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旧木屋开始聚会。主持的吴勇长老用很强烈的语言讲道，用天堂、地狱等鲜明的善恶对比，解释世间喜乐与悲苦。我的母亲，半世忧苦，十年苦候之后，到了南京，随着我父亲，奔波漂流二十年，从来没有自己的家。如今渡海来到全然陌生的台湾，与儿媳一家挤在三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里，切断了昨日，不知会有怎样的明日，苦苦想不出苦难的意义。虽然她不相信天堂和地狱那么强烈的赏与罚，但开始认真地读《圣经》。她把我结婚的礼物，一本大字《圣经》 （父执董其政伯伯赠，房页写“己所欲施于人”）三十五年间捧读万遍，红笔勾划背诵经文。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解答她困惑的篇章。也许这是她真正崇拜的方式，是她为丈夫子女活了一辈子之外，唯一属于自己的心灵天地。
我应该是她最持久坚定的知音吧……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她，走过一切寂寞的日子。虽然我们的时代和受教育的机会那样不同，六十年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沟”，但是我们都轻易地以爱跨过。她在我最需帮助的时候，总适时地伸出双手，助我脱困，得路前行。我在台中十七年，每次到火车站接她和送她都是生命的转折;我的三个儿子，在我出去求学的几年，因为有她，从未缺少母爱。她在台中得与聚居五廊巷的，当年逃难路上的老友重聚叙旧，每年有一段假期心情。父亲给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学情怀和待人态度却是得自母亲。在我成长的岁月里。颠沛流离的道上，躲避轰炸的树下，母亲讲着家乡原野的故事，家族的历史。我儿孙都知道她勉励读书向上的故事:“不可成为打狼的人!”不能因怠惰而落后，为狼所噬。百年之前，她幼时的东北家乡。犹是狼群出没的草原。她故事中的朔风寒夜，虎狼出没的威胁，春夏牧草重生的欢乐，激发了我一生的想象。
母亲猝逝之前，我们虽知双亲日渐老迈，却似从未想到他们会死亡，更未谈过后事。仓卒之间，我妹宁媛随着立法院的一位先生去淡水三芝乡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地势开阔，面对太平洋，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如此，我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父亲在世时也常来墓前坐着，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很好。”四年后父亲亦葬于此。裕昌与我也买下了他们脚下一块紧连的墓地，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生死都能团聚，不再漂流了。如今已四代在台，这该是我落叶可归之处了吧!
2、飞来横祸——诗与疼痛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由德国柏林途中经过英国，在牛津大学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研讨会，我发表了煞费苦心写的论文《台湾中国现代诗的成熟》。回到已是空巢的台北家中，准备开学上课。
开学前的礼拜日清早，原与好友贻烈、俊贤和宁媛约定去登大屯山，我们五个人一起登山已十年了，贻烈称为“阿呆登山队”。五个在现实生活里很有头脑的人（贻烈是台糖副总经理，俊贤是台电会计处副处长，裕昌是台湾铁路总工程司，宁媛任中兴票券公司副总经理，我在台大教书）十年来风雨无阻，专找游客少的景点，爬遍了台北郊区的山，裕昌是可靠的司机。自以为已是半职业登山水平啦!我们到了山里，跳、叫、呼、啸，全然回归自然，进山后头脑放空，如同呆人。
这个礼拜天清晨，这位可靠的司机必须去开会，我自己到丽水街口对面的师大人行道等出租车，沿路去接他们三人。夭太早，人车不多，我专注地往左看有没有空车，突然十字路口一辆摩托车横冲出来，被遵守绿灯行驶的出租车拦腰撞上，摩托车弹至半空，一些闪光的碎片在阳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树下飞来。我下一个知觉，发现自己头枕在一只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脚不见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动，勉强用左臂支持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脚，像折迭椅脚似的，折断了，被压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断了，空荡在袖子里。但是尚未大痛，只感麻痹而已。这时有三、四个路人俯身来看我还活着，其中一个人问我名字，我请他立刻打电话给我丈夫。一辆汽车停下来，一个壮汉走下来，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将我抱起放到他车上后座，一位路人说:“你不能动她，必须等警察来。”他怒吼道:“等警察来时她已流血过多死了。”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要去什么医院，我说:“三总!（三十年来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请先在建国南路口转一下，有人等我。”到了桥下看到贻烈焦急地站在那里张望。我还清醒地告诉他去接我妹再去三总!我记得到医院拉住这位送医者的衣袖，问他大名，但他不愿说，勉强留下个地址，我家人后来始终没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这一切都发生在十五份钟之内，那闯红灯的年轻人刚刚退役，被撞断双腿的他，和被撞解体的摩托车由半空飞落到我站立的树下，一些零件击中了我，医生说右肩那一片离我颈动脉只有一吋。我倒地时，头部倒在那骑士软软的破鞋上，下面是一堆石头，所以它保护了我的头。
多年来我百思不解，为何像我这样一生与世无争的人，会遇到这种飞来横祸?莫非那也是上帝的意思，教我亲身体验这一层的人生苦难?是惩罚我欧洲之行太快乐，纵情于历史陈迹和山川美景，不知躲避这尘市街角的杀机?
