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换上别人，真会被打死的，可是他却不会。他结实得要命，比狱中任何人都结实，他体质最棒。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就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请告诉我，”我继续问那个波兰人，“他们也是吃自己的饭菜，我只不过喝一点儿茶，他们就眼巴巴地看着我，好象是嫉妒我这杯茶似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答道，“他们之所以恨您，是因为您是贵族，您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想找您的碴。他们很想侮辱您，欺负您。您在这里还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这里过日子可难得很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比他们困难得多。要有涵养，才能习惯这里的生活。为了这杯茶和单独起伙，您往后还会不止一次遇到麻烦并遭人咒骂呢，尽管这里有许多人也常常吃自备的饭菜，尽管有些人也常常喝茶。他们可以，您却不行。”

　　说完这几句话，他便起身离桌而去。几分钟以后，他的话果然应验了。


第三章最初的印象

　　米—茨基①(就是跟我说话的那个波兰人)刚走，酩酊大醉的卡津便摇摇晃晃地闯进伙房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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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波兰革命家亚历山大·米列茨基，他于一八四六年被判处十年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短篇小说《庄稼人马列伊》中曾提到过此人(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76年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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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囚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囚犯们都必须出工干活的平常日子里，在随时都可能来监狱进行检查的典狱长的严格管辖之下，在专管囚犯事务、从不离开监狱一步的军士的监督之下，在看守和残废老兵的监视之下——总而言之，在这一切严格措施之下，竟然喝得酩酊大醉，这就把我头脑中刚刚形成的关于囚犯生活的种种看法全给弄乱了。看来我还得在狱中住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我初进监狱时感到莫名其妙的那些事情全部搞清楚。

　　我已经说过，囚犯总是有自己的私活可干的，而这种私活乃是苦役生活的自然需求；除了这种需求之外，囚犯们都爱钱如命，并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几乎把金钱同自由等同起来，如果他们衣袋里有钱，他们便感到心安理得了。相反，若是没有钱，他们便灰心丧气，郁郁寡欢，心神不宁，无精打彩，这时他们便准备去偷，或者去干别的勾当，只要能弄到钱就行。尽管金钱在监狱里如此宝贵，但是那些有幸弄到钱的人并非总能把钱保存很久。第一，要想使钱不被别人偷走或被没收，那是非常困难的。倘若少校知道谁有钱，就会进行突然搜查，立刻把钱没收。也许，他会用这些钱去改善囚犯们的伙食；不管怎么说，钱反正是被他拿去了。然而最常见的还是被偷：狱中的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后来，我们这里有人发现了一个十分安全的保管方法：他们把钱托给一个年迈的旧教徒保管。那个旧教徒是从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①来的，祖先是维特柯人……关于这个老人，我不能不在这儿多说几句，尽管有点儿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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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切尔尼戈夫省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十八世纪，一些旧教徒不堪忍受沙皇的迫害，纷纷从索日河上的维特柯岛迁往该地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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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六十岁左右、头发斑白、身材矮小的老人。一见面，他就使我大为惊奇。他一点儿也不象其他囚犯：他的目光是多么安详平和啊！我记得，我当时怀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心情端详着他那双清彻而又明亮的眼睛，他眼睛周围布满了一道道清晰的鱼尾纹。我常常跟他谈话，我一生中很少遇见过象他这样善良而又温和的人。他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件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中间有些人饭依了东正教，政府大力支持他们，并竭力进一步改变其他旧教徒的信仰。这位老人同其他一些热衷于旧教的人便决心象他所说的那样“维护信仰”。当时正在兴建一座皈一教②教堂，他们放火把它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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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东正教中保存一切旧的教仪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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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作为主谋者之一被判处苦役。他本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小商人；家里还有妻子儿女；但他怀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去接受流放，因为他盲目地认为这是“殉教”。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以后，你会情不自禁地反躬自问：象他这样一个安详温顺得象个娃娃的人，怎么会起来造反呢？我曾几次和他谈起过“信仰”。他在自己的信仰上毫不让步，但他在反驳时却从未流露过任何的怨恨和敌意。他破坏了教堂，而且并不否认。看来根据他的信仰，他想必还认为自己的行动和为此而遭受的“痛苦”，是一件光荣的事呢。但是，无论我怎样注视他和研究他，我在他身上从未发现一点点的虚荣或骄傲。我们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些别的旧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西伯利亚人。他们都是一些文化程度很高的人，狡猾的乡下佬，是一些死读圣经、咬文嚼字的人，同时又都是很有才能的诡辩家；这些人都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狡猾奸诈，而且十分固执己见。可是这位老人却完全是另一种人。他读圣经可能比他人读得都多，但他却避免争论。他十分喜欢与人促膝谈心。他性情愉快，常常发笑，但他的笑声却不象其他囚犯那样粗鄙下流，他的笑声明朗而文静，充满天真无邪的稚气，似乎与他那斑白的头发极为相称。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我总觉得可以从笑声中识别一个人。如果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初次相遇，他的笑声使您感到愉快悦耳，那您就可以大胆地说，他是一个好人。尽管这位老人博得了全监狱人的尊敬，但他却一点也不自负。囚犯们都叫他老爷爷，而且从不欺侮他。我也多多少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教友有这么大的影响。尽管他显然以坚定的意志忍受着苦役生活的痛苦，但他内心里却隐藏着一种深邃而又无法治愈的忧伤，他竭力把这种忧伤掩饰起来不让他人知道。我和他住在同一间狱室里。有一次，我在夜间两点多钟醒来，听见有人在低声哭泣。老人正坐在暖炉上(过去那个读圣经读得入了迷，而且想杀死少校的囚犯，夜间常常在这个暖炉上祈祷)对着手抄的圣经祈祷。他哭了，我听见他偶尔祷告说：“主啊，不要抛弃我呀！主啊，让我身强体壮吧！我的孩子们还小，我的孩子们都很可爱，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悲怆心情。就这样，几乎所有的囚犯都逐渐开始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位老人保管。监狱里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是小偷，可是不知为什么，大家忽然都相信这个老人是决不会偷东西的。大家都知道他把别人交给他的钱藏在哪里，他藏在一个谁也找不着的秘密地方。后来，他对我和几个波兰人揭示了他的秘密：在栅栏的一根柱子上有一个树枝，从外表上看去好象牢牢地长在树干上，但若是把它拿下来，树干上便出现一个深洞。老爷爷就把钱藏在这儿，然后再把树枝插上，因此谁也永远无法找到任何东西。

