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推崇同行的学术大师俞平伯，在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由北京朴社以单行本出版的《人间词话》序言中的一段评语作为这一章的结束语，否则“佛头著粪”的尴尬则在所难免了。学术大师俞平伯在序言中说：
　　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此书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吾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自来诗话虽多，能兼此二妙者寥寥。此重刊《人间词话》之意义也。虽只薄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读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其实书中所暗示的端绪，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庞然巨帙，特其耐人寻味之力或顿减耳。明珠翠羽，俯拾皆是莫非瑰宝，装成七宝楼台，反添蛇足矣。此日记短札各体之所以为人爱重，不因世间曾有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ｓ而遂销声匿迹也。作者论词标举“境界”，更辨词境与隔与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凡此等评论衡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颇思得暇引申其义，却恐“佛头著粪”，遂终于不为而缀此短序以介绍于读者。
　　然而，就在王国维于诗词等领域创建罕见辉煌期间，他个人及家庭却屡遭了太多的波折和厄运，至今我们也不能明了王国维在那种景况下是如何潜心治学的，或者说他坚韧的治学之心是如何锤炼的。这也许就是一位纯粹学人所具有不同于平常人的心性吧？

　　第十三章
　　京华初度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１１月，王国维随同罗振玉辞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后，在海宁老家度过了一个温馨闲适的春节，随后又跟从罗振玉一家北上京都谋职，从而开始了他五年寄寓京城的多舛生活。
　　罗振玉北上京都是受学部尚书荣庆之邀，就任满清朝廷新设衙门学部参事厅行走一职的。学部，前身隶属于朝廷“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的礼部，主要职责是负责科举取士等事务，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朝廷废除科举制后便开始筹备成立专门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新机构——学部。同年１２月７日，朝廷颁发谕旨正式设立学部，慈禧太后的亲信、蒙古贵族荣庆受命调任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中央机关的部长一职），官居一品，另设有左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两人。朝廷筹备成立学部时，罗振玉正因与张謇领导的江苏教育会发生冲突而居家“丁忧”，但他多年来创办新式教育的盛名已经引起学部尚书荣庆的特别关注和赏识。于是，荣庆刚到学部走马上任便奏请朝廷诏令罗振玉进京，作为自己的助手而授予他学部参事厅五品行走一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２月，因祸得福的罗振玉准备携全家赴京时，特意驰书海宁邀请王国维一同前往京城，以便向朝廷有关部门奏请为他也谋取一个职位。
　　初到京城，罗振玉将家人安置在魏染胡同由学部提供的寓所里，王国维也住在他的家中，一边等待罗振玉为他向学部谋职，一边为《教育世界》编译稿件。作为清代建都两百多年的北京城，不仅贵族高官多如牛毛，学界精英也云集其中，不足而立之年的王国维虽然翻译发表了诸多关于教育和哲学等相关著作，也撰写出版了诸如《红楼梦评论》和《静安文集》等学养精深的作品，但只有两年教龄且仅是秀才出身的他还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一时没能得到学部安置的王国维，为了引起朝廷有关大员的关注，他撰写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阐述自己对当前教育事业的改良主张。在这期间，王国维与罗振玉朝夕相处，两位学术大师彼此影响，相互在学养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王国维还将自己在江苏通州、苏州及浙江海宁三地填写的６１阕词，汇编成《人间词甲稿》陆续发表在《教育世界》上，开始奠定他在中国词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转眼间，王国维在京城度过了春夏两季，迎来了黄沙漫天扑人面的初秋。北方的秋天，不仅远没有江南那样气候宜人，而且特别容易勾起像王国维这样客居异乡孤独者的乡思，再加上学部谋职一度受挫，使王国维时常怀想起与家人团聚时的光阴。就在王国维陷入初秋乡思的八月，从家乡海宁传来了父亲王乃誉不幸病故的噩耗。于是，王国维急忙辞别罗振玉一家，急冲冲地南下海宁奔丧。时间虽然只过去了半年光景，而当回到海宁的王国维面对周家兜王家老屋时，发现昔日清新幽静的自家小院竟然斑驳衰败了许多，特别是停放在堂屋中央的父亲的棺椁，顿时让王国维大放悲声。回想父亲王乃誉老人一生六十载春秋，虽然名不出乡里，苦苦坚守清贫，但通过勤奋自学竟学有所成，为后人留下了数十卷诗集、游记、画论、金石研究及日记等著述资料，这不能不让王国维感慨万千。