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撰写了为他在这一领域赢得巨大声誉的两部著述：《鬼方昆夷猃狁考》和《生霸死霸考》。
　　在初名《古代外族考》后定名为《鬼方昆夷猃狁考》中，王国维广泛参阅盂鼎、梁伯戈和毛公鼎等青铜器铭文，对照《史记》、《诗经》、《竹书纪年》和《易经》等典籍，运用古地理和古音韵学的知识，首先指出“鬼方”是族名而不是地名的论点，随后便肯定地指出“鬼方、昆夷、荤粥、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而这一族即是匈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考释匈奴民族源流的学者，王国维不单是考释出匈奴民族这一族名的变化过程，还就此引起他对这一民族多年来融合变化问题的关注，但由于手边相关资料的不足，他坦率地表示他只是提出这一问题，留待后人详加考证。其实，王国维的这部著述不仅考证精审，论述严谨，而且论点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赏。例如，梁启超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说：“今人王国维著有《鬼方昆夷猃狁考》，在《雪堂丛刊》中，最精核。”
　　《生霸死霸考》，是王国维对中国古代历法方面的一篇著述。霸，在这里读ｐò，又可写作“魄”，是指阴历月初时的月光。汉代刘歆在《三统历》中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对此，自清代以来一直是莫衷一是，甚至搞不清什么是“生霸”、“死霸”，就连清代大学者俞樾在援引汉代大儒许慎和马融等相关著述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竟然也出现了偏差。于是，王国维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典籍比照曶鼎等三代青铜器铭文，终于指出这是古代把一个月分为四份的做法：“一曰吉初，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即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即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即死霸，谓自二十三以后至于晦也。”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解读，学术界现在虽然仍有争议，但还没有人提出能驳到这一解说的系统理论。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后来撰有影响深远的《周初年代考》一书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对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评价好了：
　　根据这一解释，武成的日月能很通畅地解读出来，这不能不说是解决了刘歆以来二千年的悬案。进一步考虑，这一月的四分法被认为是西洋方面周的原始形式，所以王君的研究，不能不说对纪元前千年的周初或更早以前东西方是否有文化交流提供了极重要的材料。
　　由此可见，王国维这一不朽名著的重大贡献和非凡影响。其实，关于王国维这段时期内在国学方面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有许多散章，但我们现在不能不将目光聚焦到他在甲骨文方面所取得的辉煌，否则这部书该改名为《王国维学术传》了。

　　第十七章
　　罗王之学
　　传言成真的原因有很多，而关于是谁最先发现甲骨文的问题，由于传言中的主人公王懿荣不仅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级官员，而且还是著名的古文字学者和金石学家，所以这一传言更容易使人们信以为真。按说，讲求严谨精审的学界不应该采纳传言，可关于甲骨文发现权的传说同样为他们所津津乐道，以致这一发明权一经授予学者王懿荣后，信以为真竟变成了铁板钉钉。其实，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虽然有一位勇敢的学者提出了异议，但相对于散布广泛且时间久远的传言来说，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微弱得连当今最为活跃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也只能说：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由他发现了。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做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在这里，余秋雨先生虽然表示“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但他还是肯定了是由传说中的主人公发现了甲骨文，即便他这段话说的很精妙，在“由他发现了”的后面没有加上任何定语。不过，这并不妨碍读到这段文字的读者对其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当然余秋雨先生本人也应该会认同读者的这一理解。
　　与余秋雨先生对这一传言有相似认可程度的，还有钱剑平先生在《一代学人王国维》中的一段文字：
　　传说金石学家，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的王文敏（懿荣）因病去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抓中药，药中一味“龙骨”颇为奇特，王懿荣从药店回家，仔细把看，发现上面奇异的图案像文字。欣喜之余，叫人把药店里的“龙骨”统统买下，并命人假传“龙骨”的发掘地。这就是传说中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这传说经人调查并无根据。但是，历史上王懿荣确实是第一位判定那些甲骨上刻划的图案、线条是古代的文字，是他发现了甲骨文。
　　在这里，钱剑平先生的论述远没有余秋雨先生的文字“圆滑”，他一个“但是”便将“经人调查并无根据”的传说转折成了事实，也许他原本想通过“但是”来否认或怀疑传说中的一些细节，但在不觉中却肯定了传说中的主旨，这应该算是一种本末倒置吧？
