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弥还是不能满足，竟隔三差五地请王国维为他鉴定古器物或字画之类的，这使王国维感到不胜其烦，可又无可奈何。对此，李恩绩在《爱俪园梦影录》中这样写道：
　　关于先生的学术和人品，是早有了定评的。……对人不很会讲应酬话，更不会客气。假使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假使说是“靠不住的”，那个人无论找出一些怎样真实证据的话来，例如色泽的如何古雅，青绿的如何莹澈，文字的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话提供给他作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是“靠不住的”四个字的答复，也不附和人，也不和人驳难……有时姬觉弥要和他解决一个字义，他只嘻嘻的一笑，或者有机会更跑远一点。我想他是感到和这位“小学大师”学问的途径有点不同，所以不肯多所非难，引起无聊的误会。
　　除了以上这些不胜其烦的无聊事之外，王国维有时还要作为哈同花园里一块耀眼的“招牌”，应邀参加一些酒宴应酬，这在他这一时段的日记中多有记载。如果说这些王国维还能够勉强忍受的话，那么由于姬觉弥与哈同花园主管财务方面关系的不协调，致使每月薪水难以按时发放，就使王国维感到很是为难了。因为当时王国维家中子女众多且都在上学，这方面的费用容不得拖欠，再加上房租和日常生活开销，这都使王国维既不能断然离开高薪的哈同花园，又不能不想到再做一份兼职。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王国维通过友人得知蒋汝藻正请人为其密韵楼藏书编写书目，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才谋得这一份兼职。关于王国维在密韵楼编写书目一事，在下面单独章节中予以详述，在此不赘。
　　另外，姬觉弥还认为投入很多资金创办的《学术丛编》，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收益和回报，而且纯粹是为王国维个人扬名。对此，作为牵线人的同乡好友邹安很是不平，他驳斥姬觉弥说，王国维在学界早已赢得盛名，他何用到这里来办这份杂志扬名呢？随后，邹安竟前往杭州过中秋节去了，并放言说要辞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和《艺术丛编》主编之职。对于好友邹安的这一仗义执言和行动，王国维随即也作出了积极响应，他借沈曾植邀请他参与编撰《浙江通志》的机会，提前开列出《学术丛编》一年１２期的目录请人转交给姬觉弥。姬觉弥见自己几句流言竟然招惹出这样的结果，再看到王国维开列出的那１２期目录，感到这实在不是别人所能为之事，遂又恳请邹安向王国维发出态度真挚而诚恳的挽留，于是王国维与哈同花园续签了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的合约。至今我们都很纳闷，在这种境况下王国维仅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这一年之中竟然撰写了《史籀篇疏证》、《释史》、《周书·顾命考》、《释乐次》、《说周颂》、《毛公鼎铭考释》、《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殷礼征文》、《乐诗考略》、《汉代古文考》和《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等诸多著述，更别说随后还有《殷周制度考》、《竹书纪年》、《唐韵别考》、《两周金石文韵读》、《韵学余说》、《释昱》、《释旬》、《释西》、《释物》、《释牡》、《经学概论》、《西胡考》（上、下）、《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和《太史公行年考》等等一大批涉及诸多学科、论述见解深邃或具有某种开创性贡献的大著述和大文章，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是王国维创造了学术界一个又一个罕见的奇迹。
　　那么，作为哈同花园内《学术丛编》的主笔，王国维在这期间于学术研究上有何特点，这诸多著述在学术界又有着怎样不朽的贡献呢？在这里，如果要将王国维于这期间的所有著述悉数简介一番的话，绝对不是这一章的文字所能承载，故不得不将其中极为特别的学术研究单独列出章节留待下文介绍，于此仅就另一些需要重点向读者介绍的著述，采取蜻蜓点水式的简单解析好了。
　　《史籀篇疏证》（２卷），是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后的第一篇小学著述。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从《说文解字》中找出２２３个古籀文字，然后逐一疏证，最终提出“籀文即古文字”的论断，从而解决了数千年来悬而未决之疑案。对此，袁英光和刘寅生在《王国维年谱长编》中加案语说：
　　先生从古今文字体势之演变，驳斥长期以来由古而籀，由籀而篆，由篆而隶的谬论，创造性地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新见解；并从声音训诂上证明史籀不是人名，《史篇》亦非周宣王时之作，从而使传说了数千年的仓颉造字，以及史籀作大篆的说法，全部被彻底否定。这对自北宋以来千余年间的古文字研究，乃至古史研究是一重大突破。
　　首战告捷，王国维随后又撰写了《释史》等一系列经史小学著述，并对“三代重器”（毛公鼎、盂鼎、克鼎）中铭文最多的毛公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毛公鼎及其铭文，似乎应该先从对“鼎”的解释来开始破译其中玄妙。鼎，最早是以陶制作，使用青铜制作则是殷周以后的事。一般情况下，鼎的腹部呈圆形，上沿有两耳，那是为了穿进棍棒以抬举之用，鼎的下面有三只足，故有“三足鼎立”之说。鼎的用途有很多，这主要是根据鼎的大小而定，而用途不同的鼎其造型也很大区别，诸如容积较大的鼎一般为烹煮和烧烤整只动物所用。据说，夏禹时代有九鼎之说，后经殷代传至周朝时竟演变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只有得到这九只鼎才能成为合法的真龙天子，由此可见它应该属于传国之宝了。
