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内府图书不计钱，汉家珠玉散云烟，而今零落无收处，故国兴亡已十年。”当日布棚冷摊情形如此，是本朝入关以后未尝得明代之宝器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器物者，近如国学之石鼓，稍远者如房山之石经，远者如长安之碑洞，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籍者，惟内阁大库之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此于宣统初年我皇上即以之立京师图书馆，其支流为今之历史博物馆，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今日内府之所藏，皆本朝二百余年之所搜集，其大半购自民间，其小半得于臣工之所进奉，《高宗纯皇帝御制文集》题跋一类，与《御制诗集注》中历纪其事，可覆按也。故今日宫中储藏与夫文华、武英诸殿陈列诸物（此二殿物民国尚未缴价以前），以古今中外之法律言之，固无一非皇室之私产，此民国优待皇室条件之所规定，法律之所保护，历任政府之所曾以公文承认者也。夫以如此明白之私产而谓之占据，是皇室于实际上并未占据任何之财产，而学会诸君于文字上已侵犯明白之私产矣。夫不考内府收藏之历史与优待条件是为不智；知之而故为是言是为不仁；又考古学会反对内务部《古籍古物古迹保存法章草案意见书》，于民国当道提取古物陈列所古器作疑似之辞，而对皇室事无论有无不恤加以诬谤且作断定之语，吐刚茹柔是为无勇；不识学会诸君于此将何居焉？又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鲁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存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槖，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二兄素明事理，于此《宣言书》竟任其通过发表，殆偶失之不检，故敢以意见陈诸左右。又，弟此书，乃以考古学者之资格警告我同治此学之友，非以皇室侍从之资格告大学中之一团体也。知我罪我，弟自负责，无预他人，合并附告。伏希亮察。
　　由此可见，原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发表宣言指斥满清小朝廷皇室人员盗卖宝藏、毁坏古迹一事，引起王国维的强烈不满，遂写了以上这封长信为清室予以辩护。关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王国维双方在这件事上对错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反正在同一封信中王国维还向北京大学发出了决裂的“宣言”：
　　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
　　就此，以王国维单方面终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前往其寓所请学事宜和坚决辞去该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一职，以及向胡适和容庚索回他们日前拿去准备刊用的文稿并宣布“停止排印”为标志，结束了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底，王国维已经“行走”在满清小朝廷的南书房，但也将结束他与小朝廷在名义上的瓜葛。那么，下面我们实在应该将目光转向王国维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以及他在其中尴尬无奈的境地，因为这是他在随后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悲剧中不能摆脱的前因。
　　第六部分
　　京都际运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享有隆盛学术声名的王国维自上海北上进京，这是他第二次融入京城这个大染缸，虽然他是一位洁身自好的纯粹学者，但在政治和社会的染缸里谁也无法幸免，何况王国维是直接与污染源相接触，这就使他的生命之剧被浓重地染上了悲情色彩。在这一悲剧中，王国维本不是主演，但在这里他则当之无愧地是被命运和时代这两个导演所操纵的真正主演，虽然演出的过程中他也曾有过抗争和自觉的逃避，但命运就是命运，它在社会巨变的漩涡中终究摆脱不了时代魔力的控制。于是，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王国维只能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千多年前汨罗江边那惊人的一跳拉下帷幕。这就是王国维的京都际运。

　　第二十三章
　　“行走”南书房
　　王国维是应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之“诏”进京的。在详细记述王国维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之前，实在有必要将此前有关事宜向读者作一交代，否则行文突兀将难以避免。那么，王国维是因何得以进入满清小朝廷南书房的呢？
　　王国维不是真正的遗老，但他交往的人员中则多是以遗老自居的“铁杆”遗老，诸如沈曾植、升允和罗振玉等。王国维之所以始终与遗老们为伍，那完全是以学问为纽带而形成的，因为这些遗老们多是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不过，客观点说，由于王国维与这些遗老们经常接触且交谊深厚，时间长了他自然会产生一种遗老情结。而促使王国维这种遗老情结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将他直接推入到遗老行列的，那当属与王国维心意相投且相知很深的“神交”之友罗振玉了。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春末，流寓异域日本近十年的罗振玉，终于回到了中国上海。旋即，罗振玉将三女罗孝纯嫁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之后，便携全家人前往距离京都最近的大都市天津定居。