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他们吵骂，唱歌，干私活，吸烟，甚至喝酒(虽说是少量的)，到了夜间，有的人还斗牌赌博。比如说，在我看来劳动本身并不那么繁重，并不象苦役，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以被称为繁重的苦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一个自由的农民所干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有时甚至还得通宵地干，特别是在夏天；然而他是为自己干活，而且有实际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从事的这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劳动来就要轻松得多了。有一次我曾这样想：要想把一个人彻底毁掉，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能使最残忍的杀人凶手也胆战心惊，毛骨惊然)，只须让他干一种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劳动就行了。尽管现在的苦役劳动对于苦役犯说来是毫无兴趣和枯燥乏味的，然而就劳动本身来说，它还是有意义的：囚犯们烧砖，挖土，抹灰泥，盖房；这样的劳动还是有意义和有目的的。苦役犯有时甚至醉心于这种劳动，希望把活干得更巧妙、更迅速、更出色。但是如果强迫他，譬如说，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或者让他把沙捣碎，或把一堆泥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搬回去，——我想，几天之后，这个囚犯就会上吊，或者宁肯犯一千次罪，宁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羞耻和痛苦。不用说，这样的惩罚也就变成了折磨和复仇，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达不到任何实际的目的。但是，由于一切强制性劳动都带有这种折磨人、无意义、使人感到羞辱的成份，因而苦役劳动也就远比任何一种自由劳动更加令人痛苦，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不过，我是在冬天入狱的，那是在十二月间，当时我还不知道夏季的劳动比这还要艰苦四倍。冬天，我们要塞监狱里的活计一般说来并不多。囚犯们常常到额尔齐斯河上去拆卸公家的旧驳船，在作坊里干活，打扫公房周围的积雪，烧制并捣碎建筑用石膏等等，等等。冬季天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大伙便早早地回到牢房来，如果不做点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干了。但是，干私活的也许只不过占囚犯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人都吊儿郎当地在各个狱室里闲逛，互相咒骂，勾心斗角，惹事生非，如果能弄到几个钱，就去喝酒；夜里则把最后一件衬衫输在打牌上；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由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明白，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当然，在别的地方人们也过集体生活，但监狱里往往有些人并不是谁都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而且我确信，任何一个囚犯都感受到了这种痛苦，只是大部分人当然是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一点罢了。

　　在我看来，食物也是相当充足的。囚犯们都要我相信，在俄国内地的一些军犯连里也没有这样好的伙食。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下断言，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此外，许多囚犯还能自己搞到吃的东西。我们这里的牛肉半戈比一磅，夏天也不过三戈比。但是，能够自己搞到食品的，也只是那些经常搞得到钱的囚犯；大多数囚犯则都是吃公家的伙食。不过囚犯们赞扬监狱伙食的时候，他们指的只是面包。他们感激的是我们这儿的面包是敞开供应的，而不是定量分配。他们最害怕定量分配，因为若是定量分配，三分之一的囚犯就会挨饿，而匀着吃则大家都能够吃饱。不知为什么，我们的面包特别香甜，在全城都有名。大家都说这是由于监狱的面包炉修造得好。菜汤可不怎么样。汤是用一口大锅熬的，里面只有几粒米，特别是平时，更是稀汤薄水的，连个油花也没有。最使我惊奇的是，汤里总是有很多蟑螂。可是囚犯们对此并不介意。

　　头三天我没有出工干活，每个初到的犯人都是这样：经过长途跋涉，需要休息一下。但是第二天我必须到狱外去换脚镣。我的脚镣不合乎标准，是用铁环做的，囚犯们管它叫做“小叮当”，通常戴在衣服外面。适合于干活时戴的狱中标准脚镣不是由铁环做成，而是由四根手指般粗细的铁棍做成的，用三个铁环连结在一起。这样的脚镣必须戴在裤腿里面。中间那个铁环系上一根皮带，皮带的另一头则拴在衬衫外面的腰带上。

　　我还记得我在狱室里所度过的第一个早晨。监狱大门口的看守室里敲起了晨鼓，十分钟后，值班看守长开始打开各狱室的门。大伙儿开始醒来。在六枝一磅重的油脂蜡烛的晦暗光线照耀下，囚犯们一个个从铺板上爬起来，冻得浑身发抖。大多数人都一声不吭，睡眼朦陇，愁眉不展。他们打呵欠，伸懒腰，紧蹙着他们那打着烙印的前额。有的在自己身上划十字，有的却开始吵架。室内空气闷得令人窒息。牢门一开，冬天的新鲜空气马上流进屋内，结成一团团蒸气在室内翻滚。囚犯们围在水桶旁边，轮流拿起杓子往嘴里灌水，然后把水吐在手心里洗手洗脸。水是由一个负责室内卫生的囚犯在头天晚上预备好的。每个狱室里照例有一个由大家推选出来专干杂活的囚犯，他可以不去干活。他的职务是保持室内清洁，擦洗床板和地板，倒马桶，打满两桶净水，以供早晨洗脸和白天饮用。杓子只有一把，于是大伙立刻为抢杓子而争吵起来。

