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以去，由是技益大进。年四十，归，遂不复出。惟一游金陵，一沿桐江，观富春山，登钓台，皆不数月而归。归后，日临帖数千字，间于素纸作画，躬养鱼种竹，以为常课。”王乃誉这种勤勉的自学精神和爱好广泛的兴趣，自然会对少年王国维产生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父亲王乃誉善于自学的悟性与精神，是王国维后来走上独学之路并大获成功最为真切的例证。
　　不过，兴趣广泛并善于自学的王乃誉，虽然自学成才并创建了还算殷实的家业，但在教养长子王国维这件事上却显得有些刻板教条，或者说太过于严格苛刻了。也许是王乃誉在官场仕途中见识太丰富复杂，也许是他望子成龙的心思太切太甚，或者是因为他自视太高而对长子王国维也要求太过完美，反正自王乃誉居家“以课子自娱”后对王国维几无褒奖，有的只是严厉的苛责与批评。关于这一点，只要检索袁英光与刘寅生编著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就不难发现父亲王乃誉“饬静儿”之语比比皆是。
　　世人皆知，王国维初名王国桢，字静庵，又作静安，亦字伯隅，号礼堂，后来改名王国维，晚年以所居名为永观堂，而更号观堂或永观，也曾用“人间”为号。据陈鸿祥先生记述，“人间”之号是王国维早期填词、写词话及批注词曲时所用，直到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王国维自编《永观堂海内外杂文》时开始，才将“人间”之号弃之不用，而以“观堂”蜚声海内外。中国古人这种有字有号甚至有多个字号的起名方式，在大大增加历史工作者工作量的同时，也增加了考据家们的素材和兴趣。
　　王乃誉虽然在学业上多次申饬儿子王国维，但父子两人的关系并非形同水火，许多个夜晚父子俩人促膝谈心，特别是父亲王乃誉将自己多年在官场与社会所历练的经验，一一教导传授给儿子王国维，以望王国维能担当起家中长子的重任。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也不曾见识过王国维在人际交往中有过什么俗套的精明之举，他以“老实如火腿般”的品格与醇厚精深的学养，赢得了当世诸多学人的友爱及后世人们的无限敬重，这恐怕不是王乃誉所能预知的吧。
　　父亲王乃誉无法预知儿子王国维以“火腿”品格与精深学养立身处世，也无法预知儿子王国维后来竟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代国学大师，因为他自居家“以课子自娱”开始的唯一心思，就是希望儿子王国维在科举道路上获取成功。于是，王乃誉决心居家“以课子自娱”后不久，便为儿子王国维选择了当地的一位名师。之所以说王国维出潘紫贵先生之门而投陈寿田先生之私塾，是就学于当地之名师，不仅因为陈寿田先生是当地新型的知识分子，还由于这位新型知识分子曾在京城同文馆师从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对于李善兰，那时的王国维也许不甚了解，但见多识广的王乃誉肯定知道，并极为敬佩这位浙江海宁籍的大科学家，否则他不会想到将儿子王国维转到其弟子所教授的私塾里就读。
　　关于李善兰，不能不在此予以简介。出生于嘉庆十五年（公元１８１０年）的李善兰，是中国继明朝徐光启之后以翻译介绍西方数学与天文学而著称的科学家，他早在咸丰元年（公元１８５９年）就在上海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和《谈天》等西方近代科学书籍。其中，尤以介绍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及牛顿古典力学的《谈天》一书，而使当时的中国人视其为“异人”。同治年间，“异人”李善兰以三品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之职衔就任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教习，当时陈寿田就是其学生之一。作为清代最早洋务学堂之一的同文馆，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外务翻译人才，担任教习的也多是外国人，像李善兰这样精通西方科学文化的中国籍教习较为少见。同文馆设置的课程虽然广泛，但主要是近代西方比较先进的人文自然科学，诸如算学、天文、物理、医学、生理、法律、历史、地理等，当然还开设有英语、法语和俄文等语种，这些课程对于当时极为陈腐保守的中国学界来说，简直就像是一股强劲而新鲜的晨风，猛然吹开紧闭多年老屋的门扉一样，顿时使憋屈其中但头脑还算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感到无比振奋。于是，有识之士都以能进入同文馆就学为第一要务，但能就读其中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浙江海宁的陈寿田就是其中之一。
　　浙江海宁的陈寿田是幸运的，而刚刚接受了启蒙教育的王国维更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在接受知识最佳年龄段得以师承陈寿田这样的名师。当然，王国维的这种幸运，还源于他有一个虽然严苛但较为开明的父亲王乃誉，否则他将继续在儒生潘紫贵先生那所私塾里，接受绵延千年且已经变得腐旧僵化的应试教育。虽然父亲王乃誉明智地让儿子王国维转学于陈寿田门下，同样是为了迎接将来的科举挑战，同样要学习传统应试的八股文体，但当时比较优良的西学种子就此种植进了王国维渴求新知识的幼小心田，为他后来能够勇敢并顺利地兼收西方近代人文科学，并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学术巨人奠定了基础。
　　在师承陈寿田的几年间，王国维除了幸运地得到西学启蒙之外，他的主要任务还是遵照父亲意愿攻读传统的应试典籍。这时的父亲王乃誉就像是张弓搭箭瞄准围场中一只白鹿的猎人，由于自身的臂力不足而未能射中，于是他将儿子王国维当作一支新箭，正搭在将要拉开的弓弦上，或者说儿子王国维是他重点培养的新猎手，反正目标只有一个——科举及第。当然，陈寿田在私塾里教授王国维等学童的也是四书五经等典籍，并开始传授他们八股文及散文、骈文、诗词等写作方法。
