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在城郊有一座房子，是从一个卑鄙的犹太人索洛蒙卡那儿买来的，就是后来上吊的那个家伙。”

　　“我认识。三年前他在我们这里卖过酒，外号叫格里什卡，是个开黑酒店的。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黑酒店。”

　　“嘿，另外一个！你认识的人也太多啦！我可以给你找来许许多多的证人……”

　　“你找去！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嘿，你常挨我的揍，这可不是吹牛，哼，还说是谁！”

　　“我常挨你的揍？揍我的那个人还没有生下来呢；揍过我的那个人早已躺在地下了。”

　　“你要得宾杰尔①的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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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宾杰尔是比萨拉比亚一个城市，十九世纪初流行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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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得西伯利亚的炭疽！”

　　“让土耳其的宝剑来对付你！……”

　　于是两个人对骂起来。

　　“唉呀呀！又吵起来啦！”周围的人喊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你们不会过，倒乐意到这儿来吃纯面包……”

　　两个人立刻安静下来。骂骂街，磨磨牙是允许的。这多少能给大家解解闷儿。但是，打架可不是任何时候都许可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两个对手才会真正厮打起来。打架是要报告少校的，一报告就开始进行搜查，少校还要亲自前来，——总而言之，这样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打架是不允许的。两个仇敌互相骂上几句，也多半是为了消遣，为了练练舌头。他们常常自己欺骗自己，开头的时候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你也许以为，他们真要打起来了；其实根本不会，闹到一定程度，他们就立刻各自走开了。起初，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我在这儿故意引了一段苦役犯们最平常的谈话作为例子。起初，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能为了取乐而互相咒骂，并从中得到乐趣、惬意的练习和筷感呢？而且也不该忘记他们的虚荣心。骂人专家颇受尊敬，他只是没有象演员那样受到鼓掌喝彩罢了。

　　我从昨天晚上就察觉到，他们在拿白眼瞟我。

　　我已看到了几道阴森森的目光。另一方面，有一些囚犯则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一定有钱，于是立刻巴结起我来：教我怎样戴新脚镣，给我弄来一个带锁的小箱子(当然是要付钱的)，以便收藏公家发给我的东西以及我带进狱中的几件内衣。第二天，他们便把这些东西都给偷去换酒喝了。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了我最忠实最可靠的狱友，不过一有方便的机会他还是要偷我的东西。他这样做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几乎是不自觉地，好象这是他的职责，因而也就不能生他的气了。

　　而且他们还教我怎样自己动手煮茶，最好弄一把茶壶；于是他们替我租来一把，并给我介绍了一位炊事员，说只要我每月付给他三十个戈比，他就能单独给我做饭吃，我想吃什么，他就给我做什么，还能替我买食品……不消说，他们都向我借钱，仅头一天，他们每个人就都向我借过两三次钱。

　　一般说来，监狱里的人都阴沉而冷淡地瞧着贵族出身的囚犯。

　　尽管这些贵族已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而且已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可是囚犯们从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难友。其所以会这样，甚至并非出于他们自觉的成见，而完全是出于本心，出于本能。他们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自己也喜欢拿我们的没落来奚落我们。

　　“唉，现在全完啦！全收场啦！彼得当初在莫斯科威风凛凛，如今彼得只好搓绳子了，”他们常说这一类的风凉话。

　　他们看着我们受苦而幸灾乐祸，尽管我们竭力不在他们面前把痛苦流露出来。我们在开始干活的时候特别受罪，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的体力，而且根本帮不上他们的忙。再没有比接触人民(特别是接触他们这样的人)，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博得他们的爱戴更困难的了。

