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由此可见，《流沙坠简》在国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不过，当时王国维和罗振玉仅仅凭借数百枚的汉简就撰写出了这样一部不朽的伟大著述，如果王国维哪怕多活两三年的时间，从而得见在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至民国十九年（公元１９３０年）间于甘肃居延地区（今归属内蒙古）出土的多达两万余枚的汉简时，那他将会给我们留下怎样不可思议的“创获”呢？
　　伟人已逝，叹憾何为？
　　对于王国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竟然取得如此辉煌的诸多“创获”，许多人也许感到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有此惊诧，在这里且不说王国维原本国学根底深厚，更不必强调他是一个有着非凡敏锐头脑的学术天才，只要简述他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这一年间的读书轨迹，便不难发现王国维以上“创获”竟来自于他超出常人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那么，王国维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间主要阅读了哪些书呢？
　　对此，王国维在同年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十三经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参校者……”由此可见，王国维这时阅读的竟然是他少年时最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且对于清代大学者阮元这部流传极为广泛的校注著述，提出了自己的阅读意见。关于“十三经”，前文已有详细介绍，读者不妨翻到第二章重新检索，便可见那可不是一部两部书，而是煌煌十三部数百卷儒家经典，而王国维也不是一目十行大略浏览，而是细细对其进行圈点校阅，这对于今天人们来说即便痛下宏愿而没有“悬梁刺股”之毅力和精神的话，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吧。
　　当然，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在这一年中并不只是精读了“十三经”原著及其注疏，例如他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曾记述说：“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一些变化。……那么在京都的时候，他的学问研究的本领在哪些方面呢？当时他精细地重读《十三经注疏》、《前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在京都他有很多自由的时间供他精读。”对于狩野直喜所说，王国维的另一位日本友人铃木虎雄也予以证实说：“他寓居京都田中村的时候……王君精读《十三经注疏》。”对此，赵万里后来在查阅王国维当年批读原书的过程中发现，王国维自当年春天至秋天十月间，几乎是“日尽一卷”，鲜有间断，其中还重点对《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和《礼记注疏》这“三礼注疏”进行了重点精读。
　　除了这些儒家经典及其相关注疏外，王国维还对清代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从头到尾进行圈读，这不仅为他当时编撰《简牍检署考》和《齐鲁封泥集存》提供帮助，更为他后来从事古文字研究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关于《说文解字》这部字典，在此介绍一二，应该不算是什么赘述。这部由东汉许慎编撰的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求字本义的字典，其中共收录汉字９３５３个，重文（异体字）１１６３个。在这部字典中，许慎首创部首分类法，将１０５１６个汉字归入到５４０部中，每个字先解析字义，再按照“六书”说解其形体构造，并注明其读音。这部字典对于中国人来说，其意义实在难以表述，反正它成为我们今天解读汉字的一部鼻祖类或圭臬性的著述。
　　那么，什么是许慎说解字型构造的“六书”呢？其实，“六书”就是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象形，即描摹事物形状的一种造字法，如“日、月、山、羊、马”等，由此可见象形字都是独体字；指事，则是以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意义的一种造字法，如“上、下、本、末、中、甘、刃”等，由此可见指事字也都是独体字；会意，是一种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合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如“明、旦、采、休”等；而形声，则是一种意符和声符并用的造字法，据统计形声字约占汉字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至于后两种造字条例，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它与造字无关，在此不述。
　　拥有如此深厚的儒家经典之积累，王国维在国学领域里的研究简直是如鱼得水，所涉猎的范围也是大为拓展，诸如他在细读“十三经”过程中完成的《明堂寝庙通考》一书，俨然是一部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史。
　　明堂，原指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举凡朝会、祭祀、庆典或开科选士等国家重大活动都在此举办。然而，就是这样一处极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其建筑制度多有变化，以致到秦朝时就已模糊了先前的具体制度，而到汉朝后更是众说纷纭，聚讼不决。对此，王国维不仅参阅《史记》、《考工记注》、《三礼图注》、《明堂通释》和《隋书》等大量经典典籍，还将其与新近出土的甲骨文及金文等对照考订，从而廓清明堂建筑制度的历史迷雾，为古代宫室建筑的历史和礼制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同样发扬了其贯通中西学问之擅长，采用演绎、比较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溯本追源，详加考释，将明堂最初由家庭居室到帝王宫室的演化过程予以详细分析，同时还对宗庙和寝庙等建筑的形制及名称做了明晰。对于这样一部著述，王国维在刚刚完成第一卷时便欣喜地写信告知好友缪荃孙说：“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寝庙通考》一书，拟分三卷：已说为第一卷（已成），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脱稿之后，再行呈教。”