　　九鼎虽是传说之宝，但铸造于周宣王元年（距今约２８００余年）的毛公鼎则是真实存在的国宝重器。于道光三年（公元１８４３年）在陕西岐山县（今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毛公鼎，据史料记载是周宣王的叔叔毛公▲所铸造，故又有“▲鼎”或“毛公▲鼎”之称。该鼎连耳通高５３．８厘米，口径４７．９厘米，腹围１４５厘米，总重量为３４．７０５公斤，立耳，深腹，圆底，蹄足，周身雕饰有淡雅的环形花纹，并辅刻有弦状花纹，工艺古朴无华，造型规正洗练，浑厚而凝重，特别是鼎内|壁上刻有３２行４９９字铭文，这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铸造工艺和书法艺术等方面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对于这样一件国宝重器，其一出土就受到学界和古董商人的密切关注，因此不仅多次变易主人，而且考释其铭文者也大有人在，到王国维时其４９９字铭文已基本能够读通了。对此，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
　　三代重器存于今者，器以盂鼎、克鼎为最巨，文以毛公鼎最多。此三器皆出道光咸丰间，而毛公鼎首归潍县陈氏，其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时学者竞相考订，嘉兴徐寿臧明经同柏，海丰吴子苾阁学式芬，瑞安孙仲容比部诒让，吴县吴清卿中丞大澂，先后有作。明经首释是器，有凿空之功，阁学矜慎，比部闳通，中丞于古文字尤有悬解，于是此器文字可读者十且八九。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列举评价了以上几位学者考释毛公鼎的贡献，而且还透露说“毛公鼎首归潍县陈氏”，这位“潍县陈氏”即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兼金石学家陈介祺。出生于嘉庆十八年（公元１８１３年）的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祖籍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其父陈官俊字伟堂，是嘉庆十三年（公元１８０８年）的进士，曾任满清礼部、吏部、工部和兵部尚书。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陈介祺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学术教养，１９岁便以诗文驰名京师，道光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４５年）以进士身份任翰林院编修，对金石收藏和考释极为钟情。道光三十年（公元１８５０年），陈介祺不惜耗费巨资建造了著名的“万印楼”，专门用以存放他多年来收藏的近万枚秦汉古印玺和万余件古物珍品。在这些古物珍品中，于咸丰二年（公元１８５２年）才拆巨资购藏的毛公鼎成为陈介祺的最爱，这从他为《毛公鼎释文》撰写的后记中不难看出：
　　右周公▲鼎铭，两段，３２行，４８８字，重文１１字，共４９６字，每字界以阳文方格，中空二格。……此鼎较小，而文字之多几五百，盖自宋以来未之有也。典诰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观止之叹，数千年之奇于今日遇之，良有厚幸矣。▼▼網▼
　　重金购藏毛公鼎这件鸿宝重器之后，陈介祺欣喜之情虽然溢于字里行间，但他的内心则“深有‘怀璧’之惧”，轻易不敢展示于人前。例如，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拓印后，只有极少数同好好友得到这一拓本以作研究，其他人则“至不易得，尤为可宝”。在极少数得到陈介祺赠送毛公鼎拓本的好友当中，就有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提到的那位浙江嘉兴的徐同柏，他是第一位认定毛公鼎为“器”之人，故被王国维赞誉有“凿空之功”。不过，由于毛公鼎上的铭文历时久远，中华文字又多有演变，其中依然有些字难以考释。不过，王国维所撰写的《毛公鼎考释》，与他考释甲骨文和古籀文一样，并不在于辨识其中不识之单字，而重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诠释文字及相关历史。例如，他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
　　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阕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对于自己以这种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来考释毛公鼎之铭文，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也表示出了谦虚的自豪：“今日自写《毛公鼎考释》毕，共一十五纸，虽新识之字无多，而研究方法颇开一生面，尚不失为一小种著述也。”确实，正如王国维自己所说，他以上这种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不仅纠正了以往学者在这方面的缺失，而且创建了中国近代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其意义远远不止于其《毛公鼎考释》这一著述本身，因为王国维的这一考证方法还培养和影响了中国现代大批的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
　　几乎与撰写《毛公鼎考释》同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