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我实在不能苟同。试想，一个人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他如何能够又能够如何为文化、教育或慈善等事业做出自己的公益性贡献呢？再想，世界上拥有大量金钱和显赫地位的人比比皆是，可又有多少人愿意或懂得为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公益事业投资出力呢？至于一个人的生活作风，那纯粹属于个人隐私，即便在这方面出了什么问题，那也纯粹属于道德范畴的事，仅供那些爱嚼舌头的市井之徒街谈巷议罢了，何须浪费文字应有的作用以及出版资源和读者的时间呢？我实在相信愿意阅读《王国维传》者，绝对不是什么市井之徒，否则他何以读懂王国维呢？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哈同夫妇创建哈同花园后先是筹办了“爱国女学堂”，接着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僧人黄宗仰到哈同花园内讲授佛经，并创办了“华严大学”。在这期间，哈同花园有两件事值得一书：一是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从欧洲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下榻哈同花园，使哈同花园蓬壁生辉、声名大振；另一是罗诗俪穗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出资并主持刻印了１０００套《大藏全经》，这是一部多达４１４册８４１６卷的大书。历时五年刻印完成的《大藏全经》，不仅版式和纸张在当时是一流的质量水平，而且印刷和装帧也是极为讲究的，这无论如何也称得是一件文化幸事。到了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僧人黄宗仰被另一位名叫姬觉弥的和尚所替代，遂华严大学被改称为仓圣明智大学。姬觉弥，俗姓潘，名翥云，江苏睢宁人，据说他从书中查出周文王姓姬，遂将自己也改姓姬，并取名觉弥，号佛陀，后来还有什么“瀛洲馆主”、“九鼎山人”和“如来居士”等等名号。据说，这位三十来岁的姬觉弥和尚行事乖巧，很懂得如何迎合主人的兴趣和爱好，所以深得哈同夫妇的信任和支持，遂全面主持哈同花园内的教育和文化等事务。于是，姬觉弥便根据“仓颉造字”之意，鼓动罗诗俪穗将华严大学改称为“广仓学宭”，意思是积极倡导所谓的“仓学”或“仓教”。再后来，这位姬觉弥和尚也许觉得“广仓学宭”毕竟不像是一所大学的校名，遂又根据主人哈同本人有“明智居士”之号而改称为仓圣明智大学。
经济基础雄厚的哈同夫妇创办仓圣明智大学之后，不仅免除所有学生的书本和食宿等一切费用，而且还不惜以高薪到全国各地聘请学识渊博者到该校任教，诸如王国维进入哈同花园的介绍人邹安。邹安，又名邹寿祺，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金石学家，他到仓圣明智大学担任教授之前，曾在杭州某学校任教。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邹安应聘来到仓圣明智大学后，罗诗俪穗和姬觉弥基于自身对小学产生兴趣及社会上甲骨文研究已经成为一股热潮的现实状况，遂准备创办相关杂志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这时，恰逢王国维从日本回乡祭祖并希望到上海谋职，同乡好友邹安自然知道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已经卓有成就，故有后来写信邀请他到仓圣明智大学研究哈同花园内所收藏的多达一千余片的甲骨，并筹办相关学术杂志之举。关于哈同花园内收藏的甲骨，在此有必要对当年刘鹗所收藏甲骨的散失情况进行回顾。对此，钱剑平先生曾明晰地指出：“其中一部分归罗振玉，１９１５年，他拓印为《铁云藏龟之余》；一部分归上海的犹太人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有千余片，罗迦陵１９１６年请王国维选拓６５５片，辑成《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部分归叶玉森，后印为《铁云藏龟拾遗》；一部分归中央大学；一部分归盐城陈钟凡；一部分归商承祚、洪维良等。”应该说王国维最终留在哈同花园，其中就有希望能研究该花园所藏这一部分甲骨之故。
关于哈同花园内情，王国维除了了解了以上情况之外，他还将自己参观仓圣明智大学的感受及对姬觉弥个人的初步印象，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２月先后几次写信告诉罗振玉说：
景叔（邹安）于十二日晚到此，十三日午来访，尔后复于姬君（姬觉弥）俱来，即乘其车同至哈同花园，导观各处并所谓仓圣明智大学者，其中仅有中学二年级并小学。姬君为人，昨相处数日已能知其概，大约乙老（沈曾植）诸人之言不谬。其人随处自显势力，一无学术及办事方法，而主意绝多，复随时变异。昨即欲延维为该校教务长，观其校事绝不合理，即设词谢之。语及学术，随口胡诌，语语出人意外。
……
哈同花园连住二日，见其办事毫不合法，而某君（姬觉弥）之言尤散无友纪。其欲刊行月报，曰欲提创仓教也，而所谓仓教（仓颉之教）者，又全为荒谬不经随口胡诌之说，虽景叔亦畏而笑之。
面对这样一所“大学”及其主持者，王国维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贸然应聘，写信向罗振玉表示说自己与“此等人殆难共处”，“看来，此局久则三个月，速则敷衍至月杪”。对此，罗振玉则写信规劝王国维不要与哈同花园方面闹僵，并列举樊炳清等人为了生活不得不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而没有时间治学等状况，同时联系自己多年来处理治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实际经验，希望王国维能够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来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自任者，若“永”能如前此海外四年约，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若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弟非无前人之资禀，而少▲患难根底未深，中年又奔走四方，遂业无成就。今且老矣，欲以炳烛之明补东隅之非，所补能几何，愿彰汲汲一绠短吸深，故期之先生者不能不益殷。择业与修学相关至切……区区小艺须积二三十年之功力，乃可望成就，学术之难如此。