在三军总医院八楼的外科病房一个多月，我似真正走过“死亡的幽沽”。撞击初期的麻木过后，全身剧痛，止痛针、呼喊讯咒都没有用，我仍能维持一些沉静的自尊。那痛彻骨髓的疼痛，随着日升月落运行全身。左腿折断之处骨碎不能接合，膝盖之下须植入约八吋长的钢钉加以固定，右臂手术接合，盼能自然愈合。为我做这些手术的医师林柳池是神采焕发、英俊自信的年轻主治医师，他除了手术台上操刀，每天清早来查房，总是说:“今天我们要进行……他的笑容带我回到人间，也是终身难忘的。
那个酷暑尾声的初秋，漫漫长夜，我怎样度过的呢？只记得努力摆脱但丁《神
曲》地狱十八层的景象，攀爬到华兹华斯《露西诗》中最宁静的那首:“当我灵魂暂息，我已无尘世忧惧。”
我必须站起来，重拾大步行走的快乐：不长期依靠止痛剂。必须靠自己的心智抵抗这样暴虐的疼痛。一年之后，我按照台大复健科医师的指导，靠骨内钢条撑持，回校上课。
感谢天主，妈妈已经安详逝世，她不必再为我流这一场眼泪。
3、哑口海中的父亲
但是，万万想不到，现在轮到爸爸为我流泪了。
妈妈去世已经两年，他从不知人生这一步的寂寞。凡是他在家的日子，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妈妈全程照顾数十年，去世的早上还在嘱咐女佣中午要做的菜。留下他一个人后，我千方百计求他，哄他，甚至骗他，搬来和我同住，但他坚持不离内湖的家。我和宁妹每隔两天回内湖去看他，都在下课下班后，但是他早上九点起就在临街的阳台上张望。
我车祸后，他多日不见我回去，就不断问，妹妹说:“临时有事出国开会去了。”他说:“她不是刚从德国回来吗？”如此过了十多天，妹妹只好说:“姐姐摔了一跤，不能走路。”他说:“我可以去看她呀…”这样闹了一个月，他突然肠胃不适，也送到三总内科。就在我病房的楼下。我那时上半身已拆了石膏，左腿还裹着石膏。心中思念病中的爸爸，过几天得到医师准许，坐轮椅去他的病房探。下半身用被单盖着，已经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样子了。我进他的病房，叫了一声爸爸，他就哭起来，说:“你怎么了？你怎么摔成这样？”
他紧闭了四十年眼泪的闸门，自此冲破，再也关不上了。这位被尊称为“铁老”的汉子，在所有逆境中，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泪，这之后，他在世一年多的日子里，每次看他“捡回一条命”的女儿，就流泪不止。他有时会说:“那些年，我去革命，你妈妈带着你可没少跟我吃苦，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帮我撑这个家多么辛苦！”※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他最后几年孤独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的心思意念。他有时对我说，心中常是千军万马在奔腾，慨叹中国命运的大起大落。文革渐渐结束后，由各方面传来许多人和事的消息，让他更能从整体了解当年的情况。譬如说，一九八一年他在荣总住院时，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自一九三五年汉口不欢而散，近半世纪首次再见，令他心情很不平静。当年雄姿英发的青年，都已八十二岁了，乡关万里，一生坎坷，千言万语都说不尽，也不必说了。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时光即使能够倒流，合作亦非易事。张学良二十岁继承奉军地盘，毫无思考判断准备，只知权力，冲动任性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使东北军数十万人流落关内，失去了在东北命运上说话的力量，他和这个坚持人性尊严，民主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齐世英怎么合作?那一天会面，两人唯一共同心意，是怀念郭松龄将军。张学良想的是郭将军对他权力的辅佐;我父亲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蒋中正、毛
泽东、杜津明、林彪，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这些憾恨，虽已还诸天地，却仍折磨着他的余年岁月。
晚饭时，我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泪，断断续续说当年
事: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却败了，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那些年，布满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们盼望胜利的中央会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妇，也全落了空。没有出来的人，能在共产党手里活着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适应生存。养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他反反复覆地说着，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
妈妈去世后，他言语更少，近乎沉默，正似从汹涌的臣流河冲进了哑口海——台湾极南端鹅銮鼻灯塔左侧，有小小一湖海湾，名为哑口海，太平洋奔腾的波涛冲进此湾，彷佛销声匿迹，发不出怒涛的声音。正似莎士比亚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满了声音与愤怒，全无意义。”长日无言，有时他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我们来时的路。秋天白昼渐渐短了，我回去与他对坐，又念起他也爱的济慈《秋颂） ．
春天的歌声呢？.春之声在哪儿?
别想它了，你也有自己的乐音。
他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