其自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到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近１０年间的主要著述，堪称是王国维学术研究成果中的精华。至于王国维这部文集因何取名为《观堂集林》，或者说他“观堂”之号的由来，这完全可以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找到答案，因为他在请罗振玉为这部文集题写书名时说：“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这就是王国维“观堂”之号的由来。煌煌多达２０卷的《观堂集林》，不仅文稿由王国维亲自精审编选，其编排体例也是极为严谨的，全书印行完全由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出资，时间跨越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春夏至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１２月近三年之久，由此可见这实在是一项宏大的出版工程。在这部文集前有两篇序言，分别由罗振玉和蒋汝藻两人署名，而事实上均是王国维自己的手笔。以蒋汝藻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不仅主要说明了《观堂集林》成书之经过，还提出了后来明确概括为“二重证据法”之治学方法，其言语同样透露出王国维的不自谦：
　　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所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所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伙也。
　　而在以罗振玉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既追述了他与罗振玉多年之间的友情，又主要概述了他自己的治学历程：↑↑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丁巳（公元１９１７年），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
　　既然王国维对《观堂集林》如此看重和自赏，所以当他刚到南书房“行走”不久，就打算将正在上海装订的这部文集作为见面礼“进呈”给“皇上”溥仪，并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亲家罗振玉。不料，当罗振玉得知亲家王国维有向溥仪“进呈”这一特别礼物时，他也将自己关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选出几部专程邮寄到北京，请王国维帮助找一家好书店用黄绫包装后一并“进呈”。对于罗振玉的这一要求，知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一些遗老有矛盾的王国维感到很为难，于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其中纷争而告知说“数月以后”再办理此事。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托词”，脾气急躁的罗振玉不仅写信表示不必代呈其著述，而且还“请”将其著述让别人捎回天津。
　　二是罗振玉让王国维代奏其“上疏”时，王国维以同样缘由予以婉拒。王国维既然是罗振玉和升允安排进溥仪小朝廷的“棋子”，他们自然希望王国维始终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中，不仅要起到“眼线”作用经常汇报宫廷内部动向，而且还要联手对付与他们“政见”不同的遗老，比如主要对手郑孝胥。出生于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的郑孝胥，字太夷，号苏戡、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