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成两份或三份甚至更多份，以瞒天过海、掩人耳目。随后，当这批劫余的“敦煌遗书”移交学部再转交到京师图书馆保存之前，这种被劫掠的命运依然没有结束……
　　那么，“敦煌遗书”到底是怎样一批古物，它在中华文化和学术研究中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其总共有多少卷，如今又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呢？
　　“敦煌遗书”主要分为宗教经卷和世俗文献两大部分，宗教经卷约占８０％，世俗文献约占２０％。在宗教经卷中，除了佛教经卷之外，还有道教、摩尼教、犹太教、祅教和景教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和辑佚之功。在世俗文献中，除了传统的汉文经、史、子、集等传世典籍外，还有一些是具有校勘和订补历史文献作用的极为难得的孤本秘籍。除了宗教经卷和世俗文献文书之外，藏经洞里还发现了大批木版画、绢画、纸画、麻布画、刺孔、粉本、丝织品和剪纸等美术工艺品，这同样是人们研究佛教艺术及其他各种艺术的重要参照史料，也是人们探讨中古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中极为难得而形象的实物资料。
　　“敦煌遗书”的书写文字，以汉文为大宗，此外还有上万卷吐蕃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怯卢文、龟兹文、突厥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蒙古文等１０多种古民族文字的写本。其中，粟特文、于阗文、怯卢文、龟兹文、突厥文和西夏文等，在当时属于久已绝传的文字，此次复得实在是研究这些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性意义。
　　“敦煌遗书”的形式，主要以卷轴装的写本为主，也有梵箧装、蝴蝶装、册子装、挂轴装和单张零星页片等多种形式。除了写本之外，还有拓印本、木刻本、刺绣本、透墨本、出图本和插图本等多种版本，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书籍的发展史、版本史、印刷史、装帧史上都是极为珍贵而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敦煌遗书”涵盖的时限，上起东汉末年，下至元朝时期，即从公元２世纪到公元１４世纪，延续时间长达１２个世纪。其间，历经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西夏和元朝等１０多个朝代，这无疑成为研究以上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就“敦煌遗书”的内容来说，包括有天文、历法、算学、历史、地理、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文字、名籍帐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和曲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极为广泛地反映了中古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
　　然而，关于“敦煌遗书”的数量，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凿的答案。如此，只好根据敦煌研究院最新的研究统计，向读者作以大致说明：目前世界上共有１４个国家和地区收藏有敦煌文献，它们分别是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德国、丹麦、印度、芬兰、韩国、澳大利亚、瑞典和中国台湾。其中，中国保存有约１８５００件、俄罗斯１９０００件、英国１３３０００件、法国６０００件、日本１０００件、美国２５件、丹麦１６件、德国３件，另外印度、芬兰、韩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还有数量不等的敦煌文献。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敦煌遗书”主要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２９个博物馆或图书馆中，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分别收藏有敦煌文献１６０００件、２０５件、３００件、８００件、１８９件和１３８件。另外，在中国台湾的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藏有１４４件敦煌文献。以上说的是件数，而不是“敦煌遗书”的卷数，若以卷数而论，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由敦煌运到北京时只有残存的８６９７之卷，这与当初道士王圆箓发现近５００００卷相比竟不足五分之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感谢一个人——王国维的老朋友罗振玉。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当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应邀前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寓所内观看并抄录部分“敦煌遗书”时，他们还从伯希和的口中得知了敦煌藏经洞内依然藏有诸多古文书写卷的信息。随即，由罗振玉向学部左丞乔茂楠汇报，并以学部的名义亲自起草电报，要求陕甘总督毛庆蕃封存藏经洞，并先行出资购买散落民间的“敦煌遗书”，所花费用随后由朝廷学部电汇偿付。然而，当乔茂楠与学部人员协商后，虽然电报及时发往了陕甘总督署，但却将电文中随后支付费用这一句话删除了。对此，深谙当时清廷官员办事积弊的罗振玉，担心陕甘总督会因此而拖延办理此事，随即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希望由京师大学堂支付这笔资金。而这位日后在“敦煌遗书”押解人员何震彝的京城宅第内积极参与挑拣珍品经卷藏入自家书房中的总监大人，竟然以“大学堂无此款”一句官话搪塞罗振玉，这使深深明白“敦煌遗书”学术价值的罗振玉当场激愤起来。于是，罗振玉当即表示说如果京师大学堂不愿支付这笔资金，他将从由自己负责的京师大学堂农科里节省经费予以支付，不足部分则以自己的全部俸禄来补充。闻听罗振玉发出这样痛心的慨叹，刘廷琛终于答应由京师大学堂支出这笔资金。