　　“你这个该死的，往哪儿挤！”一个愁眉苦脸的大个子囚犯抱怨道。这个人又瘦又黑，剃光了的半边头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隆起的小包；他一面推搡着另一个愉快的、红光满面的矮胖子，一面喊道：“等一会儿！”

　　“你喊什么？我们这儿喊一声‘等一会儿’是要付钱的，你自己滚吧！他站在那儿简直象个纪念碑。弟兄们，他不过是猪鼻子插葱装大象罢了。”’

　　这句俏皮话确实产生了某种效果：许多人都笑了。这就是那个愉快的胖子所指望的，显然，他在狱室里自愿扮演着滑稽演员的角色。那个大个子囚犯极其藐视地看着他。

　　“一头比留列沃①的胖母牛！”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监狱里的纯面包②把他喂肥了！我很高兴，到开斋的时候管保他会生十二个小猪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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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留列沃是距莫斯科十八公里的一个小镇，以盛产黄牛著称。
②用不掺别的东西的纯面粉制成的面包叫纯面包。——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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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的算什么鸟儿？”那个胖子忽然喊道，气得面红耳赤。

　　“一点不错，就是一只鸟儿！”

　　“什么鸟儿？”

　　“这种鸟儿。”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们彼此怒目而视。胖子握紧拳头，等着回答，仿佛立刻就要冲上去打架似的。我真以为这一回可要大打出手了。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儿，我好奇地注视着。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场面是完全无害的，他们是在表演滑稽剧供大家开心；他们几乎从未动手打过架。这一切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反映了狱中的风气。

　　大个子泰然而威严地站着。他感觉到人们都在盯着他，等着瞧他的回答是否会使自己丢脸；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名声，证明自己的确是一只鸟儿，而且说明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儿。他带着难以描述的轻蔑表情斜视着自己的对手，竭力使对手蒙受更大的耻辱，他不知为什么竟转过头来向下望着对方，仿佛是在看一个小甲虫，然后慢慢地、清晰地说道：

　　“笼中鸟！……”

　　这就是说，他是一只笼中鸟。一阵哄堂大笑祝贺这个囚犯随机应变的本领。

　　“你是个流氓，不是笼中鸟！”胖子吼叫道，他感到自己丢了脸，不禁勃然大怒。

　　但是，一到双方当真吵闹起来的时候，便立刻被制止住了。

　　“你们穷嚷什么！”狱室里的人全都冲着他们俩喊道。

　　“你们打上一场，也比扯着嗓子穷嚷要好！”屋角里有个人喊道。

　　“拉开，他们会打起来的！”有人应声喊道，“我们这儿的人又麻利，又好斗；七个对一个，我们也不怕……”

　　“好啦，两个都是好样的！一个是因为偷了一磅面包而进的监狱，另一个是舐牛奶瓶的浪子，吃了乡下女人的牛奶挨了鞭子。”

　　“喂-喂-喂！你们别闹啦，”一个残废老兵喊道，他住在这儿是为了维持狱室里的秩序，因此睡在屋角一张单人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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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打洗脸水来！涅瓦利德·彼特罗维奇醒来啦！涅瓦利德·彼特罗维奇，早安，亲爱的老兄！”

　　“老兄……我是你的哪号子老兄？我们连一个卢布的酒都没在一起喝过，算什么老兄！”残废老兵一边嘟哝着，一边伸胳膊去穿大衣……

　　准备点名了；天开始亮了；伙房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简直无法通行。囚犯们都穿着自己的短皮袄，戴着两色的皮帽子，围挤在一起等着炊事员给他们切面包。炊事员是由囚犯们公推出来的，每个伙房二人。伙房里只有一把菜刀，既切面包又切肉。

　　每个角落里，每张桌子旁都挤满了囚犯，他们都戴着皮帽子，穿着短皮袄，系着腰带，准备马上出工干活。有些人面前摆着盛满克瓦斯的木碗，他们把面包掰碎放进克瓦斯里吃。吵嚷和喧哗，令人难以忍受，也有人蹲在角落里斯斯文文地低声谈话。

　　“安东内奇老头，早安，祝您早餐胃口好！”一个青年囚犯说道，随即在一个眉头紧锁、没有牙齿的囚犯身旁坐下。

　　“嗯，早安，你不是在取笑我吧，”老人道，他头也不抬，正用他那无牙的牙床使劲地嚼着面包。

　　“安东内奇，我真以为你死了呢，真的。”

　　“没有，你先死吧，我以后再死……”

　　我坐在他们旁边。两个中年囚犯在我右边谈话，他们两个人显然都竭力要在对方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

　　“他们大概不会偷我的，”其中一个说，“老兄，我倒担心，我可别偷了他们的什么。”

　　“嘿，他们休想赤手空拳来碰碰我：我会让他们倒霉的。”

　　“你能让谁倒霉！你不过是个逃亡犯罢了；此外咱们就没有什么别的称呼了……她能把你剥光，也不会向你点头称谢的。哼，老兄，我的钱花光了。前几天她亲自来啦。我能同她到哪儿去？我开始请求刽子手费季卡收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