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言报》的汪康年，当他得知四川这一严重局势后竟然突然中风猝死。如果说当王国维得知这两件事时使他颇感震惊和困惑的话，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局势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不能不让他考虑自己及家人将何去何从了。
　　确实，随着四川局势的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的人民暴动简直比雨后春笋还要蓬勃。特别是这年中秋节刚过的湖北武昌，一场由革命文学团体和共进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于１０月１０日迅速占领湖广总督署，随即成立军政府宣布脱离清朝廷的管理。接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有１４个省宣布独立，清政府已经是土崩瓦解。大厦崩颓，势不逆转。辛亥革命的成功来得过于突然，突然连领导者孙中山还没有回国，突然得使广大民众还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失去已经依傍了两千多年的主子——皇帝。对此，早已拥有这种根深蒂固民族习惯的中国民众，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流窜，暴动起源地江南的民众向首都北京方向逃难，而北方民众则纷纷前往江南避祸，乡村里的人们大量涌进城市，而城市中的豪门则迅速往乡村疏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最安全稳定的。其实，这时全国各地都一样，都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而随着人们毫无希望地到处乱撞，使这种无序状态变得更加混乱。
　　面对全国如一锅乱炖的稀粥，王国维本想返回老家浙江海宁暂避风潮，但这时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价格已经疯长得十分惊人，即便如此，谁要想买到这样一张比平时高出数十倍的船票，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何况是家口众多而余资日少的王国维呢？与王国维同样愁眉不展的还有他的老朋友罗振玉，不过罗振玉的发愁与王国维有所不同，他既担心自己身为清朝廷四品大员是革命党革命的对象，又为家中收藏的大批书籍和古器物而担心。所以，当罗振玉找到“学学山海居”与王国维共商将前往何处避难时，他显得比王国维还要急迫。然而，就在两位老友一筹莫展时，昔日跟随罗振玉在武昌农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等地任教的日本友人却从东洋彼岸发来了邀请的信息，其中还有日本本愿寺一位与罗振玉素昧平生的老主持大谷伯光瑞，竟派遣该寺在北京的一名僧人专门找到罗振玉，表示说他愿意将自己的一处住所交给罗振玉全家居住。
　　另外，不久前返回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的老朋友藤田剑峰，在临行前也极力劝说两人还是到日本暂避风潮为宜。面对日本友人的盛情邀请和善意规劝，再看看身边如鸟兽散的朝廷官员及旧日友人，特别是国内一日千里不可逆转的严峻形势，使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还是先到日本暂避为好。当然，当罗振玉得到日本友人不仅为他们安排好了住所，而且还特意在京都大学为其收藏宏富的藏品及图书腾出了图书馆的消息后，这就更坚定了他先到日本避风的决心。
　　于是，在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中旬，王国维与罗振玉、罗振常及罗振玉的女婿刘大绅（字季缨〈英〉，刘鹗之子）四家二十多人，终于在天津乘坐上“温州丸”号日本商轮从大沽口起航前往日本神户。这时虽是初冬时节，天津大沽口的海面上已经开始结冰，但“温州丸”号千吨商轮内却有些燥热，而燥热源则是来自船内同往日本避祸的拥挤不堪的中国的官宦和富商们。当时，由于罗振玉身居高位且是日本学界极为推崇的中国国学的顶级人物，所以船长竟将自己的卧舱让于罗振玉一家居住，而王国维等三家人就只能一同拥挤在货舱内。历时七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王国维他们是如何度过的，总之他们终于在当月２７日安全抵达日本的神户码头。走出船舱时，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都感到极为感动和意外，因为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剑峰、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内藤虎次郎和富冈深藏等教授们，竟然共同出现在了神户码头上，原来他们是专程从京都赶来迎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的。随即，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被日本友人安置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下田中村预先准备好的房屋内，然后又驱车来到京都狩野直喜教授家中，接受他们夫妇早已安排的丰盛欢宴。就此，王国维和罗振玉开始了他们虽然是流寓异域的生涯，但也是他们两人学术合作最紧密、成就最辉煌的阶段。关于罗王学术合作留待下面两章详述，现在似乎有必要对王国维前往日本避风的真正动因进行解析，因为这是多年来人们揣测较多且最含混不清的一件事。