　　《明堂寝庙通考》完成两月后，王国维又拿出了与其迥异的另一篇著述《布帛通考》，也就是后来定名为《释币》之作。
　　在这部上下两卷本的著述中，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汉代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通过中国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与《释币》相比，王国维后来撰写了一部饶有趣味的堪称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史的著述——《胡服考》。
　　在撰写这部著述的过程中，王国维通篇采用大段排比式的史料，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考证精密，参阅和引用的典籍数量是极为庞杂的。在初名《袴褶服考》的这部著述中，王国维不仅明晰了胡服流行于中国的经过，以及历朝历代胡服演变的情况，还对胡服在各个朝代中与其相配使用的各种装饰品，以及服装的质地和颜色等进行考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对胡服的考释中，还就此展开对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考察，这恐怕不是一般专门学术著述所能巧妙涉猎的吧。♀♀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正如前文所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向来干脆而洒脱，毫无拖泥带水。而如今，在煌煌国学这一宏大的研究领域内，王国维更是辗转腾挪，游弋自如。诸如，在盛行于乾（隆）嘉（庆）年间的金石学方面，王国维因为一些原因虽然未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但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依然不能抹杀。
　　据《考古学通论》中介绍，金石作为一门学问诞生于北宋年间，当时因为官府内收集有诸多古代铜器，特别是宋徽宗时代仅官府所藏青铜器就多达六千余件，这促使朝廷官员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互之间购买、交换和研究青铜器及相关古物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个时尚的潮流中，率先明确指出这一时尚所蕴涵深意的，当属这一时期的吕大临。北宋元祐七年（公元１０９２年），吕大临在撰写《考古图》（１０卷）一书时说：研究古代器物是为了“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阕亡，正诸儒之谬误。”于是，吕大临在将官府和私人收藏的２１１件青铜器和１３件玉器按照朝代顺利进行梳理分列的同时，还将器物的形状、尺寸和收藏者一一列举，并对铭文进行了初步考释。随后，还有王黼皇皇３０卷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３０卷）和欧阳修的《集古录》（１０卷）等相关著述问世，从而使金石学盛极一时。与宋代相比，元明两朝在这方面简直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建树，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金石学则再掀研究縞潮。据史书记载，乾隆时期仅宫廷所收藏的古器物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量，于是雅好金石古玩的乾隆皇帝便钦命梁诗正为主编，历时数年编撰了多达４０卷的《西清古鉴》，其中收录青铜器有１５２９件，并将宫中所藏历代货币录成１６卷附录。另外，乾隆皇帝还将内务府所藏诸多古砚，也命人编撰成了２４卷的《西清砚谱》。在乾隆皇帝如此浓盛雅好的影响下，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出版相关著述竟然多达数百种，比较重要的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冯云鹏的《金石索》和端方的《陶斋吉金录》，此外还有黄伯思的《东观余论》（２卷）、董逌（）的《广川书跋》（１０卷）、王俅的《啸堂集古录》（２卷）、薛尚功的《钟鼎款识法帖》（２０卷）、无名氏的《续考古图》（５卷）、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２卷）、王厚之的《复斋钟鼎款识》及《周礼考工记》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相关著述。不过，除此之外的大量著述中含有诸多舛误，而这些舛误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鉴于这种情况王国维决定从原始资料开始，对金石学有关著述进行系统梳理。
　　自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６月开始，王国维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共编撰了《宋代金文著录表》（１卷）、和《国朝金文著录表》（６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由于王国维采用分类著录，并加注新式简称，不仅使这些著述成为金文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而且也大受学界的赞扬。对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的著述工程，王国维明了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所以他序言中真诚地恳请后世学者予以补录。当然，王国维在随后转向甲骨文等学术研究领域时，特别是回国后也曾相继撰写了《毛公鼎铭考释》、《两周金石文韵读》、《秦新郪虎符跋》和《小盂鼎跋》等文章，继续着自己对金石学的喜好和研究。由于王国维对金石学有如此精审的研究，后来有许多人跟随他从事这方面的学问，并以此扬名于中国国学界。
　　在徜徉于青铜器等古器物铭文的考释中，王国维由此又逐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