既然如此，王国维又与介绍人邹安经过多次协商后，终于正式进入哈同花园。不过，王国维在经一番斟酌后并采纳了邹安之计，与学校订立了三条“君子协定”：一、拒绝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二、不到哈同花园内居住和办公；三、由他全权负责筹办《学术丛编》，学校不得干涉其刊登内容。随后，仓圣明智大学一次性就创办了三份杂志：一是王国维任主编的《学术丛编》，主要刊登经史小学方面的论述；二是邹安主编的《艺术丛编》，主要发表金石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三是况夔笙主编的《仓圣大学杂志》，主要登载罗诗俪穗和姬觉弥等人在教育及宗教方面的主张。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王国维很高兴地将情况向罗振玉进行了通报，并认为因为自己回国而停办的《国学丛刊》是“虽停而不停了”。确实，《学术丛编》虽由哈同花园方面出资创办，但发表著述的决定权则由王国维一人掌握，这比在日本时由罗振玉到处筹资支撑《国学丛刊》更为便利。于是，罗振玉后来撰写的一些著述都是通过《学术丛编》发表的，诸如《仓颉篇残简考释》、《唐折冲府考补》、《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殷文存》、《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和《古明器图录》等等。至于王国维的学术著述，据统计在其主笔《学术丛编》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发行２４期发表著述５２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２４种著述刊登其上，数量几乎达到一半。由此可见，《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几年间发表著述的主要阵地，而王国维也成为《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和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频频“赐稿”，才使《学术丛编》杂志名扬海内外，这让哈同夫妇和姬觉弥等人也赢得了他们极为看重的隆盛名誉。
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因为他不仅有着以往主编《农学报》、《教育世界》和《国学丛刊》的丰富经验，而且他的国学造诣和成就这时都已经达到了一流学问家的水准。不过，“善自命题”的王国维并没有直接套用《国学丛刊》等杂志的体例，而是积极吸收西方大学刚刚兴起的学报形式及体例，以学术交流为基准进行稿件的选择和编排。对此，我们不妨来看看王国维亲自撰写的《学术丛编》“发刊词”：
一、本编名《学术丛编》，与本校所出《艺术丛编》相辅而行。
一、本编宗旨：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
一、本编刊行经学（首重“三礼”，旁及诸经）、文字学、史学诸门新著，兼印行未刊旧籍，或虽已刊而流传甚少者。
一、本编月出一册，每册八十页。
一、每册所刊新著旧籍自三种至四五种，皆以卷叶之多寡为定。┅┅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一、本编定每月下旬发行。
与这“发刊词”一同刊登在第一期《学术丛编》上的，还有王国维代替罗诗俪穗和姬觉弥所写的两则序言。其中，王国维在一则序言中这样写道：
窃谓：三古以还，代有儒硕，踵武前修，开辟新术，绵延勿替，迄于今兹。自顷沧海横流，城阕兴咏。庶晨鸡于风雨，思烛龙于穷阴。是编之成，洵非裨于学者，然而披条寻本，祭海先河；兽迒鸟迹，伫恪洛汭之际；单甲青文，尚想阳虚之烈。
《学术丛编》是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５月创刊的，但并没有像王国维在“发刊词”中说的那样每月下旬正常发行。原来，由于哈同夫妇与姬觉弥三人根本看不明白刊物中所发表的那些深邃的学术著述，曾一度想将《学术丛编》停刊，但又因该杂志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不得不继续刊行，直到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初终于停刊。这是后来的事。目前，我们还是来看看王国维在哈同花园内除了主编《学术丛编》外，他还有怎样不顺心的旧事呢？
确实，随着王国维在哈同花园的工作进展顺利，那位姬觉弥和尚开始得寸进尺，先是希望王国维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为学生讲授经学。对此，王国维碍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不想丢掉这份高薪的工作，不得不答应下来，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课程只能安排在上午，二是必须要有车辆接送。对于王国维的这两个要求，实际主持仓圣明智大学的姬觉弥满口答应，并不折不扣地予以履行。随后，姬觉弥又请王国维为哈同花园所藏甲骨选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书，该书署名为“姬佛陀类次王国维考释”。很显然，这些做法都是为仓圣明智大学装门面，或者为姬觉弥个人脸上贴金的事。即便如此，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