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脚色之分，隐于此四种合。大抵净为热性，生为郁性，副净与丑或凉性而兼冷性，或凉性而兼热性。虽我国作戏曲者尚不知描写性格，然脚色之分则有深意义存焉。
　　这种分法今天看来也许稍嫌粗糙，但王国维在一个世纪前便应用中西学术观点的对比来观照中国戏曲的做法，“实未容吾辈轻议也”。
　　《优语录》，是王国维参阅前人诸多史话和笔记等书籍，辑录自唐至明期间共５０则“优人”戏语的一部戏剧研究论述。优人，在这里专指扮演杂戏的人。而由这些人演义的杂戏，也就是俗称的滑稽戏是向来不受文人雅士看重的，而王国维却苦心孤诣在浩瀚的史料中扒剔整理，不仅意在保存这些散佚殆尽的稀有戏剧剧种，而且还由此探求中国戏剧的源流，并获得了戏剧与这种滑稽戏之间存有内在联系的一大发现，这种功绩实在难得。至于王国维为何要辑录整理这一《优语录》，他在文章开头这样说道：
　　元钱唐王晔日华，尝撰《优谏录》，杨维桢为之序，顾其书不传。余览唐宋传说，复辑优人戏语为一篇；顾辑录之意，稍与晔殊。盖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剧之际，故戏剧之源，与其迁变之迹，可以考焉；非徒其辞之足以裨阕失、供谐笑而已。吕本中《童蒙训》云：作杂剧，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吴自牧《梦粱录》谓：杂剧全托故事，务在滑稽。洪迈《夷坚志》谓：俳优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谏时政，世目为杂剧。然则宋之杂剧，即属此种。是录之辑，岂徒足以考古，亦以存唐宋之戏曲也。
　　由此不难看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独到眼光和卓越见识。
　　《唐宋大曲考》，是王国维在连续五期发表于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国粹学报》上的《宋大曲考》的基础上的深化之作，也是他继《戏曲考原》后对中国戏曲进行细化考证的又一篇大著述。这篇著述中，王国维指出“大曲”一词最初见于东汉蔡邕的《女训》，而详细的解释则在沈约的《宋书·乐志》，是以同一种乐调重复演奏的大型乐舞。为了考证这种乐舞的起源，王国维参阅诸多经典史料和笔记资料，先是辑录宋代大曲的相关内容，随后从中发现宋代大曲实际上是出自唐代大曲，而唐代大曲又起始于《伊州》和《凉州》等曲目，由此不仅可以得出大曲起源地在中国西北的边远地带，而且还与少数民族地区独创的一种杂剧相关联。所以，王国维在文章最后指出了“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接近”这一新颖观点。
　　《录鬼簿校注》，顾名思义，是王国维对元朝钟嗣成所著《录鬼簿》的校注。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是元朝一位剧作家，他之所以撰写《录鬼簿》并取此奇异书名，我们由其自序中不仅可以得到清楚的解答，而且还能够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态度：
　　余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们者，吾党且噉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由此可知，这部完成于元至顺元年（公元１３３０年）奇书异典，应该是一部主要记述元代剧作家及其剧作的传记类著作。确实，在这部两卷本的书中，钟嗣成共收录剧作家１５２人，剧作４００余种，其中不仅有如今人们都比较熟悉的关汉卿及其剧作《窦娥冤》和《汉宫秋》等，更多则是一些不知名的剧作者及其作品。对于这些剧作家及其作品，钟嗣成既为他们一一作传、留存其作品，还对那些生活窘困但很有才华的底层剧作家给予了充满感情的点评。而正是这样一部没有把笔墨涂抹给已经鲜亮名家的著作，自元代传世以来竟屡屡被世人传抄，也因此传到王国维手中时已经是舛误比比，使其觉得实在有必要对这部进行重新校注。
　　王国维校注《录鬼簿》先后有三次：分别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和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在校注《录鬼簿》的过程中，王国维共借有三种抄本，一是从满清学部参事厅参事官陈毅（字士可）处借得一部明代抄本，一是由清代曹雪芹祖父曹楝亭刻印的“楝亭本”，还有一种则是由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字艺风）处借来的满清初年尤贞起的手抄本。因为三种抄本是王国维跨度近三年才分别借得，所以他也先后有两个校本，第一个校本是以“楝亭本”为底本，参照明代抄本及诸多史料而成，后来送给了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收藏，即现今《王国维遗书》中之所录；第二个校本是以明代抄本为底本，以“楝亭本”和后来借到的尤贞起抄本相互比勘，对《录鬼簿》中被后人删改的部分及其原本遗漏的内容进行了恢复和补充。在校注过程中，王国维不仅先后两次手抄全文，而且其中还留下了“朱墨粲然”的诸多批注，正如他自己所说“此为第一善本也”。
　　其实，就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年后，郑振铎和王国维的门人赵万里便在浙江“天一阁”发现了《录鬼簿》的真正“第一善本”，因为这一抄本是明朝正德年间（公元１５０５年—公元１５２１年）之人根据明永乐二十年（公元１４２２年）贾仲明抄补的《录鬼簿》进行重新抄录的一个版本，而王国维所借到的《录鬼簿》那三种抄本，则又是后人根据“正德本”再次删改的抄录本，其中“楝亭本”和尤贞起抄本删改的最为严重。所以，当赵万里发现“正德本”《录鬼簿》时，他发出了“恨不得起先生于九泉以告之”的慨叹。是的，王国维因为早逝而未能得见《录鬼簿》真正的“第一善本”，确实是一件令人扼腕之憾事。不过，这就好比是书法艺术中讲究的“飞白”，同样给人们别样的一种欣赏空间。何况，王国维“脱屉名利”先后三次校注《录鬼簿》的功绩，不仅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奠定了极为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治学者树立了真正学者应有的典范榜样。
