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为丈夫王国维挑选了一位继室夫人，那就是莫氏的表外甥女潘氏。潘氏名丽正，年方２２岁，是莫氏娘家浙江春富庵人，父亲潘祖彝（字鹿鸣）是一名秀才。据说，妻子莫氏在临终前曾特意向王国维表露这一意思，而对于莫氏临终前的这一嘱托，与妻子情深意笃的王国维起初并没有在意，虽然他对在妻子生前经常前来周家兜王家串门的这位远亲印象很好，特别是孩子们与这位年长不了几岁的表姐也很是友爱，但王国维并没有想到她将会成为自己的继室妻子。不过，虽然王国维没有过多地考虑过这件事，但他的岳母莫太夫人则很上心，这不仅因为她熟识喜爱潘氏姑娘，王国维续娶她之后自己那三个年幼的外孙不至于遭罪，而且“幼承庭训，知书达理”的潘氏姑娘熟悉王家事务，是纯粹学者王国维最合适的贤内助。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守寡多年的莫太夫人竟勇敢地“自为大媒”，为女婿王国维亲自操持这桩婚事。于是，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３月１日遵照前妻遗嘱和岳母莫太夫人的敦促，终于迎娶了年轻貌美的潘氏丽正姑娘为继室。随后，王国维携新婚妻子潘氏、三个儿子和莫太夫人北上京城，开始了他一生中新的生活和学术历程。
　　初春四月，王国维携全家老小抵达北京，租住在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小院不大但很清净，且距离老朋友罗振玉家不远，相互之间能够经常见面交流切磋学问，特别是罗振玉家那丰富的图书和文物收藏，更成为此后王国维寓京四年间治学所需参阅的重要资料。当然，王国维在京都生活比较稳定安适的这几年间，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诸如前文谈到的《人间词乙稿》和那震古烁今的词学经典《人间词话》，以及下一章中将重点解析的戏曲研究，都是在这一期间所完成的。不过，既然这一章的标题叫着“京华初度”，在这里似乎有必要对王国维词学成就作一补记，因为紧随《人间词话》之后还有一册以词集为著录对象的目录学著作——《词录》。
　　作为王国维生前一部未曾刊行的遗稿，《词录》撰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８月。其时，王国维举家搬迁到北京安居不久，他因为第一次获得了朝廷所发的丰厚薪水，家人又得以朝夕相处，生活安适稳定。于是，王国维在工作之余与聚集京城的一些学界名流有了诸多交往，其中有诸如精通词曲目录学的吴昌绶（字伯宛）等，都成为王国维撰写《词录》的支持者。除了与学界名流交流切磋学问外，王国维还经常到北京西郊的书肆搜求散失民间的善本珍籍，对他撰写《词录》也大有裨益。例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王国维于书肆搜购得由明朝杨慎辑录的《词林万选》，这是四卷两册“汲古阁刻《词苑英华》中的一种，上有焦循（里堂）印记”，堪称是一部稀少的词学善本。随后，王国维经常流连于书肆之间，并搜购得诸如《周宪王杂剧》、《唐六典》、《雍康乐府》、《花草粹编》、《盛明杂剧》和《元曲选》等善本珍籍，还从吴昌绶处借来由其辑录的《宋金元现存词目》，以及从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藏书家缪荃孙（字炎之）等处借阅诸多关于词学方面的书刊典籍，从而开始他在吴昌绶辑录《宋金元现存词目》基础上进行补缺编撰《词录》一书的工作。
　　对于辑录编撰《词录》一事，王国维在《词录》卷首的序例中说：“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宛）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叹其搜罗之勤。因思仿朱竹土《经义考》之例，存佚并录，勒为一书。搜录考订，月馀成书，聊用消夏，不足云著述也。”经过王国维一个多月的辛勤辑录，终于撰成的《词录》共收入条目２２９条，当时留存于世的有１２５条，亡佚的词目有１０４条。由此可见，王国维虽然在序例中将《词录》当作是“聊用消夏”的“不足云著述”，但是其在中国词学上的历史地位显而易见。
　　另外，由《词录》到随后的《曲录》，最终撰成又一部具有开拓性贡献的煌煌巨著《宋元戏曲考》，王国维这时编撰而成的《词录》很显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此，下面不妨翻过《词录》过渡到《曲录》这一奠基工程，最终抵达王国维一生中又一个学术辉煌的《宋元戏曲考》中，从而再次感受这位学术大师精审的治学方法和态度。

　　第十四章
　　戏曲钩沉
　　关于王国维这一次学术研究转向的原因，他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因填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有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以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立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
　　在王国维的这一段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信息：一、王国维将研究戏曲当作是自己的一大奢望；二、一直以来中国戏曲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衰落而不得振兴；三、中国戏曲与西洋名剧在重视程度和文学地位上相差太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四、王国维对于自己研究戏曲能否获得成功表示出少有的不自信或是自谦。如今，关于王国维戏曲研究成功与否已早有定论，在此我们仅以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中完成相关著述的先后顺序，对他在这一学术领域所取得成就进行展开记述，以便让读者明了王国维在戏曲的史海钩沉中所采取科学有效的治学方法。
