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遗老，他始终将自己定位在学者这一身份上。所以，王国维基于种种原因再次婉拒了北京大学的邀请。
　　关于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王国维一事，在诸多书刊中记载尤其混乱。诸如，钱剑平先生说：“１９２０年底北京大学第三次向王国维发出了邀请。”诸如，陈铭先生说：“北京大学曾三次邀请王国维去任教，都是通过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马衡发出的……这三次邀请分别是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和１９２０年。”如果不挑剔其他方面的不实之处（如北京大学第一次邀请王国维时马衡并没有到北京大学任教），而将钱剑平先生所说与陈铭先生所列举相对照，倒是可以基本印证北京大学第三次向王国维发出邀请的时间，是他们所说的民国九年，即公元１９２０年。然而，陈鸿祥先生却另有说法：“首次聘请搁了下来。半年以后，北大派来了‘使者’，登门面请，时为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在这里，陈鸿祥先生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二次，但从上下文来看，这无疑就是北京大学的第二次邀请。如果这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二次邀请的话，单从时间上来说倒与陈铭先生所说相符，但与北京大学此前已经有的两次邀请，即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和１２月这两次邀请则有所冲突。所以，如果将这三位先生所说与王国维年谱等其他资料相对照的话，则不难发现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应为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即便这个时间与钱剑平先生和陈铭先生所说第三次邀请的时间不相符合，也与陈鸿祥先生认为此时的邀请为第二次邀请在次数上不对应，但是按照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和１２月已有的两次邀请算下来，这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无疑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关于这次邀请的具体情况，王国维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６日即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的第二天，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这样说道：“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在这里，王国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却涵盖了这样几个方面的信息：一、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是派专人前来，但不知来人是谁；二、这次来人面请时再次申明了将教授的内容，想来教授内容在以上邀请信中曾涉及过，否则王国维不会使用一个“仍”字，在此之所以提出，是因为这竟被许多王国维的研究者所忽略；三、王国维不仅表示了明确的拒绝，而且还听说北京大学将第二次派人前来邀请的信息；四、王国维已经想好了拒绝来人的托词。
　　此后，关于王国维的情况：先有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９月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邀请王国维到京都大学任教，后有王国维兼任哈同花园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再有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为亦师亦友的学界前辈沈曾植庆祝７０寿诞，接着就是罗振玉于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４月由日本回国，同年５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结为伉俪，可以说是事务繁忙。而北京大学方面则更是风云变幻莫测，如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爆发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三天后蔡元培辞职离京，在天津写信对“五四运动”表示支持。随后，蔡元培先到上海再赴杭州，先后两次拒绝北京政府方面电请其回校任职，直到同年７月９日当政府答应其邀请后才致电媒体表示复职，但真正返回北京大学则是９月１２日的事了。经过诸多事变之后，蔡元培依然没有忘记聘请王国维到北京大学就职一事，于是就有了第四次的邀请。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第四次邀请的时间，应该是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底。是年，马衡受蔡元培之命先是来到天津，准备聘请已经定居天津法租界的罗振玉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并希望通过罗振玉这位王国维的多年好友、学术同道兼亲家翁来向王国维发出邀请。面对北京大学的邀请，罗振玉当时是何态度不太明了，但从随后他写给蔡元培长达数千言的《古器物学研究议》的答书来看，他对就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没有应聘。不过，罗振玉虽然没有应允北京大学的聘请，但他则当着马衡之面向王国维写了一封“诚劝”其应聘的信件。随后，马衡便信心十足地亲自赶往上海，向王国维表示当面邀请的诚意，没想到王国维还是婉言谢辞了。原来，罗振玉没有应允北京大学的邀请，他也不希望王国维应聘，所以就有了紧跟其后的给王国维的第二封信。在这一封信中，罗振玉声明说第一封信并非是其真意，而是碍于马衡之面“不得不以一纸塞责”。接着，罗振玉则吐露其真意，也希望王国维与他一样“设辞谢绝”。有此暗藏“机关”，马衡出面邀请王国维再一次未能如愿，也就实在是必然的事了。