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兴起，遂奉劝刘鹗挑选其中精良完整者拓片出版。不过，当时刘鹗正在创作他那名留青史的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一时还没能抽出时间对这些甲骨进行整理，而随着他的这部不朽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出版后，他便全力投入到这些甲骨的系统整理中，并从中挑选出１０５８片甲骨拓印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将神秘甲骨文字公布于世的第一部专书。在这部书中，作为金石学家的刘鹗首次提出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殷人刀笔文字”，也就是将甲骨文定位为商殷时代的文字。与此同时，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通过甲骨文将订正和弥补史书中的舛误和遗漏。由此可见，无论是刘鹗将甲骨文定位为殷商文字这一具有非凡学术意义的时代划定，还是罗振玉指引甲骨文的研究方向，都可以说是正式开启了甲骨文的研究历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刘鹗和罗振玉两人随后都没有乘胜追击，继续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时，罗振玉将目光转向了当时大量出土的古器物研究上，而刘鹗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被罗织罪名流放到了新疆苦寒地带，遂在第二年８月２３日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戍所。
　　其实，在刘鹗没走之前即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孙诒让在得到《铁云藏龟》后，不仅敏锐地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性，而且凭借自己精深的文史知识和文字学学养，以精审的学术态度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孙诒让科学地将甲骨文与六书相联系，从文字学角度对甲骨文进行考释和研究，他既考释出了许多甲骨文字，还研究了甲骨文的字形和字义，随后便撰写出版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甲骨文研究专著。可同样遗憾的是，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１８４９年）的孙诒让在完成《契文举例》一书后，遂在不足耳顺之年即光绪三十四（公元１９０８年）悄然逝去。于是，研究甲骨文的重任又落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的身上。
　　很显然，罗振玉要比王国维早接触到甲骨文。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罗振玉在刘鹗家首次目睹其收藏的诸多甲骨时，便肯定那些刻划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一种罕见的文字，故有促使后来成为亲家的刘鹗选拓出版《铁云藏龟》之举。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２月，罗振玉因为在兴办教育上所取得辉煌成就而奉调朝廷学部任参事后，便开始了他大肆搜购甲骨的征程。其中，罗振玉除了接受亲家刘鹗病逝后的一部分甲骨外，他还指派弟弟罗振常及其妻弟范恒斋前往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从村民手中直接收购。据说，罗振常和范恒斋在小屯村曾一次收购甲骨多达两万余片，运回北京后即便淘汰了其中由村民伪造的大部分外，罗振玉这一次也得到了３０００余片甲骨。经过这样的大肆收购后，罗振玉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拥有甲骨多达数万片，这是王懿荣和刘鹗两人生前所不曾见识过的。而罗振玉所藏甲骨数量之所以达到之最，在于他准确地将甲骨的出土地锁定在了小屯村，此前的王懿荣和刘鹗始终没能探知这一秘密。罗振玉之所以解获这一秘密，除了余秋雨先生认为是从“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中得知外，似乎还不应该忘记当年刘鹗为甲骨划定为殷商的断代之功，因为随后罗振玉以自己的学识将甲骨出土地与《史记》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小屯村恰恰就在洹河边上。由此，罗振玉不仅准确地将将甲骨出土地定位于这个小屯村，还确定其为中国历史传说中极为辉煌繁盛的朝代——殷商的都城遗址，这一贡献应该说是功莫大焉。
　　不过，罗振玉收购甲骨鼎盛之时，恰逢清王朝土崩瓦解之日。于是，罗振玉不得不将多年来收藏的大批图书、古器物及数万片甲骨一同运往日本，从而开始了他潜心对甲骨文的研究历程。之所以说从这时开始罗振玉才得以潜心研究甲骨文，是因为此前他不仅已经对甲骨文有所研究，而且还撰写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而且多达２０卷的《殷虚书契》（前编）也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初春全部杀青，但这期间他还有诸多政务要处理，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甲骨文的研究之中。同年１１月２７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东渡日本避风后，就在王国维开始回归国学沉浸在撰写前文中介绍的那些振聋发聩著作时，罗振玉则完全痴迷于甲骨文的研究里，而且一些高水准的相关学术著述接连出版。诸如，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完成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考出甲骨文字４８５个，另收录待考文字１００３个；诸如，同年完成的《殷虚书契菁华》一卷，堪与《殷虚书契》（前编）相“并行”；诸如，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正月为纪念老友兼亲家刘鹗，遂将其从刘鹗处接收的那些甲骨拓片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一书；诸如，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完成的《殷虚书契》（后编２卷）、《殷虚古器物图录》和《殷虚书契待间编》等等，都可以作为罗振玉痴迷甲骨文研究的注脚。
