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之高。凡事稍涉政治观点，人与人之间立刻保持相当距离。
会议开幕式和许多互相访谈的场合，我们诚恳地期许文学心灵的交流。在沉痛地共同走过甲午战争纪念馆的那一整天，我与张贤亮和另外几位作家，曾经相当深入地谈到中国人这一百年的境遇。小汽艇绕着一八九四年清朝庞大的海军被小日本舰队打得全军覆没的渤海湾缓缓地开了一大圈，海水平静澄蓝，天上的云也舒展自在。历史上的国耻地——威海卫，如今改制为威海市，当选为全国最清洁都市，有许多新兴计画，一片“往前看”的繁荣，连着几天都是晴朗的明月夜，我们台湾去的会友，每晚都沿着海边散步，步道离海只有数尺，浪潮轻拍海岸，海水下还埋着一些百年前的沉船和骨骸吧……海景美得令我叹息，恨不能把这月光打包带回去!这月亮，一百年前清清楚楚地见证了台湾的割让。
百年之后的渺小的我，站在渤海湾的海边，往北望，应是辽东半岛的大连，若由此坐渡轮去，上岸搭火车，数小时后即可以到我的故乡铁岭。但是，我只能在此痴立片刻，“怅望千秋一洒泪”，明天一早我们要搭飞机，经香港“回”台湾了。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艘永远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间望着回不去的土地。
在台北，一九八0年代后期，新地、洪范、远流等出版社，出版许多大陆作家
作品，最早是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然后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张贤亮等相继出现。这些作家也都来台北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虽然彼此认识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但是“他们”和“我们”内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诚如佛斯特 《印度之旅》结尾所说: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not now，not here.")

5、柏林的苦兔儿（Kultur）
“到柏林去…”大约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柏林留学，在二月冻土的故乡，柏林是我年轻母亲魂牵梦萦的天外梦境。一九八五年整个春天，我在几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亲的旧梦好似在此复苏，那个没有见过父亲的，孱弱的婴儿，如今到柏林来担任客座教授，德国人坚持和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不同）。正式讲授给学份的文学课程，印在厚重的课程表上：“台湾文学”。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国科会人文组华严主任的电话，说西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at Berlin）要找一位教台湾文学的教授，他们想推荐我去，问我能不能去？当时我手里拿着电话，怎么说呢？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么遥远、转折的邀请，隔了我父亲雷雨多难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时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树都是枯枝，只偶见一丛丛的淡黄色迎春花，接机的郭恒钰带我到大学单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从邻近搭公交车去学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读作“梯拉里”，好听极了，因此我从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须乘U-Bahn（读作“乌邦”）地下铁路到系里与学生见面。
原来的怕林大学（Ha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沦陷”在东柏林，被迫走苏共的路线。三年后，大部份学生，还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会，决议成立一个学术自由的大学。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军占领区，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创建“柏林自由大学”。二00八年，六十校庆，同时入选为德国第九所“精英大学”，有学生三万一千多人。
开设“台湾文学”为该校正式课程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那时的校Dr．Dieter Heckelmann（海克曼）。他曾在一九七0年代两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带着妻子儿女住在台大宿舍两年，对台湾极友善。台大许多杰出教授如翁岳生、戴东雄、廖义男、陈维昭、王泽鉴等都曾前往担任访问教授。我在怕林时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经常回台湾来与老友欢聚，且经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德国统一后，他曾出任柏林内政部长。另一位是负责中国研究所的郭恒钮教授，山东人，一九六0年离开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学进修历史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一九九0年初曾到台大历史系作访问教授，讲授德国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层，宽敞明亮，德国人百年根基的建筑。我很勇敢地从“梯拉里”宿舍的迎春花丛找到U-Bahn的车站，到POdibielskillee街四十二号，从外表朴实的门庭进去，才知道别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绍我，他称我为“台湾来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儿” （kultur，德文“文化”发音），“苦兔儿”这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孟志荪老师课上背过汉乐府“古艳歌”:“萤萤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湾，乃至中国的文化，这百年来不也相当凄凄惶惶吗?
