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宣告。最后一次相聚人多，无法说明白各人遭遇，歌声笑语，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
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 （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袁昌英》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袁老师晚年极悲惨的遭遇：在校园扫街，被逐回乡，年老孤身寄居亲戚家，她自称为坐“山牢”的岁月，孤凄至死。令我这当年受业的学生泪下不已。
我也想到亲自召见劝我转入外文系，慨然担任我指导教授的朱光潜老师。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初期，我在武大校友通讯《珞珈》读到一位王筑学长写《朱光潜老师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的片段》中得知，四年“牛栅”生活之后，一九七0年朱老师被遣回北京大学的联合国数据翻译组，继续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扫地和冲洗厕所之外，可以摸到一些书本了。有一天在西语系清扫垃圾时，偶然从乱纸堆中发现自己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二眷译稿，那是他被抄家时给当作“封、资、修”的东西抄走的。重见这些曾付出心血的手稿，如同隔世，幸得组长马士沉取出掩护，他在劳动之余，得以逐字逐句推敲定稿，并且译出第三卷，文革后得以出版。在这方面，朱老师幸运多了。一九八九年钱穆先生到香港新亚书院演讲，重晤朱先生，我原也想去香港得以拜谒，未能成行，钱先生回台北告知，朱老师已不大认得人了。
而当年以“佛日：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撑我一甲子岁月以上的吴宓老师，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学术尊严。近半世纪后，吴宓老师几位已是名学者的学生将他“文学与人生”的大纲和上课若干讲义合辑出版，钱钟书封面题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笔写的，中英文并用。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编者之一，将英文译成中文，当时已八十二岁，“面壁而坐几个月，用放大镜逐字逐句辨认研究手迹，译完并作注释……”。书中叙述吴老师一生勤于读书教书，自己俭朴却不断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间却“不得善终”——不准授课、遭批斗、屈辱、逼写检讨、强迫劳动、挨打、罚不准吃饭、挟持急行摔断腿、双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神志昏迷，频频发出文革中的声声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他之所以受这样严重的迫害，是因为他竟敢在“批孔”会上说，“孔子有些话还是对的。”当有人要强迫他批孔时，他的答复是：“宁可杀头……”王教授的后记写着:“在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怀念雨僧师”
这些我在大学受业的老师几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国文人百年来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极致，即使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愤慨憾恨啊!

8、英雄的墓碑
北京聚会后，我到南京去，接待我的是四三班的同学章斐。我们在校即是好友，她个性爽朗、善良，从不用心机。她的父亲也是文化界人，所以我们生活态度和谈话内容也接近，她也是台湾开放探亲后最早写信给我的人。五十多年后首次相见，立刻可以相认。她仍是高高大大，乐观、稳妥的样子，似乎面对老年也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雍容。
回到南京，我怀着还乡的心情。第一天我们和四位班友午餐聚会，她们与我在南开的时候并不密切，所以无法深谈，人少，也没有唱歌。然后按着我的计划，我一个人去找以前宁海路的家。先找到三条巷宁海路，除了街名什么都不认识了。山西路小学挤在两栋旧楼房中间，几乎没有可称为操场的地方。鼓楼小学竟然距离我住的“假日饭店”只有百尺左右。我从它门口走过去走过来，没有看到那黯黑狭隘的一扇破门上挂的是我母校的校名!两旁小商店的招牌几乎遮住了它，我走进去，简直不能相信它会如此窄小简陋破旧。鼓楼小学在南京算是个有相当历史的小学，如果没有亲眼看到它如今的光景，绝不相信记忆与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一九三七年以前，曾是“黄金十年”的首都，曾有过恢宏建国计划的南京，全然不见踪影了。