当然，王乃誉老人留下的这诸多著述资料，不仅是王国维个人的精神财富，更为后世王国维研究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另外，王乃誉老人为了教养长子王国维功成名就，不惜放弃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甘愿居家“以课子自娱”，把全部心血浇注给亟待滋养的年幼长子，这更是王国维终身难忘的父爱深情。确实，在王国维近三十年的成长历程中，父亲王乃誉可谓是倾注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不仅在学养和社交等方面给予他指导和关注，而且在儿子结婚成人后依然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因此才使王国维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事业追求中。而今，操劳一生的父亲王乃誉老人，还没能看到寄托极大期望的长子王国维在他极为看重的朝廷就职，就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怎不让王国维在悲痛中满怀愧疚和感恩呢？
　　于是，恪尽人子之孝的王国维，在守孝“百日”期满后将父亲王乃誉老人安葬在了海宁城北徐步桥东侧的墓地里。随后，按照旧制即便王国维不是朝廷官员，他也必须遵循有些淡漠的“丁忧”之制。在“丁忧”期间，王国维用心为父亲王乃誉老人撰写生平事迹——《先太学君行状》，全面记述和缅怀了父亲一生的学业和成就。如今，由于王国维的缘故，这位名不出乡里的老人已经成为王国维这座学术丰碑的研究者和敬爱者万万不能忽视或逾越的基点。如此，能否让长眠在浙江海宁城北的王乃誉老人瞑目了呢？
　　与父亲王乃誉老人永诀后，家庭责任更加沉重的王国维先是送别年仅２０岁的弟弟王国华前往上海谋生，而后自己也不得不像父亲生前一样背井离乡赶赴北京。辞别依依难舍的继母和妻儿老小，王国维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初春返回北京。这时，罗振玉已经将家小安置在宣武门内象来街的一座宽大庭院里，王国维依然暂住在罗家，一切仰仗着罗振玉的关照，好在不久朝廷便任命王国维为学部总务司行走，虽然只是学部机关的一名普通办事人员，但毕竟算是在朝廷任职了。随后，罗振玉升任京师农学堂总监，官居四品，王国维也因罗振玉向学部尚书荣庆鼎力举荐而转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尔后又被委任为由大名鼎鼎的严复任总纂的“编定名词馆”协修，算是在满清朝廷有了一个实际工作的职务。
　　然而，就在王国维刚到学部图书编译局工作不久，家乡海宁又传来妻子莫氏因为生产双胞胎女儿而染上“产褥症”的病危凶讯。这时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７月初，由于当时还没有津浦铁路，王国维只得辗转到天津乘坐轮船从水路星夜赶往海宁。半个月后，当王国维千里迢迢憔悴地坐到妻子莫氏病床前时，妻子莫氏已经进入弥留之际，虽经王国维延请名医诊治，妻子莫氏还是在十天后离开了人世。结发爱妻莫氏的中道而逝，使王国维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只能在王国维心中流淌成一阕阕断肠诗词。为了朝廷学部和自己的学术事业，也为了这个已经经不起点滴贫困风雨的家庭，王国维在料理完妻子莫氏的丧事后，不得不将家中事务及三个年幼的孩子全部交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管，自己只身再次返回北京。°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北京这又一个萧飒的秋天，王国维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生日，他细细回想自己３０年的人生旅途，实在是命运多舛，为了理想，为了生活，为了新学，为了孜孜以求的学术事业，他不得不抛却父老家小，辗转上海、武昌、通州和苏州等地谋生，如今虽然混迹京师就任学部一办事员之职，但于自身的学问却感到一事无成，这怎不让王国维感慨万端。于是，在北京一个凄清的九月之夜，王国维回首自己十多年的独学之路，遂撰成《三十自序》一文。其中，关于治学和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王国维这样写道：
　　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篑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羸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
　　然而，就在王国维为“生事之累”发此感叹时，家乡海宁又一次传来继母叶太夫人病故的消息。叶太夫人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３日去世的，这时距离春节仅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于是，当王国维接到消息后急忙辗转赶往海宁时，他这一年春节的大年三十便只能在途中度过了。于正月初二赶回海宁的王国维，一踏进冰冷空寂的周家兜老宅，顿时有一种死寂沉沉的悲凉之感，特别是面对叶太夫人漆黑的棺椁，以及三个都不足１０岁的懵懂幼儿，王国维更加感到“生事之累”的沉重。确实，这时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不善理家的纯粹学者王国维，又将如何处理这不可避免的“生事之累”呢？
　　其实，我们至今都应该感激两个女人，一个是王国维那中道而逝的结发妻子莫氏，另一个则是王国维的岳母即莫氏亲生母亲莫太夫人。原来，早在莫氏弥留之际她就为自己找好了一位“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