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系国《城三部曲》
李永平《吉陵春秋》
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陶忘机主编《原住民文学》
齐邦媛、王德威编《最后的黄埔》
平路《行道天涯》
吴浊流《亚细亚孤儿》
一九八九年，王德威回台安葬父亲，葬礼后不久，我家世交梁肃戎先生问我：
“你知道他是王镜仁先生的儿子吗？”我听了惊愕良久，真是悲欣百感交集。当时我父亲刚逝世两年，他生前一切，我记忆犹新。他来到台湾后已一无所有，肯帮助他保住《时与潮》一线香火的都是雪中送炭的朋友，让我终身感激。
王镜仁先生在日军盘据东北期间，任吉林长岭县教育局长，暗中参加抗日地下工作，支持由我父亲负责的革命活动，充满了爱国心和正义感。谁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和国内政策失误，东北首先落入中共之手，辗转万里，孤身来到台湾，家国俱失，何等悲枪!来台初期，由革命同志石坚先生推荐，加入在台复刊的《时与潮》社，担任撰述编辑，后亦曾负责社务。一九五0年代后期至七0年代，义助我父亲维持周刊发行十余年，不仅不支薪水，且随时因鼓吹政治思想自由，面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曾经是抗战八年重庆最有份量的国际政治评论的《时与潮》杂志，经常濒于倒闭边缘，被数度勒令停刊，但期满又出刊，屡仆屡起。最后一次出版一百五十三期，竟得官方一百五十二个警告，终至休刊!那十多年间，在台北由许昌街至迁至锦西街租来的斗室中，不顾外面的风雨飘摇，分享难以实现的文人理想与抱负，需要多大的勇气!镜仁叔的道义与风骨令我感激钦佩。他们老兄弟若能在天上重聚，当会欣慰看到德威与我接续两代的文字缘。
十年间我们用纸笔通信。在进步到传真机的时候，第一封传给德威的信，是
一九九八年农历除夕写的:“寒流正一波波袭来，窗外鞭炮声也比往年少些，据云不景气，凡事萧条……。”此信系为李乔《寒夜》英译出版而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请一位审稿人，认为《寒夜》对世界文学研究很有价值，但对一般英语读者或许“不甚有趣”。我说，若有价值，就值得这个计划出版，从《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杀夫》的角度，《寒夜》和《亚细亚孤儿》等，当然“无趣”，但是今年英、美两大奖得主，阿兰达蒂。洛伊《微物之神》和查尔斯。佛雷泽《冷山》 也不甚有趣。就台湾文学的发展来说，《寒夜》、《三脚马》和《千江有水千江月》这些长篇是我们所爱的。后来我在一个国际研讨会场发言时提到此点，有一位美国学者回应:“你说，dear to us．，，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我们’啊！”
十年后重读当年信件，想到德威与我为选书、译稿、出版的种种奋斗，真可说是一种革命情怀。德威的母亲姜允中女士，早年在沈阳加人当地的道德会，以妇女识字班、技艺班、幼儿园等社会服务为终身事业。当年的道德会，有宗教的胸怀而无宗教的形式，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以最贴近民情的素朴方式，在闭塞的北国家乡，帮助了无数的妇女走出愚昧悲惨的命运，从东北到台湾，始终在办这些事业。德威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台北，由一个“找一个角落坐下就可以读书”的童子长大，成为真正的学者，也极为乐于助人，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血脉继承，也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态度。我们对台湾文学的共同态度是奉献，是感情，是在“你爱不爱台湾”成为政治口号之前。很幸运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存在一天，出版社即能永续经营，我们的这套书亦能长存。后世子孙海外读此，对根源之地或可有真实的认识，德威与我这些年的努力也该有些永恒的价值。

10、雾渐渐散去的时候
二十世纪即将过尽之际，日历的撕翻，年历的更换，触动更敏锐的今昔之感，这漫长、苦难、漂泊的百年即将成为历史。我父母的那一代过去了，我自己的这一代也已是落日时分了。
一九九八年，评论集《雾渐渐散的时候》 （九歌）即将出版时，我正在四访德国的旅途中，下榻波昂城外莱茵河上一座旅舍。我日夜坐在伸展到河上的凉台，在水声里写那篇自序。这本书是继《千年之泪》，阅读台湾文学又一层的思索。前人因读杜甫《无家别》而落千年之泪，如今二十世纪将尽，一九四九年以前流离失所的泪已渐止，代之以今世的忧闷焦躁。这五十年来，我看着台湾文学的发展，好似在国际文坛、国内变局重重的迷雾中行走，寻求定位。在整理书中文稿的时候，好似看到一些阳光照亮的土地，个人视野之内，雾虽不曾全散，终有渐渐消散的时候。这本书里有我费时费力编辑文选的几篇序文，也有我最关注的眷村文学和兮一度漂流的文学》、《文学与情操）以及谈翻译等篇。在真正的世纪末那几年，政治的冷手已伸进了文学领域，纯真的爱与信赖已几乎全被放逐，作二度漂流了。

11、鼓吹设立国家文学馆
国家文学馆之设立。是我以个人微羽的力量，向政府文化政策所作的最后一个挑战。一九九八年三月底，报纸有一篇报导立法院审查会拟将筹备多年的国家文学馆附设于文建会“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不能独自设馆，或亦可将它附设于大学院校一事，令我感到学术界又受一次政治愚弄。因远在七年之前，文建会由黄武忠先生等人策画，请我与四、五位专家学者，多次顶着大太阳前往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探勘馆址，同行者有罗宗涛、陈万益等中文系教授。经过半年的讨论，决定在台南设馆，然后就被他们延搁多年，如今竟是这样!
