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中，有明人《尧山堂外纪》一书，近因起草《宋元戏曲史》，颇思参考其中金元人传部分，能为设法代借一阅否？又郑樵《通志·金石略》中石鼓释文一本，亦奉借一观。
　　如此严谨精审的学术态度，其实就是王国维以心血在为中国戏曲作史，因为随后他由于劳心费力过多而导致头痛和牙痛交替发作，一度中断《宋元戏曲考》的写作进程。即便如此，王国维还是仅以三个月的时间就将全部书稿杀青，至于他为何要如此急迫地完成《宋元戏曲考》的内在动因，不妨从他在自序中来寻找答案：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壬子岁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在这则自序中，王国维还提到了今已散失无寻的一篇戏曲著述，即《曲调源流表》。据赵万里先生后来说，《曲调源流表》是王国维“考证各宫调曲调之源于乐府及诗余者”，然后以列表的方式整理而成。宫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音乐术语。例如，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这七声，其中以任何一声为音阶的起点，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声为音阶的起点的调式都称之为“宫”，即宫调式，而以其他各声为主者则称“调”，如商调、角调等，则统称为“宫调”。王国维所完成的《曲调源流表》，虽然这只是一份列表，但从王国维在自序中特意提出来看，它对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另外，上面王国维在致铃木虎雄信中说“近因起草《宋元戏曲史》”而向他借书，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宋元戏曲考》。其实，这两者是王国维的同一部著述，只因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杂志》自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４月１日分八期连载这一著述时，将《宋元戏曲考》更名为《宋元戏曲史》之故。不过，对于商务印书馆对其这一著述更名之事，王国维并不表示认可，他曾写信向老朋友缪荃孙这样解说道：
　　但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否则荏苒不能刻期告成。惟其中材料皆一手，说解亦自己所发明。将来仍拟改易书名，编定卷数，另行自刻也。
　　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愿望，老友罗振玉在王国维自沉后的第二年即民国十七年（公元１９２８年）刻印《王忠悫公遗书》时，将其恢复为《宋元戏曲考》收录其中，就此算是了却了王国维生前的一个愿望。也正因为王国维有此遗憾和愿望，所以笔者在行文中一律以《宋元戏曲考》为准，这只是为了对学术应有的一种尊重。
　　在这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将五万余字的全文分为五大部分十六章，从其内容上来看确实应该属于考证范畴。这五大部分为：一、阐述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二、考证中国戏剧形成于宋金的根源，并对这一时期中国戏剧的现状予以论述；三、对元杂剧的源流、兴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存亡和结构等进行解析，并论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地位；四、对元杂剧的院本与南戏之间的渊源进行论述，特别是对南戏作了重点考证；五、作为全书的“余论”，对中国戏剧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论述。另外，王国维在全文之后还附录了４３位元代戏曲家小传，这很显然是引自他在辑录《曲录》时所获。
　　对于王国维这部《宋元戏曲考》的价值和贡献，近一个世纪来用“好评如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评价之高在学术界也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梁启超于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又如，郭沫若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１９４６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正如梁启超和郭沫若所言，因为有了王国维在中国戏曲研究上的贡献，特别是随着《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戏曲不仅成为了专门之学——曲学，而且在当时还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显学，吸引诸多中外学者投身其中，使千年来被文人雅士一直视为“下里巴人”的戏曲，不仅有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标志性称谓，如今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已经成长为一朵奇葩香花。而为了这朵奇葩香花，王国维辨识、发现、栽培和促使其根深苗正快速成长开花的巨大功劳，在中国文艺研究史上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应该的，也是名至实归的。
　　不过，在王国维埋首中国戏曲研究中时，中国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逆转，这种大逆转使纯粹学者王国维看不到一点好转的希望，于是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寓异域躲避风潮。如此，下面我们不能不回首来记述王国维在此期间的遭际，因为这对于王国维个人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都称得上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斑驳历史。

　　第四部分
　　流寓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阳春４月，王国维携全家安居在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后，虽然他每天要到清朝廷学部所属的图书编译局“上班”，但他的主要精力却始终沉浸在中国戏曲的史海钩沉中。诸如，自这年８月至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王国维先后完成的《词录》、《戏曲考原》、《曲录》、《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唐宋大曲考》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撰写的。随后，如果中国不是爆发了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那场武装起义，王国维的《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著述，同样要在新帘子胡同王国维那自名为“学学山海居”的小书房内完成了。
　　不过，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变革中，别说是积极投身其中的革命者和被动卷入其中的被革命者不得安宁，就连积贫积弱的全体国民也像是失去了主心骨的木偶一样，整天生活在毫无希望和目的的混沌中，至于像王国维这样不问政事的纯粹学者，又有几人能如他那样为了学术而心如止水呢？其实，躲在“学学山海居”里的王国维并不能安居其中，否则他也不会在那场风暴掀起一个月后便仓忙地流寓到异域日本。自此，关于王国维近五年在日本的流寓生涯，一种“遗民出亡”的观点始终笼罩在他的身上。那么，王国维流寓日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前因和往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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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异域避风
　　在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这三年多时间里，统治中原两个多世纪的满清王朝实在是多事之秋，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促使其呈现出了一种大厦将倾的态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傍晚，囚禁在中南海孤岛瀛台上长达１０年之久的满清王朝第九代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在涵元殿那一席冷硬孤寂的铺板上撒手西去了。其实，说光绪皇帝是撒手西去似乎有点不太确切，因为他的心里满含着悲愤、仇恨、无奈和惨绝这诸多种情感。事出千古罕见之巧，就在光绪皇帝猝死瀛台不足２４个小时，他的母后、政敌、实际执掌满清王朝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亦寿终正寝在紫禁城的仪鸾殿内。这个时候，距离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不过半年，而距年龄只有两岁多的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当皇帝还不足一个月。
　　将一个人口多达数亿、土地面积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政权，交给一个年仅两岁多的孩子来管理，至今想来还都觉得是一件极其荒唐而滑稽的事。不过，面对这种极其荒唐而滑稽之事，我们的祖先早已探索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或行之无效的方法，那就是由一位或几位大人摄政或听政，代替这个孩子来行使皇帝的权力。当历史将国家政权交给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孩子时，他的父亲载沣便义不容辞地充任了这个角色，虽然他是一个胸怀大志却行权无术之人，但是因为不甘心或还对自家王朝还怀有一种幻想，所以他总是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将倾的政权大厦稳固起来。在这位自命不凡摄政王的种种努力中，有一件事办得还是干脆利落且非常明智的，那就是于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罢免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一代奸雄袁世凯。不过，手握北洋军权且善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不仅深谙韬光养晦之计，而且对于权力时机的把握几乎从未失算过。于是，中国的这段历史便围绕着袁世凯与清朝廷及已经兴起的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地展开了。当然，直接对王国维流寓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这时还在日本的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而事件的起因则要从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说起。
　　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以前的十年间，清王朝已经经历了近千次饥民暴动和国内民众武装斗争，特别是这年４月由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更是响亮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月后，当四川民众组织成立“保路同志会”并发起“保路运动”时，清朝廷妄图以血腥镇压来维持其无道的统治。于是，当四川总督赵尔丰于这年９月７日在总督署门前枪杀“保路同志会”的请愿会员时，一场起义新军与朝廷的武装斗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这场武装斗争中，使王国维真切感受到事态严重的有两件事：一是直接提携王国维进入清朝廷学部就职的学部尚书端方，在受命率军前往四川镇压新军途中被起义军杀死；二是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时的顾主、这时已经逃难到天津筹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