　　有了朝廷学部电文的督办和京师大学堂的资金保障，陕甘方面很快就购买到这批“敦煌遗书”，并派员立即押解进京，随后则出现了上文介绍的由中国各地各色人等“洗劫”这些写卷的丑剧。上演劫掠“敦煌遗书”丑剧者被写进了历史，竭力保护“敦煌遗书”的人如罗振玉等也被载入了史册，只是记载两者的文字色彩有所不同。而与这两者都不同的，还有一位“骑墙”的无知者，那就是王国维的另一位老朋友——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缪荃孙知道“敦煌遗书”被发现的消息，比罗振玉等人都要早，即他在伯希和从敦煌盗卖这些写卷两个月后便得知了的。对于这样一个消息，缪荃孙不仅亲自从伯希和口中听说，而且也曾亲眼目睹过其中的部分写卷。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这位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注意和重视，他反而认为这是一大“奇闻”。对此，缪荃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洲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刻板，奇闻也。”现在想来，作为堂堂京师图书馆馆长的缪荃孙竟然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敦煌遗书”一事视作“奇闻”，这实在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奇闻了。
　　说了这么多锥心之事，我们还是来看看关于“敦煌遗书”最初的研究情况吧。
　　最早接触“敦煌遗书”的学者，应该说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甘肃省学政（相当于现在一省之教育厅厅长）的叶昌炽。这位出生道光二十九年（公元１８４９年）的叶昌炽，字颂鲁，又字鞠裳，号缘督，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到甘肃省任学政，其一生以辑录和校勘古佚书、古碑刻为最大的嗜好，是一位金石学家。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当叶昌炽收到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寄呈“敦煌遗书”中的几件碑拓和《水陆道场图》绢画及四卷唐人《大般涅槃经》之后，便在日记中对其进行了记录、考订和研究。第二年，叶昌炽又亲自来到酒泉进行考察，并从汪宗瀚和王宗海处得到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和《开益经》等。随后，叶昌炽不仅对这些卷本和写本均有考订，而且还将其见闻和考订都写进了他的著述《语石》和《邠州石室录》中。由此可见，叶昌炽应该算是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而第一位公开发表敦煌学文章者，就要数罗振玉了。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９月，当罗振玉在北京苏州胡同伯希和寓所内观看、抄录部分“敦煌遗书”后，一边敦促朝廷学部下令甘肃地方当局封存依然留存在藏经洞中的“敦煌遗书”，一边着手对从伯希和处抄录的内容进行考证和校勘，随后编撰成《敦煌石室遗书》由诵芬室刊印发行。在这部《敦煌石室遗书》中，不仅收录有罗振玉本人对“敦煌遗书”考订的文章，还有蒋黼的《沙洲文录》和曹元忠的《沙洲石室文字记》等以序跋形式考证敦煌沙洲史事的文章。这应该算是中国学者研究“敦煌遗书”最早一批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而最早发表“敦煌遗书”研究专著的，则是王国维的日本老朋友藤田剑峰。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８月，始终跟随在罗振玉身边的藤田剑峰以《敦煌石室遗书》为底本，并参照罗振玉的《校录札记》，撰写并在北京印行了《慧超传笺释》一书。对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女士认为，这应该是以敦煌文献为研究对象最早发表的专著。
　　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所说：“如要说最早在刊物上发表敦煌学论文的学者，可能是刘师培。刘氏江苏仪征人，１９１１年在《国粹学报》第七卷１∽８期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１９篇，所据也是伯希和所得敦煌写卷。”好在李伟国先生在这里用了“可能”两个字，否则则要埋没罗振玉最早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文章的头筹了。因为早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罗振玉就撰写了《莫高石室秘录》（疑是《鸣沙山石室密录》）一文，并于当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六卷１１和１２期上，虽然这不是纯粹的学术著述，但其中考订色彩并不比刘师培那《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１９篇论文逊色。
　　不过，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接着李伟国先生话语的，还有赵和平先生对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评说：“早期研究敦煌学最有成就的除了上述叶、罗、刘三位外，还有大学者王国维，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可以说还在上述三位之上。”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赵和平先生为何只提出“叶、罗、刘”三位中国学者而忽视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单是说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这三位之上一语，这个评价倒也是客观公正的。那么，王国维在敦煌学方面到底有何研究成果，他对于敦煌学发轫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