　　不过我已经离题太远了。我前面谈到，为什么钱在囚犯的衣袋里待不长。除了难以保存这个原因以外，监狱里的生活又是那么令人苦闷。囚犯们生来都是一些十分渴望自由的人，然而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他们又是一些极其轻率、不顾死活的人，这自然会导致他们突然“恣意妄为”起来，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大吃大喝，在喧闹声和音乐声中忘却自己的苦闷，即使只忘却一分钟也好。看上去甚至有点奇怪，他们中间有些人头也不抬地干活，一连几个月不停地干，唯一的目的就是有朝一日把挣来的钱拿去喝光，然后再为下一次痛饮苦干上几个月。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喜欢购置新衣服，而且一定是便服：黑色的便裤，衬衫，细腰短大衣。最时髦的装束是：印花布衬衫外面扎上一条嵌着金属圆片的皮带。他们在节日里穿戴起来，然后到所有的狱室里去逛，向人们炫耀自己。有的人穿上新衣服后，高兴得象小孩子一样，确实，在许多事情上囚犯们都完全象是一些小孩子。诚然，所有这些好东西有时忽然就不再为主人所有了，有时当天晚上便非常便宜地被典押掉或卖掉了。不过，狂饮是渐渐蔓延开来的。一般说来，狂饮都发生在节假日或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囚犯早晨一起床便在圣像前点上蜡烛祷告，然后穿戴好，为自己订下一份午餐。他订的是牛肉和鱼，还要包西伯利亚的饺子；他象一头公牛一样大吃大嚼，而且几乎总是独自享受，很少邀请难友们共进午餐。过一会儿，酒端上来了，寿星老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必定要摇摇摆摆、深一脚浅一脚地到各狱室里走一趟，竭力向人们显示他喝醉了，他是在“饮酒取乐”，借以博得大家的尊敬。不论在哪里，俄国人对喝醉酒的人多少都抱有好感，而在监狱里，饮酒作乐的人甚至会受到尊敬。监狱里的狂饮仿佛带有一种贵族派头。开怀畅饮的囚犯总要雇一个人为他奏乐。狱中有个身材矮小的波兰人，是个逃兵，十分令人讨厌，但他会拉小提琴，而且总是随身带着乐器——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会任何手艺，他唯一赚钱的办法就是替开怀痛饮的囚犯演奏快乐舞曲。他的职责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喝得醉醺醺的雇主走进各个狱室，不停地拼命拉小提琴。他脸上常常流露出无聊和悲伤的表情。但是那“拉呀，你收过钱啦！”的喊叫声逼着他又拼命地拉将起来。雇主从一开始狂饮就坚信，如果他喝醉了，一定会有人照顾他的，若是狱方出面干涉，也一定会有人及时把他隐藏起来，安置他躺下睡觉，而且这一切都丝毫不是为了私利。至于居住在狱中的值日官和残废老兵，虽然他们的责任是维持狱中秩序，但他们也尽可以放心，因为喝醉了的囚犯是不会闹出什么乱子的。全狱室的囚犯都注视着他，如果他发起酒疯来或动手打人——立刻就会有人把他制服，甚至会把他捆绑起来。因此监狱里的一般管理人员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倘若不许喝酒，那就会更糟。那么酒究竟是怎样弄进来的呢？

　　在监狱里，酒是从所谓“酒保”那里买来的。做“酒保”的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的生意从不间歇，而且十分兴隆，尽管酗酒和“饮酒作乐”的人总的说来并不多，因为狂饮需要钱，而囚犯的钱是来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