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姓名，当较此为完好，他日当访求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肯定了《秦妇吟》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补充说明韦庄的弟弟韦蔼在编辑《浣花集》时也没有收录此诗的情况。同时，王国维在文中又点明了自己看到的《秦妇吟》是藏于伦敦的卷本，并希望有机会到法国巴黎访求藏在该国民图书馆中比较完好的《秦妇吟》卷本，以便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实，王国维既是第一个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秦妇吟》长诗的人，又是第一个在刊物上向世人披露《秦妇吟》残诗的人，更是“我国人正式校勘之始”。当然，作为第一位校勘《秦妇吟》长诗的学者，以王国维的学术底蕴而言，其校勘水准非一般学者所能比，这不仅表现在王国维先后为《秦妇吟》撰写的四篇相关研究文章，还在于他的研究决不局限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透过这首长诗来分析作者的心理与情感，以及考察当时时代的变化历程与社会状况。所以，《秦妇吟》一诗一经王国维校勘研究之后，又有诸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其中不乏像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和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如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就一首诗歌而引起诸多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恐怕除了像《离骚》和《长恨歌》这样的大作外，还没有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能像《秦妇吟》这样在学界引起如此之重视与轰动。
与王国维率先考证、校勘和研究《秦妇吟》长诗而引起后世学者极其关注有相似之趣的，除了前面已经解析过的“罗王之学”甲骨文之外，还有就是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了。而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俗文学之外，王国维还对汉朝的文书程式、烽燧制度、边疆官吏的官秩和唐朝的官职制度极其演变、唐朝时敦煌地区统治者的家族情况，以及中国古代重要文书典籍和古音韵学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是弥补订正了史书中的一些缺失和舛误，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哈同花园时期进行的。据初步统计，王国维先后撰写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论述近４０篇，他对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表示满意，这从他于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秋天写的《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中可以感知：
一
吏黠民冥自古然，牛毛法令弄犹便。
千秋仁政君知否？不课丁男只课田。
（唐沙洲敦煌县大历四年户籍）
二
女主新符出阿师，寻寻遗法付阇黎。
《大云》两译分明在，莫认牟尼作末尼。
（《大云经疏》）
三
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
茂倩漫收双绝句，教坊原有《凤归声》。
（《云谣集》杂曲子）
四
劫后衣冠感慨深，新词字字动人心。
贵家障子僧家壁，写遍韦郎《秦妇吟》。
（韦庄《秦妇吟》）
五
圣德圣功古所难，千秋郅治想贞观。
不知六月庚申事，梦里如何对判官。
（《太宗入冥》小说）
六
赐姓当年遍属蕃，圣天译语有根源。
大金玉国天公主，莫作唐家支派论。〓〓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于阗国天公主李氏施画地藏菩萨像）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国维是已经成为世界显学——敦煌学的发轫者之一。
第二十二章
北大之决
就“食”于哈同花园几年间，王国维虽然为“生活所累”不得不委蛇于此，但他的学术盛名则早已播扬海内外，北京大学对他三请四邀就是最好的说明。不过，狷介书生王国维后来虽然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的通讯导师，并以不素食的秉性积极履行自己的导师职责，也曾为“改造旧北大创建新北大”而出谋划策，但最终却以决裂的方式与其告别，这实在不能不使人想探询其中究竟。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戊戌变法所取得的一项最直观成果。不过，京师大学堂自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创建，到衍变为北京大学直至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在这近２０年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滋生了“著名腐败”的官僚等严重不良习气，可以说是积弊丛生、流俗横溢。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六年（公元１８６８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以二甲第３４名荣登进士，同年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随后在满清朝廷和民国政府历任诸多要职，但为其赢得世界盛誉的则属教育方面的思想和成就。例如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天后他发表了著名的就职讲演：“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随后，蔡元培开始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其改革方式可谓是大刀阔斧，改革力度也称得上是干净彻底，改革效果更是立竿见影。在众多改革措施中，广泛延揽持有不同政见和学术观点的旧学硕儒及新学名士，是最为人称道与瞩目的。