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贡献呢？
　　在解析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内的卓越成果之前，笔者想先引录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暑假时应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中的一段话。在这一讲演中，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归纳为“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个方面。其中，关于“敦煌遗书”王国维这样说道：
　　汉晋牍简，斯氏（斯坦因）均由人工发掘得之，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出世，而为斯氏及法国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中叶，道观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浭阳端氏（端方）所藏敦煌出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乃光绪甲辰以前叶鞠裳学使（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
　　在这里，王国维提到自己从“浭阳端氏”和“乌程蒋氏”两人处见到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一些散件，虽然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得见这些散件的，但“浭阳端氏”（端方）所藏的“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则是“光绪己亥所得”，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这个时间竟比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遗书”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还早，想来这一散件虽不属于“敦煌遗书”，但王国维明确地说明是由“敦煌出”，这就表明王国维关注敦煌出土古物的时间要早于“敦煌遗书”发现之时。另外，“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王国维也明确地说明是在“光绪甲辰以前”从那位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中所出，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这个时间也要比“敦煌遗书”被押运到北京早的多。由此可知，王国维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伯希和所得，这很显然对他撰写敦煌学发轫之作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例如，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９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将其视角扫射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因为这些内容在甲骨文研究中多有涉及，在此不赘。下面就王国维在“敦煌遗书”中对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例举一二，以窥见其在这一当时及现在人们都不太重视的领域中的突出贡献。
　　确实，王国维研究“敦煌遗书”实在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像那些守旧学者那样只将目光习惯性地盯在参证正史等方面，虽然他也撰写了这方面的学术文章且水准要高人一筹，但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边角料”，并开拓出了敦煌学中一个崭新而有趣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王国维撰写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因为王国维在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即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１月他就将斯坦因撰写的《中亚西亚探险谈》（又名《流沙访古记》）翻译成中文，但这毕竟不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所以他自己记于“辛亥六月”即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７月撰写的《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一文，当属王国维正式开始敦煌学研究之作。那么，《太公家教》是怎样一部书，王国维又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自己敦煌学研究发轫之作呢？
　　在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第１７卷第８号的《东方杂志》上，王国维撰有《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其中，王国维引录有关于《太公家教》一书作者概况及成书原因的一段原话：
　　□□□□代长值危时，望（亡之讹）乡失土，波迸流离。只欲隐山居住，不能忍冻受饥；只欲扬名后代，复无宴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时之随。辄以讨其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
　　由此可知，《太公家教》应该是由落魄老书生编撰的一部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相当于《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等。对此，王国维根据书中“多用俗语，而文极芜杂无次序”的情况，遂考证说：《太公家教》一书“盖唐时乡学究之所作也。”不过，即便是“唐时乡学究之所作”，王国维也没有轻视《太公家教》，而是认为该“书全用韵语，多集当时俗谚格言，有至今尚在人口者”，即承认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在当前的研究价值。于是，王国维“辄举其要者”引录了一些，我们不妨也来看一看：
　　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知恩报恩，风流儒雅。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日为君，终身为主。
　　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彊莫触，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
　　罹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悔不忍饥。
　　男年长大，莫听好酒；女年长大，莫听游走。
　　含血噀人，先污其口；十言九中，不语者胜。
　　款客不贫，古今实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之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躯。
　　香饵之下，必有悬钩之鱼；重赏之家，必有勇夫。
　　而正是因为《太公家教》无论是在文体方面还是文学成就上都“决不能与唐人他种文学比矣”等原因，王国维则独具慧眼地将其挑拣出来加以考释，这就好比后来诸多学术大师极为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一样，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卓而不凡的学术眼光和勇气。
　　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王国维还列举了《秦妇吟》、《季布歌》、《董永传》、《春秋后语》（其中三阕词）、《凤归云》（云谣集杂曲子）和全用俗语撰写的唐人小说《太宗入冥》等等俗文学。其中，王国维对于失传多年的《秦妇吟》进行了重点考释，且取得诸多“第一”的成就。##
　　关于《秦妇吟》，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开头便这样写道：
　　敦煌唐写本书籍，为英国斯坦因博士携归伦敦者，有韦庄《秦妇吟》一卷，前后残阕，尚近千字。此诗，韦庄《浣花集》十卷中不载，唐写本亦无书题及撰人姓名。然孙光宪《北梦琐言》，谓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阕，著《秦妇吟》一篇，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今敦煌残卷中有此二句，其为韦诗审矣。诗为长庆体，叙述黄巢“焚掠”，借陷“贼”妇人之口述之，语极沈痛详尽，其词复明浅易解，故当时人人喜诵之，至制为障子。《北梦琐言》谓庄贵后讳此诗为己作，至撰家戒，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则其风行一时可知矣。
　　在这里，王国维告知人们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大略梳理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王国维是从英国斯坦因携归伦敦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秦妇吟》残卷。其实，王国维一生从未到过英国伦敦，他发现《秦妇吟》残卷纯粹属于偶然。原来，王国维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为了研究“敦煌遗书”，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专程前往英国伦敦拜访斯坦因，并抄录和拍摄了其携带回英国的“敦煌遗书”卷本。同年，流寓日本的王国维从狩野直喜处发现了《秦妇吟》残卷，即便当时“此诗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但学识渊博的王国维竟通过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两句诗，并参照北宋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考证出《秦妇吟》的作者，以及作者创作这首诗时的社会现状及时代背景。
　　二、《秦妇吟》的作者是韦庄，这是王国维告知人们的第二点信息。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唐昭宗时进士，曾是节度使王建的幕僚，为其掌管书记一职。唐朝灭亡后，王建建立前蜀政权并称帝，而韦庄则成为其门下侍郎同平章之事。不过，韦庄留名史书并不是缘于他仕途显赫，而是因其诗词之盛名，特别是他的《花间集》更为人们所熟知。确实，诗词风格类似于白居易的韦庄，特别擅长于长庆体，这也是王国维比较擅长的，所以他的诗词虽然语句平易通晓，但是意境则较为深远壮阔，寓意也很深邃宏大，例如为他生前赢得盛名却也为他极为避讳的《秦妇吟》长诗。
　　三、韦庄是有感于黄巢起义军攻陷唐朝都城长安而创作《秦妇吟》。原来，年轻的韦庄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恰逢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他目睹长安城内一片狼籍的混乱状况，遂假借一位陷入起义军中的秦姓妇女之口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该诗记述详尽而生动，语句通晓而顺畅，在当时就极为流行，许多人都把它抄写在绢子上作为友人之间赠送的礼物（即当时称之为“障子”）。为此，韦庄一度有“秦妇吟秀才”之美誉。不过，后来身居显赫官位的韦庄，因为当时一些极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及为自身名誉考虑，对《秦妇吟》一诗极为避讳，并在家训中要求后世子孙坚决不能“垂”《秦妇吟》的“障子”。这就是《秦妇吟》失传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样一首在当时就为人们所传诵而作者则竭力避讳的好诗，王国维不仅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开头就予以重点提出，而且还引录了当时前后都缺少的这首《秦妇吟》残诗。在引录之后，王国维接着还这样写道：
　　此诗前后皆阕，尚存九百六十余字，当为晚唐诗中最长者。又才气俊发，自非才人不能作，惟语取易解，有类俳优，故其弟蔼编《浣花集》时，不以入集。不谓千百年后，乃于荒徼中发见之。当时敦煌写有数本，此藏於英伦者如此。巴黎国民图书馆书目有“《秦妇吟》一卷，由补阕韦庄撰”，既有书名及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