▓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作为中国北方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天津，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期间曾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重要的是，先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迁居其中，后有民国五任总统的命运与天津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独特的是，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租界区，居住在天津的洋人和中国近代名人之多，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些拥有豪华别墅、雇佣诸多仆役、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前清遗老遗少、金发碧眼洋人、豪绅巨贾、下野政客、落拓军阀和投机商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将天津作为他们尽情享受、休闲娱乐和“疗伤”的福地。当然，对于前清遗老遗少们来说，他们在天津“疗伤”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重返皇宫紫禁城的梦想，这其中就有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罗振玉定居天津的时候，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还没有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就给那些“供职”在紫禁城里或散布在天津等地的遗老遗少们一种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没有放弃复辟的念想。于是，当罗振玉定居天津与升允等“铁杆”遗老们的交往日益密切之后，不仅他自己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而且还借机“提携”了远在上海的亲家王国维。
　　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中国和世界诸多国家一样都是多事之秋，而王国维的家事也不少。诸如，３月３０日为亦师亦友的沈曾植祝贺７０岁寿诞；诸如，４月份老友罗振玉从日本回国；诸如，５月份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之三女罗孝纯结婚；诸如，９月初王国维脚气病发作，后至天津治疗时结识了升允；诸如，１０月份长子王潜明考取海关职员；诸如，１１月份三子王贞明调往江苏镇江下属火车站学习，同月六子王登明出生，同月次子王高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在这诸多家事中，王国维于１０月分应罗振玉之邀前往天津治疗脚气病，并因此结识满清朝廷高官升允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一件大事。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王国维抵达天津并入住罗振玉于英租界内暂租的寓所内，在这前后罗振玉曾专程前往河北易县拜谒清德宗光绪皇帝的陵寝，由此可见罗振玉应该属于十足的满清遗老。因此，当王国维来到天津治疗脚气病时，罗振玉特意将他向升允作了引见。
　　出生于咸丰八年（公元１８５８年）的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又号素存，蒙古镶蓝旗人，这位蒙古贵族不仅曾历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巡抚、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等显职，而且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金石学家。所以，当罗振玉将学术盛名播扬海内外的亲家王国维引荐给升允时，这位有“素帅”美誉的满清贵族对王国维极为欣赏，而王国维也因为罗振玉对升允有“器识果断，当推素公为第一”的评价，同样对他很是敬重。而这位“素帅”升允，民国以前因为是满清朝廷的达官显贵，所以在溥仪退位后始终积极地谋求复辟。早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升允就曾潜往日本谋求外援以图复辟，这使他在整个遗老遗少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而这时，正在日本避风的罗振玉闻知升允也在日本的信息后，遂专门前往升允在京都的“中野别墅”拜望，就此两人一见如故，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辫帅”张勋在北京实施复辟时，这位“素帅”升允被溥仪委任为大学士，由“素帅”升格为“素相”。再后来，张勋复辟闹剧瞬间破灭，升允随即也潜往天津租界寓居，但复辟之心并不曾泯灭。而今，王国维因为罗振玉的引见结识了这位满怀复辟之心的前满清遗老领袖，随后他被溥仪小朝廷一纸“谕旨”宣入紫禁城，也就实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６日，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降下了这样一道“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位于紫禁城乾清门西南，原是清朝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作为清朝的一种官阶职称，相当于前朝的文学侍从，其主要职责无非就是帮助皇帝处理点文字事务。不过，满清王朝时能充任南书房行走一职的，虽然没有一定人数和官阶品秩之规定，但起码也要是进士、翰林出身。而在溥仪这道“谕旨”中所指定的四位南书房行走中，除了王国维之外其他三位都是进士出身，故当王国维得知自己以一名“诸生”的身份入选其中时，自然备感荣幸和激动。对此，在王国维随后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这从《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可得证明，在此不赘。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出于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人品的敬重，而有所讳言或根本就不予承认。其实，对于这种心态我们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