当然，王国维这时应聘北京大学确实有自己的难处，这从他随后写给罗振玉的回信中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回信中说：“马淑翁（即马衡）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望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在这封信中，王国维不仅坦诚己见，而且还透露了“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一语，这表明前年即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王国维一定与马衡当面谈及自己不能应北京大学之聘的实际情况，虽然限于手边资料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在前两次邀请中的某一次相见，但至少表明王国维为人处世就像他治学一样，确实是鲁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老实如火腿般”的真正而忠厚的学者、老实人。不过，无论王国维是听从罗振玉之真劝而“设辞谢绝”，还是确实有难以应聘之事，马衡在表示遗憾的同时，也非常理解王国维之所为。而当马衡回京向校长蔡元培如实汇报有关情况之后，蔡元培又仔细阅读了罗振玉的《古器物学研究议》答书，遂改变策略但不改变其宗旨地向王国维发出了第五次邀请。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第五次邀请的时间，应该是距离第四邀请有一年之隔，即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底。这时，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希望能聘请到像王国维这样一流的学术大师担任研究所的学术远程指导导师。为了使这一次聘请获得成功，北京大学采取先由马衡出面向王国维发出邀请信，随后再由马衡之兄、北京大学教授马幼渔委托即将返回上海的张尔田当面向王国维表达北京大学聘请他的诚意，并说明考虑到王国维的实际情况，改北上进京教授为坐镇上海实施书信方式的远程指导即可。对于北京大学及其校长蔡元培等人表示出的如此之诚恳厚意，王国维终于有所感动。于是，王国维于第二年即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２月初诚恳地向马衡回信说：“来书述及大学函授之约，孟劬（即张尔田）南来亦转达令兄雅意，惟体稍孱，而沪事又复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正顿后再北上，略酬诸君雅意耳。”在这封信中，王国维虽然明确说明自己应允聘请之语，但也没有像以往几次那样表示婉言拒绝。
　　为此，当蔡元培于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底出访欧美至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９月初回国后，再次派遣马衡前往天津，先是聘请罗振玉担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函授指导导师，在得到罗振玉肯定的应允之后，再由马衡驰书上海聘请王国维。在这封信中，马衡这样写道：“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叔蕴先生（即罗振玉）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这一次，王国维终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这时已是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３月了。北京大学历时五年之久锲而不舍地聘请王国维这一位学术大师的举动，单就其诚意来说远比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对于北京大学和蔡元培而言，他们不仅聘请到了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也体现了蔡元培作为卓越而伟大教育家那比天还辽阔的胸怀；而对于王国维来说，在应聘后的几年间他确实将自己渊博的学识、独特的治学方法和对教育改革的真知灼见，都“老实如火腿般”地贡献给了北京大学和他的学生，这就是王国维这位笃实君子、纯粹学者的品行。
　　不过，在王国维正式履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职责之前，还发生了拒收“脩金”之美谈。
　　原来，王国维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后不久，北京大学便于当年７月专程派张嘉甫前往上海，面交马衡书信和２００元“金”。不料，抱定不素食信念的王国维收下马衡的书信，而坚决拒绝了“金”。为此，王国维在第二天即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８月１日回信马衡说：
　　昨日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及大学脩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悚。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脩。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邸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托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关于拒收“脩金”，在王国维而言：一是不素食信念使其所以然，二是他认为导师只是一个名誉性职称；而对于北京大学方面来说，则表明王国维还没有真正应聘。于是，同年８月１７日马衡领受校长蔡元培和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之深意，再次驰书王国维说明“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脩”，只是作为通讯导师的“邮资”。同时，北京大学再次派张嘉甫携带２００元“脩金”前往上海，并转达了蔡元培与沈兼士两人煞费苦心商量的深意：
　　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脩。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