　　八股文的别名有很多，诸如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和八比文等等，是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文体。八股文体有固定格式，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与句型都有严格限定。例如：“破题”规定为两句，只要说破题目的意义即可；“承题”则为三句或四句，也就是承接“破题”加以进一步说明而已；而“起讲”则要精辟地概括全文，是整篇文章发表议论的开始；至于“入手”，也就是引入文章的主体；整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则是从“起股”到“束股”这几个部分，其中尤以“中股”为重心。在发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部分或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也就由此而得名。由于八股文皆由四书五经中出题目，其内容不仅不能超出四书五经之范围，就连文章语气也要模仿先哲圣贤以传达先哲圣贤之思想，考生在作文时是不能进行自由发挥或擅自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
　　毋庸讳言，这种科举制度不仅摧残了人才成长，也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而对于王国维来说，虽然他在私塾学堂能够得到先进西学之启蒙，回到家后也可以徜徉在父亲那“五六箧”他所感兴趣的金石等课外书中，但这些毕竟都属于课余之习，他的主业依旧是不出四书五经的八股文写作练习。所以，王国维每天除了在私塾学堂接受古板的传统应试教育之外，晚上还要面临父亲王乃誉的严苛督导进行温习。由于自视甚高且对儿子王国维满怀期待的缘故，父亲王乃誉对儿子王国维在学业上稍有马虎或不见长进者，便多有责怪之举。例如，父亲王乃誉于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不同时段的日记中，多有这样的语言记录：
　　２月１９日（正月初一），父亲王乃誉“令静（安）出近作文卷”；
　　２月１７日，父亲王乃誉“饬静（安）论朝考卷，一无佳处，并询以读书学贾（何者）为得。申初，挈静（安）之陈寿田师处论及读书情形并馆事”；
　　２月１８日，父亲王乃誉“饬静（安）抄文学书，虽不惮烦，而启发迄不得其佳处，可知治学亦非愣然能进”；
　　２月２１日，父亲王乃誉“为静（安）指示作字之法”；
　　２月２２日，父亲王乃誉“改静儿字”；
　　６月９日，父亲王乃誉“挈静儿出西门上海塘，观海”；◢◢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７月２２日，父亲王乃誉“饬静儿之宜桥李氏，吊二姑丧”；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父亲王乃誉在同年１０月１７日的日记中伤心地感慨道：“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又）不肯下问于人。而作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盖求才难，而欲子弟才过父为尤难。”不过，父亲王乃誉并没有放弃对儿子王国维的教养与希望，他依然“夜为静儿话为人处世之方”。另外，从以上日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父亲王乃誉对儿子王国维也不乏宽松慈爱之举。例如，在该年六月钱塘江观潮最佳时节，就曾特意带着儿子王国维“出西门上海塘，观海”。由此可知，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王乃誉应该还算是一个生活有情趣的人。
　　既然父亲王乃誉将儿子王国维当作射向科举考场的一支新箭，那么这支新箭除了箭镞要经过私塾经学斧凿之外，箭杆也要接受工整书体之笔削和装饰，否则射中猎物的新箭有时也会因为不中看而脱靶。据说，赫赫有名的龚自珍当年就曾因为卷面书法不合规范而屡屡落第，为此他深为痛恨。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于是，在书法方面“始学褚河南（遂良）、米襄阳（芾），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其昌），识者以为得其神髓”的王乃誉，因为自己偏好且精通各家书法，特别是居家“以课子自娱”后每天依然临帖几千字，这自然使他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教导好儿子王国维。确实，在王乃誉手把手的严格教授下，王国维的书法端厚而充满书卷气，这从他流传下来不多的手稿中不难看出其书法功底。据说，王国维后来即便成为一代学问大家，其文稿也书写得极为工整，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幼时在父亲王乃誉亲自督导下临帖的结果。
　　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在名师严父历经八个寒暑的悉心教授下，新一代猎手王国维蓄势待发。不过，在新猎手王国维张弓搭箭准备射向猎物之前，有必要将围猎规则予以明示。
　　科举，是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朝开创科举取士之先河后，到清朝已有１３００多年的历史，科举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共分为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