　　《古剧脚色考》，是王国维对唐宋以来中国古典戏曲中角色的渊源及其变化发展所进行的一次深入考证。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可谓是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不仅对戏曲中各种角色的名称、源流、发展和变化进行严谨审慎的考证，而且对这些角色在剧中的作用及其如何发挥展示作用都做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他借用西方心理学和生理学中的观点来观照中国古老戏曲的这一做法，堪称是站在了世界文化前沿且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学术考证行动，在当时具有无人能及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为了使读者能够领略到王国维这次非同寻常学术考证行动的魅力，愿意引录该论述第一段如下：
　　戏剧脚色之名，自宋元迄今，约分四色，曰：生、旦、净、丑，人人之所知也。然其命名之义，则说各不同。胡应麟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亡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反是而欲求其当焉，非戏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汙不洁而命以净也：凡此，咸以颠倒其名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此一说也。然胡氏前已有为此说者，故祝允明《猥谈》驳之曰：生、净、旦、末等名，有谓反其事而称，又或托之唐庄宗，皆谬云也。此本金元阛阓谈唾，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生即男子，旦曰妆旦色，净曰净儿，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土语，何义理之有？《太和谱》略言之。（《续说郛》卷四十六）此又一说也。国朝焦循又为之说曰：元曲无生之称，末即生也。今人名刺，或称晚生，或称晚末、眷末，或称眷生，然则生与末为元人之遗。（《易余籥录》卷十七）此又一说。胡氏颠倒之说，似最可通。然此说可以释明脚色，而不足以释宋元之脚色。元明南戏，始有副末开场之例，元北剧已不然，而末泥之名，则南宋已有之矣。净之傅粉墨，明代则然，元代已不可考；而副靖之名，则北宋已有之矣。此皆不可通者也。焦氏释末，理或近之，然末之初，固称末尼。至净、丑二色，又则何说焉？三说之中，自以祝氏为稍允。但其说至简，无所证明，而《太和正音谱》、《坚瓠集》所举各解又复支离怪诞，不可究诘。今就唐宋迄今剧中之脚色，考其渊源变化，并附以私见，但资他日之研究，不敢视为定论也。
　　在这里，王国维通过考释以往三种对戏剧中角色或错误或偏颇或缺失之说，阐明自己之所以要对“唐宋迄今剧中之脚色”进行考释的原因，并把这次考释作为“他日之研究”的资料准备。确实，王国维在这里不仅考释角色渊源发展，而且通过对角色的考释进一步推释中国古典戏剧的发展脉络，这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再一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王国维在文章还对剧中角色的性格做出了科学的分类、分析，以及剧中角色的面具、涂面和男女合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释，所以这些论述都给人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这也许就是真正学术大师赋予人们的精神和学术享受吧。
　　做了这么多的铺垫，终于该触及当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意义的巨作《宋元戏曲考》了。是的，王国维为了这部《宋元戏曲考》，也已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从多方面为中国戏曲研究撰写了掷地有声的系列考证性著述。随着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已经引起世界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这方面的鼻祖人物，就连一些年长儒硕之士也对王国维在这方面的成就表示自叹弗如。如此说来，王国维确实到了该全面总结自己在戏曲研究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时候了。不过，促使王国维动笔撰写《宋元戏曲考》的却是中国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即一向以编辑严谨及出版水平高人一筹的中国商务印书馆。
　　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１１月，王国维欣然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约，开始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山作用的著作。对于王国维来说，撰写《宋元戏曲考》虽然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但他依然保持着一位精审学者的高贵品格，因为在此期间他还不断搜集相关资料，以望撰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正的伟大著述。诸如，王国维在撰写《宋元戏曲考》的过程中，就曾写信向他的日本友人铃木虎雄筹借相关资料，记得他在这封信中说：
　　前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