　　经过对王国维在戏曲领域研究成果的大略梳理，他完成相关著述的先后顺序为：《戏曲考原》、《曲录》、《录曲馀谈》、《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鬼簿校注》、《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考》。由此可见，王国维关于戏曲研究应当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学术工程，而他采取以上这种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研究方法也是极为科学的。确实，与《人间词话》同时连载于上海《国粹学报》上的《戏曲考原》，也许动笔撰写的时间要迟于《曲录》，但却是王国维在戏曲史海钩沉中最早完成并发表的第一篇大著述。在这篇《戏曲考原》中，王国维从宏大处着眼，由细小初着手，用中国传统而精审的考证方法，巧妙地结合西方文学观点，对中国戏曲的起源进行了科学而细致的考证和阐释。在这一考证、阐释过程中，王国维笔锋干脆而犀利，观点明确而严谨，全篇布局严整，文字洗练精准，诸多论点都是前所未有的。文章一开头，王国维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楚词之作，《沧浪》、《凤兮》二歌先之；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独戏曲一体，崛起于金元之间，于是有疑其出自异域，而与前此之文学无关系者，此又不然。尝考其变迁之迹，皆在有宋一代；不过因金元人音乐上之嗜好，而且益发达耳。
　　在这一相当于全文的小序中，王国维不仅指出戏曲因为得到金、元两朝人的偏爱出现兴盛而导致世人怀疑其起源于此时的谬误，而且提出了经过自己考证后得出戏曲应该起源于宋朝的观点。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科学性，紧接着王国维在文章中提出了戏曲的概念，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也就是说，能够称之为是戏曲的，一定是以歌舞的方式演绎了一段故事。如此，王国维开始在文章中例举一些只歌咏故事而没有歌舞，或有歌舞但又不是演绎故事，抑或演绎的是神仙鬼怪而不是人间事等类型，从而指出它们因此而不属于戏曲的原由。随后，王国维又对文章开头人们对戏曲起源于金元的误会，以及怀疑戏曲是由国外传入且与文学没有关系的论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从而得出：
　　要之，曾（布）、董（颖）大曲，开董解元之先。此曲则为元人套数、杂剧之祖。故戏曲之不始于金元，而于有宋一代中变化者，则余所能信也。∴∴
　　很显然，王国维这种从歌舞（形式）与演故事（内容）两方面对戏曲源流进行考证的做法，实在是一种睿智而科学的治学方法。所以，王国维早在一个世纪前便在《戏曲考原》中提出中国戏曲源流的这一观点，至今仍是国人比较信服和遵循的准则。
　　如果说《戏曲考原》首先解决了中国戏曲的源流问题，那么王国维随后完成的《曲录》也就有了科学的依据和筛选准则。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剧目汇编性著作，王国维历时１０个月参阅近百种书刊，终于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５月完成了《曲录》的编撰工作。在这部规模宏大、编撰严谨的《曲录》中，王国维将全书分为“宋金杂剧院本部”、“杂剧部上”、“杂剧部下”、“传奇部上”、“传奇部下”和“杂剧传奇总集部”六卷，共辑录曲目３１７８种，虽然留传于世的全本只有十分之二三，但对王国维全面了解中国戏曲则有了一个整体概念，为他后来撰写戏曲研究扛鼎之作《宋元戏曲考》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所以，王国维在《曲录》的自序中这样说道：“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搜讨之助。补三朝之志，所不敢言，成一家之书，请俟异日。”
　　果然，三年后王国维在流寓日本期间终于完成了“成一家之书”的《宋元戏曲考》，其中诸多论述都来源于《曲录》。由此可见，当时因为资料缺失等因素，《曲录》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瑕疵，但它在中国戏曲历史的研究中，依然具有不可埋没的揭开序幕之功。关于这一点，王国维的门人赵万里后来评价说：“此书可议处虽多，然大辂椎轮，创始不易，其精神固甚可佩也。”
　　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６—８月分三期连载于《国粹学报》上的《录曲馀谈》，是王国维继《曲录》后完成的第三部戏曲专著。在这部专著中，王国维不仅记述了戏曲总目或总集的得失，而且对中国历代戏曲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运用西方生理学学理对中国戏曲中的角色进行观照，这一做法堪称言前人所未言：
　　罗马医学大家额伦谓人之气质有四种：一热性，二冷性，三郁性，四凉性。我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