　　与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相比，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显得技高一筹，因为罗振玉偏重于对甲骨文字的释读，而王国维则以甲骨文字为切入点开始展开对殷商历史进行研究，这在王国维后来完成的《殷周制度论》中有最深刻的体现。不过，在谈及《殷周制度论》之前，似乎还可以回顾一下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完成的《明堂寝庙通考》一文，因为他曾在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提出应用甲骨文为他撰写这部著作时带来的益处：“此书（即《明堂寝庙通考》）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另外，王国维于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完成的《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一文，同样是以其渊博的历史地理知识并参阅大量典籍，对甲骨文中出现的龚、孟、雍、亳、曹、祀、载、雇这八个地名进行考证，这些贡献都不容忽视。而最不能忽视且还引发一场学术著作权归属问题公案的，则要属上面提到的罗振玉那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了。那么，《殷虚书契考释》是怎样一部著述，它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占有怎样的重要地位，王国维在其中有何贡献，又为何会出现著作权归属问题的争议呢？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距离国学大师孙诒让撰写出版《契文举例》已经整整十年了。然而，社会上对于甲骨文是否属于文字还有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另一位学高名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不仅坚决不承认那些刻划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文字，还撰写了《理惑论》一文对开展甲骨文研究表示明确的反对。由于章太炎在学术和政治等领域里的崇高声誉，他的观点使许多人对甲骨文产生怀疑，以致还有人就此对活着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展开攻击。正是在这种社会和学术形势下，罗振玉不仅感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甲骨故研究甲骨文责无旁贷，而且也深“感庄生‘吾生有涯’”之叹，遂发愤要撰写出一部足以扭转人们对甲骨文持有否定和怀疑观点的著述。于是，罗振玉在《殷虚书契》（前编）的基础上，又对“大云书库”所藏数万片甲骨进行精心遴选和甄别，随后闭关四十多天终于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这一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贡献和地位的伟大著述。在撰写这一著述的过程中，罗振玉可谓是呕心沥血，精研细磨，大有舍我其谁之慨。对此，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自序中说：
　　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
　　罗振玉在这样一种精神炼狱中完成《殷虚书契考释》初稿后，他邀请王国维与他共同对其修订。在这一过程中，罗、王两人充分发扬各自优长，既对全文细目进行协商修改，又对一些文字等考释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订正，同时还采用了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一些成果。经过罗、王两人精心修订后，王国维还亲自书写了这一著述的全文，然后才交由罗振玉在“永慕园”刊印。在这部《殷虚书契考释》著述中，罗振玉将全文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从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和卜法等方面对甲骨文进行分类考释，从而奠定和指明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及方向，所以该著述一经刊印便立即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然而，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刊印本中是王国维的手写笔迹，导致后人一度认为《殷虚书契考释》虽由罗振玉署名实则为王国维所著之误。最早对《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提出异议的，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周传儒，他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写有《甲骨文与殷商制度》一书，其中就有这样一句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话：
　　《殷虚书契考释》，则王氏所手书也。题名虽为罗氏撰，实则王氏亦与有力焉。
　　与周传儒这种容易使人产生歧义话语相近的，还有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学生何士骥之论，他于民国三十年（公元１９４１年）在《读书通讯》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近四十年来国人治学之新途径》中指出：《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的合作之作。
　　有了这样“确凿”的文字证据，随后又因罗振玉跟随末代皇帝溥仪潜逃东北就任伪“满洲国”大臣之故，一代巨匠郭沫若遂将早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１９３６年）写就的一篇文章竟于１０年后发表在了《文艺复兴》杂志上。其中，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的问题，郭沫若就曾这样写道：○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了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
　　与郭沫若这种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更是说得直白而难听：
　　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虚书契考释》，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有了这么“权威”的证人和证词，罗振玉窃据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一案应该算是“终审判决”了。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