诸如，当时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不仅有旧学硕儒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也有新学名士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和周豫才等；既有特立独行的辜鸿鸣，又有一身傲气的“章门弟子”黄侃，还有“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帮凶”刘师培，这无论如何也是兼容并蓄、百花齐放了。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一次邀请，是蔡元培走马上任半年之后。关于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一事，钱剑平先生和陈铭先生在各自著作中都认为是胡适向蔡元培积极举荐的，而陈鸿祥先生则持否定的观点，他说：“向王国维发出邀请，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即“囊括大典，网罗百家”等），经蔡元培亲自提名决定的。”不过，无论北京大学是因何而向王国维发出的邀请，都不妨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对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的客观评价和崇敬。例如，胡适于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８日在日记这样写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姑且不论胡适这一评价如何，就其中透露出他对王国维的敬仰，则毫无疑问。其实，胡适说这番话时他还不曾见过王国维，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６月自美国回国途经上海时，一定在上海更加风闻了王国维的学识和人品，否则也不会有他于两个多月后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向蔡元培举荐的“传闻”。其实，关于胡适举荐王国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否是“传闻”一说，并没有穷根究底之必要，也不影响他后来竭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王国维的这一事实。这是后话。
总之，王国维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２日收到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封邀请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之举，是通过王国维当年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的同学兼同乡马衡进行的。不过，面对北京大学的邀请，这时正沉浸在甲骨文研究中的王国维，并没有因为马衡是同乡好友而应允。北京大学之所以请当时还未到北京大学任职的马衡担当这一使命，大概是因为一时还没找到能向王国维进言之人，而马衡的哥哥马幼渔这时则任教于北京大学，于是便由与王国维交谊不错的其弟马衡出面了。对于北京大学的这一邀请，即将杀青甲骨文里程碑之作《殷周制度论》的王国维，并没有因为生计依然窘迫而贸然答应。对此，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即王国维“永观”之号的谦称）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同月，王国维在完成《殷周制度论》之后，又转身投入到古音韵学的研究之中。
对于王国维的婉言谢绝，胸怀远大的蔡元培也许有所预料，所以他于四个月后再次请即将就任北京大学文科金石学讲师的马衡向王国维发出了第二封邀请信，这时是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这年隆冬时节，经过一番改造的北京大学可谓是红红火火，而蛰居在上海吴兴里一栋陈旧老宅底层里的王国维，却冬烘在他那自名为“尚明轩”的书斋中。江南的冬天向来比北方寒冷，即便气温高于北方，也会因为室内不设暖气和空气潮湿等原因，而使阴冷之气侵袭人的周身。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冬天的上海，由于气温比以往要低的多，这使居住在偏僻寓所里的王国维感到更加寒冷，以致手不释卷的他不得不放下书籍，捧着手炉在室内踱来踱去。因为天气过于寒冷，于同年９月出生的三女王松明在隔壁房间里不停地哭闹着，这也搅扰得王国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北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于是，王国维索性放下手炉走出房门，任凭寒风越过不高的院墙在小院内肆虐。经过寒风刺激的王国维，猛然想起已成莫逆之交的学界前辈沈曾植，他就居住在距离吴兴里自己寓所的不远处，何不向他请教呢？可转念一想，王国维又打消了这一想法，因为他明白以前清遗老自居的沈老，时刻也不曾忘记复辟的念头，他这时如果向他讨教是否到满清首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事，这位复辟思想严重国学硕儒一定会表示赞同，而这却不是这时王国维之所想。那么，还有谁可以商讨呢？对，还有远在日本京都的老朋友罗振玉。想到这，王国维遂转身返回了“尚明轩”，稳稳地坐定在书桌前，先用温水化开几日不用便已冰冻的砚台里的浓墨，然后提笔展纸写信给罗振玉诉说道：“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即沈曾植），必劝永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则殊觉无谓也。”写完这封信后，我们不知王国维是否等到罗振玉的回信，反正他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元旦这一天很是忙碌，先是一大早就前往沈曾植府上拜访，但并没有谈到北京大学向他发出第二次邀请一事，而是对当前国内外局势表示了共同的担忧和悲观，随后他又走访好友孙益庵，谈起自己到蒋汝藻密韵楼编写书目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想法。元旦过后，王国维于第二天再次来到沈曾植家中长谈，在谈到北京大学邀请他就任该校教授时，沈曾植果然表示支持。对此，王国维随后写信告诉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做二月勾留。”很显然，沈曾植希望他们认为同样是遗老的王国维，可以借此机会在北京联络其他遗老，共同运动复辟之事。当然，王国维并不认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