第二天上午是九歌出版社二十周年庆祝会，原已邀我作“贵宾致词”，当晚我思索许久，决定在贺词之外，为这件事说一些话。这不该是我一个人的愤怒。这样的聚会就是真正的文坛之会，许多人已知我多年。我在会场详细说明自己与这件事的因缘和所耗时间和心血，唯一的期望是给我们的文学一个“家”，绝不能与古迹、文物、保存技术等混在一起，在衙门的屋檐下挂一个孤伶伶的牌子，收藏一些发黄的手稿。
因为在台湾这样的政治环境，只有文学是超然的，或能不受政党、经济的影响：如果定名为国家文学馆，台湾未来是统是独，它有文学的尊严，任何搞政治的，也没有胆量推翻一个“国家”。我一场慷慨陈词不但引起与会文友的热烈反应，第二天四月一日，各报都有相当显著的报导。《联合报》文化版以很醒目的标题:“不设国家文学馆——文学之耻”强调此馆之重要，并且附了一张我在麦克风前握拳大声疾呼的照片，以半版的篇幅写作家的发言，和设馆乖舛的筹备过程，反映了政治现实妥协下的荒谬……。
这些声音确实产生效果，不久我们即收到立法院几位文化立委和教育立委召开听证会的邀请函。我认为自己公开呼吁已说明了衷心盼望应该有更多的声音和力量，在会前我写了一封信给向阳（林淇渍），希望他们以诗人的洞见（Vision）加强我提出的中心意象，我这样写：
当人们说到“文学殿堂”时，有时会有嘲讽之意;但想到文学馆，我认为它
在教化的功能上应有殿堂的庄严涵义，所以不宜与别的实用工作组织挤挂一张牌子而已。
这个馆应该有一个进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如大教堂的正厅宵苍圆顶，或现代的展示核心，用种种声光色电的技术，日新月异地说明文学是什么?围绕着它的是台湾文学的咸绩与现况，世界文学的咸绩与现况。在后面是收藏、展
示。它不是一个死的收藏所，而是一个活的对话:进此门来能有一些启发，激荡或更多的思索，至少不空心出去。
这样具有象征意象的馆，也许不是目前所能建立的，但是往长远想，我们应该先说明或描绘一个真正的理想，也许政府，乃至私人捐募，可以有口建出一个♀♀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
有尊严独立的国家文学馆，远超政治之上。
我知道现在的文建会林澄枝主委已尽心尽力在独立设馆的争取。盼大家共筑远景。
向阳是文字灵活、意境却沉稳的诗人，笔会季刊译者陶忘机英译他的“春、夏、秋、冬”四个系列的长诗，所以是可以谈话的朋友，他了解兰熙和我对“我们台湾”愚忠心情的年轻文友。他曾主编《自立晚报》的自立副刊，更重视台湾文学的处境。同年他也写了一篇火力全开的《打造台湾文学新故乡》，为文学馆催生，我们大家最怕它在所谓“文化政策”下只是一个角落里挂着的一个牌子，丧失了文学应有的尊严。也许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二00三年十月，由台南兵马营旧址整修而成的，新名为“国家台湾文学馆”灯火辉煌地开幕了。我在新闻报导中看到，首任馆长成功大学教授林瑞明（诗人林梵）和副馆长陈昌明（成大文学院院长）竟都是我台大“高级英文”班上的学生!这一座曾经历史沧桑的建筑，如今堂皇地以文学馆为名，站立在遗忘与记忆之间，总比个人的生命会多些岁月，具体地见证我们的奋斗与心迹。
近年来台湾已有十多所大学成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自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成大的吕兴昌等创系人，到校新成立的政治大学陈芳明、中兴大学邱贵芬、台大何寄澎、柯庆明、梅家玲，都是我的学生。有时看着各种会议的议程以及论文主题，真觉得那些年我在教室的心血。算是播下了种子吧!那一刻，我想高唱圣歌《普夭颂赞》三六五首:
“埋葬了让红花开遍，生命永无止息吧”。
而我多年来，当然也曾停下来自问：教学、评论、翻译、作交流工作，如此为人作嫁，忙碌半生。所为何来？但是每停下来。总是听到一些鼓声，远远近近的鼓声似在召我前去，或者那仍是我童年的愿望？在长沙抗日游行中，即使那巨大的鼓是由友伴背着的，但我仍以细瘦的右臂，敲击游行的大鼓……。
第十一章、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1、母亲的安息
进入一九八三年，八月，酷热异常，真是农历的七月流火季候，母亲的身体渐显衰退，我们送她到三军总医院看心脏科做些检查。
她出院第三天早上六点多钟，内湖家中来电话，说老太太过去了。这样突然，真是令我惊骇莫名，与妹妹宁媛奔回家，看到八十四岁的妈妈安详地躺在床上。她早上起来自己梳洗，去阳台浇了花，回房坐在床沿吩咐女佣给老先生做午餐，然后清晰地说:“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坐着就逝世了。——那时父亲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听得清清楚楚。她离世时有如此确切的依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母亲阪依基督教是一九五0年初，刚由我那甘蔗板隔间的陋室搬到建国北路，那时南京东路的国语礼拜堂，也刚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