　　苦役犯中间有几个人是贵族出身。首先是五个波兰人。关于他们，我以后还要专门讲到。苦役犯最不喜欢波兰人，觉得他们比俄国贵族出身的流放犯更加可恶。波兰人(我说的只是政治犯)不知何故对待他们特别有礼貌，甚至可以说是低声下气。他们非常孤僻，而且在囚犯们面前怎么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厌恶，囚犯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于是他们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在监狱里住了将近两年以后，才博得了某些囚犯的好感。到最后，大部分囚犯都喜欢上了我，并承认我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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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我以外，还有四个俄国贵族。其中一个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他极端腐化，是个职业暗探和告密者。入狱前我就听人讲到过他，因此我一进来就不同他有任何来往。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上一章已经谈到过的那个弑父者。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看见过象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又高又瘦，生性迟钝，一个大字不识，特别爱发长篇议论，象德国人那样认真。囚犯们常常嘲笑他；有些人甚至怕和他接触，因为他爱吹毛求疵，对别人特别苛求，而且爱和人争吵。他一开始就对囚犯们一点儿也不客气，和他们吵骂，甚至打架。他非常诚实。一看见不公平的事，就立刻出面干涉，尽管事情和他毫不相干。他极其天真，比方说，他和囚犯们斗嘴时，常常责备他们是贼，并一本正经地劝他们别再偷了。他在高加索当过准尉。从头一天起，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因而他立即就把自己的案情告诉了我。起初，他在高加索一个步兵团里当士官生，服了很长时间的兵役以后才被提升为军官，后来又被派到一个要塞去当指挥官。一个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地方酋长放火烧了他们的要塞，并对要塞进行夜袭，但未能成功。阿基姆·阿基梅奇耍了个滑头，甚至佯装不知道罪犯是谁。他把这件事推到一些不愿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们身上；一个月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位酋长前来要塞作客。酋长毫不怀疑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让自己的人列队站好，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并痛斥了那个酋长，向他指出，放火烧要塞是可耻的行为，并立刻向他宣读了一项训令，极为详尽地指出，作为一个跟俄国人和睦相处的酋长今后应当怎么办，最后他枪决了那个酋长，并立即将详情呈报了上级。为此他受到了审讯，并被判处死刑，后又改为发配西伯利亚，以二级苦役犯的身份在要塞服苦役十二年。他完全承认他做得不对。他告诉我，在枪决酋长之前他就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知道同俄国人和睦相处的人只能接受法律的审判；尽管他也知道这些，但他仿佛怎么也不能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过错：

　　“得了吧！难道他没有放火烧我的要塞吗？怎么，难道还要我向他鞠躬道谢不成！”当我向他提出异议时，他这样回答我。

　　尽管囚犯们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头傻脑，但由于他干活认真、手巧，他们还是尊敬他的。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木匠，靴匠，修鞋匠，油漆匠，镀金匠，小铁匠，这种种手艺都是在狱中学会的。他不论干什么都能无师自通：不论什么活，他只要看一遍就会。他还会做各式各样的小匣子，小篮子，小灯笼，儿童玩具，拿到城里出卖。他就这样赚了一些钱，并立即购置了几件多余的内衣和一个较软的枕头，还弄来一个可以折叠的床垫。他和我住在一间狱室里，在我服役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囚犯们外出干活时，都要在看守室前面排成两行；囚犯们前后站着荷枪实弹的卫兵。技术教官、技术员、一些低级技术员和监工都来了。技术员给囚犯们点过名，把他们一批批分派到各自干活的地方去。

　　我同另外几个人被派到技术作坊去干活。这是一座低矮的石头房子，座落在一个堆满各种建筑材料的大院子里。这里有锻工作坊、钳工作坊、木工作坊、油漆作坊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也被派到这里。他在油漆作坊干活，熬油料，调色，油漆桃木桌子和桃木家具。

　　在我们等着钉脚镣时，我跟阿基姆·阿基梅奇谈起了我在监狱里得到的最初印象。

　　“是呀，他们是不喜欢贵族的，”他说，“尤其不喜欢政治犯，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吃掉；其实，这也不足为怪。第一，您是另一种人，跟他们不一样；第二，他们过去不是地主的农奴，就是当过兵的。您自己想想看，他们怎能喜欢您呢？我跟您照实说吧，在这里生活可不容易。可是，在俄国的军犯连里就更困难了。我们这儿有一些人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一个劲儿地称赞我们的监狱，简直就象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倒霉的还不是干活。他们说，那边监管第一类苦役犯的典狱长不完全象是军人，至少那里的管理办法和我们这里不同。他们说，那边的流放犯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我没有到那边去过，我都是听他们这样说的。他们那边不剃头，也不穿囚服；不过话又说回来，剃头和穿囚服倒也不坏，这样总算整齐些，看着也顺眼些。只是他们都不喜欢这样做。唉，您瞧瞧，他们真是一群乌合之众啊！这个是世袭兵，那个是契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教徒，第四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庄稼汉，他把自己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们都丢在老家了，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住在一起，彼此和睦相处，一口锅里吃饭，一个通铺上睡觉。再看看他们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吧；弄到一块额外的面包只能偷偷地吃，一文钱也得藏在靴筒里，这里的人能够拥有的一切，便是监狱加监狱……糊涂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就钻进脑袋里来了。”

　　不过这一点我已经知道了。我特别想打听一下我们那位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并没有向我保密，我记得我当时得到的印象并不令人十分愉快。

　　可是我还得在他的管辖之下再熬上两年。阿基姆·阿基梅奇给我讲述的关于他的一切，后来证明都是完全真实的，所不同的只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印象，总比从一般的叙述中得到的印象更为深刻。他这个人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怕，其原因就在于：象他这样的人居然当上了对二百人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长官。就他本人来说，他最多不过是一个头脑混乱、心狠手毒的人罢了。他把囚犯一律看成是他的当然仇敌。这是他的第一个、也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