　　按说作为清朝廷学部一不入流的小职员王国维，他不仅不具备被革命党革命的资格，也没有罗振玉那大量珍贵藏品之忧，更没有罗振玉到日本后衣食无忧的丰厚家资，那他何以要随罗振玉一同到毫无生活保障的异域他乡日本去避什么风呢？确实，对于王国维在辛亥革命期间前往异域日本避风一事，社会上至今还留有多种揣测，诸如忠于清朝廷而不愿接受革命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诸如为了潜心研究和振兴中华传统国学，诸如多年来一直追随罗振玉已经难以舍弃，诸如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和罗振玉规劝暂避一时等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王国维前往日本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其实，就像笔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要想准确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就必须将其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来考量，否则所有的揣测只能算是揣测，而不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科学分析。上面我们说过王国维前往日本时，中国境内已经没有一块宁静的天空，到处都处在混乱无序的混沌中，清王朝已经土崩瓦解，那些少数顽固派却依然在作着垂死挣扎，而革命烽火则风起云涌，其中还有像袁世凯这样的投机者也是蠢蠢欲动，多种势力的含混交织，尔虞我诈，再加上良莠不齐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新观点的恣肆泛滥，不仅使普通民众无所适从，就连朝廷诸多高级官员、革命党人和投机者也是不辨东西，更说像王国维这样不问世事的学者了。于是，在全体国民纷纷南逃北窜的形势下，诸多官员和豪门望族也都卷入到逃难的洪流中，而生存在这种状态里的王国维又能有何卓尔不群的表现和作为呢？虽然王国维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常常会出人意料地一鸣惊人，但他对生活却是一种罕见的不敏[gǎn]和无能力，这一点不仅了解他的人非常清楚，即便一无所知者通过以上文字的阅读也多少会有所感受。所以，在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那种状态下时，王国维采取随大流的行为并不值得过分去讨论和探究，虽然我这种将王国维在生活上归拢于普通人行列的说法，在今天一定还会遭到那些将学术大师“异化”者的强烈反驳，但如果设身处地地替王国维想一想，他当时随大流的做法又有谁能避免呢？当然，如果这些习惯于将学术大师“异化”的人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反问我的话，那我也只能用“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来回答了，虽然这种回答也许有一种巧妙或狂妄的嫌疑，但我现在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合理答案。
　　当然，王国维的随大流应该有不同于普通民众之处，那就是他当时毕竟是已经具有超前学术思想的伟大学者，学术作为他的事业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当时，也许他还没有要拯救整个中华国学的宏大远景，但学术自觉性还是要比一般学者强烈且敏[gǎn]得多的。而当时如果王国维没有随同罗振玉前往日本避风，他在国内那几年异常混乱的状态下，不敢肯定地说将是一事无成，但起码不会有在日本那相对安静的环境里，与罗振玉共同创造出那么辉煌夺目的学术成就，这一点有识之士应该不会有异议吧。试想，王国维在日本几年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哪些方面，试想留在国内哪里能放得下他一张宁静的书桌，试想国内哪里又能为他敞开多达５０万册的图书资料和数千件珍贵的古器物，试想哪里有像罗振玉那样学识鸿博且对王国维极为器重的学术先导和同道，试想哪里又有像罗振玉及日本友人那样极力帮助王国维解除生活之忧使其能够尽可能地安心学究呢……面对所有这些试想，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再一次设身处地地为王国维想一想，也许以上那些无端的揣测会从脑海中遛走。
　　赶走了脑海里的这些无端揣测，我们才能纯净而大度地接受王国维在日本的又一次学术转向，或者明确地说是回归国学，因为王国维毕竟自幼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虽然他对西学曾经有过非常热切的迷恋，也曾自述过他的独学是从“专门中之专门”的西方哲学开始的，但“善自命题”的王国维每一次学术转向都获得了成功，而成功之后他又都会极为潇洒而坚定地走向另一片崭新的学术天地，几乎从来也不曾向以往挥手作别，这就是王国维，这就是王国维之所以成为王国维的理由，不需要任何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将成为无用功。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纠缠在这些无用功上，还是跟随王国维的足迹徜徉在他初到异域日本的那段生活轨迹好了。
　　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这是王国维一生中第三次踏上东洋日本国的土地，更是他全家人近五年流寓异域艰难生活的开始。当然，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这还是王国维回归国学的转折期，也是他学术生涯又一个辉煌期。在重点解说王国维回归国学并在国学研究领域创建辉煌之前，有必要简述其在日本期间的生活概况，虽然困顿和窘迫是生活的一个主色调，但回避似乎没有这个必要。╩╩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初到日本，王国维和罗振玉等都住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一带的田中村，罗振玉一家住在山下，王国维和罗振常、刘大绅三家住在山坡上。这是一处环境幽静、景色秀美的小山村，几家人初居一起倒也热闹，对此罗振常的女儿罗庄后来回忆说：
　　西京四面皆山，旧称山城国。初居田中村，再移神乐冈。其地风景幽胜，气候适中，小楼一楹，仅堪容膝，而纤尘不染，席地凭几，犹然古风。窗外山光岚气，朝晖夕阴，奇瑰不可名状。绕屋则溪流如带，日夜潺湲。比屋而居者，有刘季缨姊丈大绅，王静安姻丈国维。二家多仆媪童稚，隔篱呼应，悉作乡音，颇不岑寂。
　　在这里，罗庄除了告知我们当年王国维等人初到日本田中村时，过起了那种“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外，还透露其称呼王国维为“姻丈”这一信息。关于罗庄对王国维的这一称呼，是缘自后来即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５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迎娶罗振玉的三女罗孝纯一事，再后来罗王两人正是因为儿女姻缘之故而走向了决裂，这是后话。其实，安居田中村不久王国维由于家口众多，与几家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