　　如果说余秋雨先生和钱剑平先生对这一传说还持有怀疑或否认精神的话，那么陈铭先生则在由万斌先生主编《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潮落潮生——王国维传》一书里竟没有丝毫的怀疑，而是直接说：“甲骨文字的发现，首功应推当时国子监祭酒（国家学府最高官员）王懿荣（１８４５—１９００）。”接着，陈铭先生便将传说当作信史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中。
　　之所以列举以上三说，不仅因为三位学者本身影响较大及其著述流传甚广，而且更容易使人们信任其说并因此使传说传说得更加广泛，故觉得实在有必要在这里澄清甲骨文发现权归属一事。虽然笔者采信的是刊登于公元１９８４年第５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述，但由上述那位勇敢学者李先登先生撰写的这篇题为《关于甲骨文最初发现情况之辨证》一文，辨证合理而精审，确实值得采信，另外还因为其观点已经被诸多大学使用的教材《考古学通论》所采用。如此，下面不妨摘录其中一段以更正流传已久的甲骨文发现权之舛误：
　　过去一直把甲骨文的发现说成是１８９９年王懿荣偶然在中药材龙骨上发现的。近年有人研究证明，甲骨文是１８９８年由河南安阳村民掘得，后来为古董商注意，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是最早鉴定、发现和收集甲骨文的人。┆┆
　　在这里，李先登先生不仅否认了王懿荣的甲骨文最先发现权，而且还指出是由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两人最早发现并鉴定、收集了甲骨文。不过，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的知名度和学识毕竟不如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所以从某种意义说由王懿荣领受甲骨文的发现权似乎更合适些。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某种感觉合适而篡改一段历史，也不能因为将甲骨文发现权归还给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而否认王懿荣对甲骨文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毕竟由于有了王懿荣大量而广泛的收购，避免或减少了甲骨（文）被研磨成药粉灌进病人的肠胃里，使祖先创造的这一辉煌成果随后被子孙认可，且经过优秀子孙学者们的精心“研磨”而成为一种不朽的永恒。
　　在这群“研磨”甲骨文的优秀子孙中，除了将重点介绍“罗王之学”中的“王”即王国维之外，还需要按照先后“研磨”的顺序逐一梳理，否则因为遗漏将有失公允，也使王国维不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磨”甲骨文之行列。所以，下面对本书主人公王国维的暂时“冷落”，是为了他更真实更闪亮地步入人们的视野和心灵。
　　顺序依然要由王懿荣开始。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当王懿荣几乎收购了整个京城药店里的“龙骨”后，他又不惜出重金派人到处搜求，使其在短期内就拥有了多达１５００余片甲骨。然而，在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对刻划在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进行考释时，一场战争迫使他告别将使王懿荣这三个字更加深刻地留在中国古文字研究史上的这些奇异甲骨，而以另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使他名垂绵帛。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兼任京师团练大臣，担任慈禧太后裹挟光绪皇帝“西行”后的京城防务。而这时，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城下，堂堂大清王朝的首都毫无悬念地成为这些野蛮侵略者的囊中之物。试想，最看重民族气节和个人名节的中国真正而传统的文化人，他们面对这种景况时还能作何选择呢？确实，中国古代文化人在国家危难关头往往只选择一条道路，那就是自杀，何况王懿荣还是当时京城里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呢？
　　王懿荣走了，家中除了留下包括那１５００余片甲骨在内的诸多古器物之外，还有收购这些古器物所花费的高额债务。于是，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在勉强支撑因为父亲清廉而今清贫家境的两年后，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将父亲生前极为珍视的１５００余片甲骨悉数转卖给了刘鹗。下面在讲述第二位与甲骨文密切相关的人物刘鹗之前，似乎应该理解并感谢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因为他没有像那些唯利是图者将国宝卖与海外，而是有选择地将这些甲骨卖给了懂得其中价值的父亲的老朋友刘鹗，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物有所归。
　　出生于咸丰七年（公元１８５７年）的刘鹗，字云臣，一字铁云，又字蝶云，笔名鸿都百炼生，亦称老残，即撰有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籍贯江苏丹徒（今属淮安）的刘鹗，不仅精通数学、医术、音律和水利，而且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收购了好友王懿荣遗留的甲骨后，深知这些甲骨的重大价值，随即也展开了他广泛搜求甲骨的行动。诸如，当刘鹗辗转得知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曾将３００余片甲骨卖给了浙江定海人方药雨后，便想方设法又从方药雨手中高价买了回来。像这种煞费苦心到处搜求甲骨的事情，刘鹗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的日记中记载甚多，这从他后来留传下来的名为《抱残守缺斋日记》中可得验证。经过这样多方搜求之后，刘鹗手中甲骨的数量迅速增至５０００余片，这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也基本上将截止那时出土的所有甲骨全部收齐。
　　面对如此众多而珍贵的甲骨，当时正在刘鹗家中教授其子刘大绅读书的罗振玉，同样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门新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