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在１１岁时祖父王嗣铎病故时，往往语焉不详，含糊其词，使读者颇费思量，故不得不特别予以提出，以免讹传再生。
　　从以上对王国维父祖世系的简短表述，留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曾祖父和本生祖父是在异地上海亡故的。而之所以如此，就不能不提及上面所说的那场战争给海宁王家所带来的厄运了。确实，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在浙江海宁的那场决战，不仅是海宁这座富庶古城的厄运，也是祖居海宁长达三十世王家的一场厄运。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摧垮清军江南大营之后，迅速挥师投入到浙江战场，与清军在钱塘江一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眼看战火已经迫近海宁，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不得不带领儿子王嗣旦与年仅１３岁的孙子王乃誉背井离乡，离开世居的浙江海宁前往上海避祸。而在物价极为昂贵的大上海，举目无亲的安化王后裔王瀚祖孙三代，因为是自南宋灭亡以后“世为农商”，使这个并不富裕的“中产之家”很快就陷入了困窘之中。不久，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与本生祖父王嗣旦相继亡故，只留下孤贫无依的少年王乃誉。一贫如洗的孤儿王乃誉，因为无力安葬祖父与本生父亲的尸首，不得不“号咷呼吁，丐于亲故以敛”。随后，孤儿王乃誉只能背起铺盖卷，辗转于上海的茶叶店或油漆铺等杂货店铺以帮工谋生。多年一事无成后，王乃誉又随一海宁籍杂货铺老板搬迁回了海宁县的硖石镇，依然帮助该老板打理杂货铺里的生意。再后来，王乃誉应一位时任江苏省溧阳县县令的亲戚邀约，出任该县县令的幕僚，从而才开始步入家境渐趋殷实的小康之路。
　　请读者注意“家境渐趋殷实”一说，也就是说王乃誉在使王家进入小康之家时还要经历一番艰苦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乃誉虽然已经迎娶凌氏为妻，后又生有一女王蕴玉，并要赡养须发花白的兼祧父亲王嗣铎，但他依然需要别离家人到外乡去谋事谋生。特别是王国维出生两年后凌氏中道而逝时，王乃誉同样不得不将年幼的长女王蕴玉和牙牙学语的长子王国维托付给亲友照管，自己独自前往江苏省溧阳县任职。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七八年后，王乃誉虽然续娶了海宁本乡叶砚耕先生之女为妻，也将双仁巷的王家老宅翻盖一新，但他还是一个没有品阶的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幕僚，还是不能居家静心地赡养老人、抚爱娇妻和教养子女，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殷实美满的小康之家。
　　不过，王乃誉依然在幕僚这个岗位上坚持不懈地奋斗着，他明白自家距离小康之家已经近在咫尺。果然，王乃誉通过自己近２０年的个人奋斗，终于在他四十不惑之前一年举家搬迁到新建在周家兜的一座宽敞宅院里（现海宁王国维故居所在地），实现了他的小康之梦。然而，就在王乃誉正处在事业巅峰和人生黄金阶段时，他兼祧父亲王嗣铎不幸病故。料理完兼祧父亲王嗣铎的丧事，王乃誉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庭院里，望着这时身怀六甲的妻子凌氏、年已２０仍待嫁阁中的长女王蕴玉和一向体格羸弱的长子王国维，他不能不慎重考虑这个家庭的何去何从。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王乃誉显然非常明了自己在前程仕途上的无望，也很清楚这个急需他支撑的家庭之现状。于是，王乃誉以“丁忧”为契机果断地辞去了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幕僚一职，决定居家潜心“以课子自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乃誉就此将自己在功名仕途上的希望寄托给了长子王国维，这从随后他对王国维极为严苛的教养中不难看出。不过，王乃誉虽然于这时已经决心要居家“以课子自娱”，但这对于早在两岁时就丧失“母之恃”的王国维来说，很显然他“性忧郁”的品性已经养成，以致他后来在观察世界和审视自身时始终怀有一种悲剧情怀。

　　第二章
　　私塾与家学
　　忧则生愤，愤而有成。生于忧患的王国维在经过九年私塾学习和父亲王乃誉的严苛教养，以及自己发愤苦读，终于在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海宁州的岁试中崭露头角，一举夺得全海宁州第２１名的好成绩。至于王国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就不能不从他就读私塾及接受父亲王乃誉家学熏陶说起。
　　光绪九年（公元１８８３年），王国维已经到了入学读书的年龄。因为这时父亲王乃誉还在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当幕僚，祖姑母范氏等亲友便将年虽７岁实则５岁多的王国维送到邻近一所私塾就学，私塾先生是海宁当地的儒学庠生（秀才）潘紫贵。这位字绶昌的潘先生虽然名不出乡里，但为人笃实严谨，教授课程也只是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等当时传统的幼童启蒙读物，至于《幼学琼林》和《神童诗》等当然也是潘先生要求学童能够朗朗成诵的。自从２０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大多国人不仅将朗朗诵读的学习方式，摒弃之如敝履，就连以上这些中华优秀的传统读物，也被当作是落后、过时或迂腐之学而束之高阁，以致日积月累竟使皇皇国学颓丧到了后来极不景气的尴尬地步。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备受国内外学者敬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却正是在这样的教授方式下，从弃之如敝履的传统国学启蒙而蜚声中外的。