第二天早上，章斐和她的老伴刘寿生来带我看看现在的南京。先去新建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门是大片黄沙铺地的前院，四周用石块刻着城区里名和死亡人数，宽阔厚重的平房里面是相关照片、资料。沉重的惨痛以最简朴的方式陈列人前。我至今也无法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出那屋子的。
下一站我希望去看看中山陵。小时候，北方有客人来，父母常带我陪他们登上那走不完的石阶。但是，出租车抵达的时候，只见一堆杂树之间各种杂乱的小贩，没有看到石阶的进口，我下车站着往上看白色的陵墓，疏疏落落地有些人在石阶四面上下，没有一点肃穆气氛．。我突然很泄气，就不想上去了。回到车旁，想起昨晚看的南京地图，我问章斐知不知道有座航空烈士公墓也在紫金山里？她说知道，也曾想去看看，就问司机路程多远，能不能去？他说绕着山往南走，三十多里路，可以去，也愿意等着带我们回城。
车子在山路上绕行的时候，我好似在梦游境界，车停处，山路也宽阔起来，走进宽敞高昂的石头牌坊大门时。开始登上石阶，我仍疑似梦中。这是万万想不到的意外之旅……直到迎面看到亭里立着国父孙中山所写“航空救国”的大石碑，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了。再往上走，到了半山坡，是一大片白色的平台，中间树立巨大的石碑和两位穿着飞行衣的中美军人雕像，碑上写着:“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第一层坡地上是刻着七百多位美国烈士的浅色碑群，有些碑前有献上的花束（纪念册上说至今仍有后代由美国前来凭吊）。往上坡走，第二层是更大的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国空军烈士的名字，后面山壁上树木稀落，五月初的太阳照着，这一大片墓碑，并没有阴森肃杀之气。走完最高几层石阶时，我放开章斐牵着的手。静静地说，我要自己去找那块编号M的碑。丢北京前。张大飞的弟弟曾寄给我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说他的名字刻在那里。
那么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了。M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他的那一栏，简单地写着：
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一个立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男子，以血肉之身殉国，二十六岁的生命就浓缩到碑上这一行字里了。是不是这一块碑、这一行字，能成为一种灵魂的归依?
这一日。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到这里来，莫非也是他的引领?如一九四六年参加他殉身一周年纪念礼拜一样，并不全是一个意外?我坐在碑前小小石座许久，直到章斐带我下山，由玄武湖回城。玄武湖原是我必访之地，但此时将近日落，湖水灰黯，树色也渐难辨，童年往事全隐于暮色之中。
在那一排排巨大，没有个人生死特征的墓碑之间，我想起一九三六年冬天。在宁海路我家炉火前听他艰困地叙述他父亲被日本人酷刑烧死的悲励。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我的爸爸为什么常常不在家，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回北方，在死亡边缘所做的工作：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北平和天津，妈妈带着我不断地随着他改姓王，姓徐，姓张……。我也才真正地明白了盖家小兄弟爸爸的头颅为什么挂在城门上!
踏上流亡第一段路程，由南京到汉口，中山中学高中部男生是我家共生死的旅
伴。我重病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妹妹，全由他们抬的抬、抱的抱，得以登车上船。这些都不满二十岁的男孩，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大成为保护者。船到汉口，学生队伍背着自卫的一百枝枪，被分派住在一所小学的大礼堂。十二月的夜晚，衣被不够御寒，日本飞机日夜来炸，城里、江边，炸弹焚烧昼夜不熄，他们之中年满十八岁的十多人过江去中央军校临时招生处报了名，张大飞报的是空军。他说，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斗，只有保卫国家。
此后，他一心一意进入保护者的新天新地了。严格的入伍训练，由冬至夏，使他脱胎换骨，走路都得挺胸阔步。飞行教育开始之后，他又进入另一境界。他二十岁生日，写信给妈妈、哥哥和我，很兴奋地说他读了爱国志士高志航的传，决心更加努力精研技术，一定要考上驱逐机队，在天空迎战进犯的敌机，减少同胞的伤亡。“死了一个高志航，中国还有无数个高志航!”。必须同时养成沉稳、机智、精准的判断能力，在空战中以极锐利的眼睛和极矫健的身手，驱逐、击落敌机才能生还。
那时年轻的我们多么崇拜飞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