　　其实，不仅旧时王国维等学童们在熟读乃至背诵这些古典经籍中，逐渐谙熟诸多史迹往事，学到了其中极为丰富的内容知识，乃至措辞、造句等做文章的方法与技巧，即便是今天的学者、学问爱好者或一般同好，如果在同一篇文章中读到虽未言明出处的成语典故，而能立时明了或领会其来源及含义时，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灵相通且妙不可言的高雅之乐呢。而如果单从读者一方来说，他自然会对作者能写出这等绝妙文章而表示由衷的钦佩，读者自己也会因为能勘破其中哲理妙思而心生窃喜。对此，我毫不怀疑绝妙暗喻要比直白述说来得更加美丽而生动。不过，要想在自己的文章中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这些深藏在经典古籍中的成语典故，或者立刻明了这些典故成语中所蕴涵的深义，如果不能朗朗成诵或起码精心阅读过这些典籍的话，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或对牛弹琴。试想，如果文人、学者或哪怕是普通人之间缺少了这样的生活雅趣，这人世间将会因为缺乏这些人生趣味而变得多么索然无聊呢。具体到我们的主人公王国维，他诸多的学术文章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经典，除了他深邃鸿博的学术思想之外，其中那些或信手拈来或运用贴切或纵横捭阖的成语典故，无疑增添了其学术与诗文的华采而使人百读不厌。再具体到王国维后来在为友人或学生当面题写扇面这等即兴小事上，他当场那种文思泉涌的酣畅淋漓，不仅使赠者与受者彼此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就连我们读者在今天如果能设身处地怀想当时之情景，心里又会产生多么令人神往的遐思呢。
　　虽然熟读背诵这些典籍是年幼学童一件极为费力的苦差事，但对于性情忧郁喜欢幽静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太合适不过的事了。于是，王国维在朗朗成诵以上幼童启蒙读物之后，便开始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诗》、《书》、《礼》、《易》、《春秋》等四书五经这些经典典籍。于是，王国维在跟随潘紫贵先生就学的几年间，我们能够想象到体格羸弱的他在私塾学堂上摇头晃脑苦读诗书时的情形，但也不能忘却他从私塾回家后便一头沉浸在父亲那“五六箧书”中而不能自拔的一幕。因为父亲王乃誉那“五六箧书”，并不是年幼王国维所讨厌的《十三经注疏》之类，而是他所喜欢的金石、考据、绘画和书法等“课外书”。而正是这些所谓的“课外书”，无疑在无意中引导王国维走上了他后来所从事的学问研究之路。``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写到这，实在有必要对父亲王乃誉的性情和喜好进行一番解析，因为他的性情和喜好不仅通过那“五六箧书”激发了王国维求知的兴趣，而且自他“以课子自娱”时开始便对长子王国维，产生了极为重要、直接而又全面的影响。不过，在解析父亲王乃誉性情对王国维影响之前，似乎还应该对何为“十三经”作一解释。十三经，是指十三部儒家经典。汉朝时，朝廷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朝则把《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及《公羊传》、《穀梁传》和《左传》这“三传”，连同《易》、《书》、《诗》称之为“九经”；到了唐文宗刻石经时，又将《孝经》、《论语》和《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到了宋朝时，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１８４７年）的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自居家“以课子自娱”后改字承宰，号娱庐。众所周知，王乃誉自祖父与本生父亲在上海亡故后他就成了孤儿，至于他祖母和母亲的资料不见史迹中有记载，否则他不会孤身一人在上海闯荡或流浪多年。而也许正是因为有在上海学习经商的坎坷经历，使这个在乱世时没能接受过几年私塾学堂正规教育的孤儿王乃誉，由于经受太多的世态炎凉而过早地精明成熟起来。而正是这种精明与成熟，使王乃誉在太平天国之乱平息后回到家乡不久，不仅娶妻生女组成了家庭，而且还得到了一位时任江苏省溧阳县县令亲戚的垂青，从而踏上历时近２０年的幕僚生涯。当然，也正是因为王乃誉有过近２０年幕僚经历的缘故，他得以游历苏浙等地诸多名胜古迹，也见识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生世故。而王乃誉在近２０年时间内历经多任县令幕僚而不败的内在原因，恐怕不只是他深谙人情世故之故，还在于他是一个勤勉好学之人。
　　确实，王乃誉虽然没进过几年私塾学堂，但我们毫不怀疑他是一个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人，更是一个善于自学而又能勤勉向他人学习的人。据说，王乃誉在辗转上海与海宁当学徒经商期间，每日以攻读钻研诗词歌赋与金石书画为乐，这就使他与一般帮工学徒有所不同，也因此比一般学徒更加机敏而大获老板的偏爱。当然，王乃誉的自学精神贯穿其一生，这从他后来流传于世的诗集、游记、画论及金石研究等诸多著述中，不难看出他一生的好学与极高悟性来，诸如《游目录》（１０卷）、《画衍》、《古钱考》、《画粕》、《题画诗》、《可人》、《竹西卧游录》及《娱庐诗集》、《娱庐随笔》等等。试想，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之人一生竟然留下这许多著述，足见王乃誉勤勉好学及善于学习的性情与精神。
　　对于父亲王乃誉自学成才的经历，王国维后来曾这样记述说：“（父亲王乃誉）遍游吴越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