他们请我自我介绍及说明教学计划。我原以为只是与选修自己课的二十位左右的学生见面认识而已，如今却须对全系的一百多人演讲，内容和语气当然不同，我决定采取“大立足”点的讲述法。我先陈述自己出生时，年轻的父亲刚从柏林大学转学到海德堡大学读哲学系，一心想了解历史与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帮助中国富强向上。台湾的处境举世皆知，我们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应该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来此希望藉台湾文学作品作心灵交流，深一层同情东、西德两个份裂国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喜怒哀乐……。我教的台湾大学学生和诸位一样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学术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认识德国，你们也真正认识我们台湾。郭教授后来一再提起，说我这一场订交演说得到学生的肯定，是个成功的开始。我赴德国前寄去三百多本台湾文学作品，全数捐赠自由大学中国文化系所，他们的图书馆做了一个印戳:“齐邦媛教授捐赠，1985”。
我上课的教材以小说为主，有赖和《一杆秤仔》、吴浊流《先生妈》和《亚细亚的孤儿》、白先勇《台北人》。在我主编的选集作品之外，还加上一九八五年前已英译的作品，包括袁琼琼《自己的天空》、萧枫《我儿汉生》等。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周上课时发一张授课大纲。我用英文上课，书名人名必须载明中译名。系里请讲师车慧文协助，必要时译出德文，讨论时用德文、英文与中文作为师生间进一步沟通。车慧文，东北人，二十年前在台湾就读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嫁给一位来台在师大语言中心修习中文的德国青年Erik von Groeling，随夫回到科隆，但年轻的丈天意外死于手术台上，她辗转来到柏林，靠抚恤金独力抚育四岁和一岁的稚子。这样的生命历程。使我同情感佩。柏林期间，课内课外她也对我协助照顾，我们因而成为好朋友。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导游，使我在那里不致瞎撞，如识途老马，带我认识真正的柏林。
上课两周之后，决定找一所自己的住处，慧文带我按照广告到处看房子，那真正是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书桌，窗外有个院子。我原以为柏林是文化古都，当然家家都读书，但令我惊讶的是，看过的六、七处出租屋子都没有书桌，即将放弃时，来到一个树荫绵延的小街，在大花园似的巷里一幢小楼，楼下前后两大间和小厨房、餐桌，走进里面一间，第一眼看到一张大大的、真正的书桌!
桌旁全扇的窗户，外面是一座花树环绕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别处加倍，但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脚之地了。那四个月间。我每天看着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从树荫中走进来走出去，忧患半生，从未有如此长时期的悠闲境界。刚到那几个周末，远远近近听到礼拜堂的钟声，收到海音寄来“纯文学”出版的书，写信告诉她:“礼拜日，满城钟声。”她以一贯的急惊风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来!”
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诉我，柏林的学生都得去看一部记录像片《柏林沦陷四十
年》。我到市中心库当大街 我赖以衣食维生的KaDeWe百货公司门口，车站和∫∫網∫
街上充满了各种游行的队伍，静静地举着不同的标语，在保存炸毁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说。这部记录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与清晰，从希特勒开始鼓动人心到开战，战争重要场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纳粹末日，欧洲战场溃败。盟国空军按城市地图，有系统地轰炸柏林，而且事先预告，你们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毁哪几条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图区域和轰炸前后实况，可谓弹如雨下，只见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军炸弹之下灰飞烟灭成为瓦砾，原来这权力之都百外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毁灭的。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画面清晰详细，不忍看也得看。这是德国人自己摄制的记录，留给后世子孙看的。
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楼未亮灯，原住楼上的房东太太气喘病发。住在医院。我一个人夜坐灯下，反复出现《柏林沦陷四十年》许多城毁人亡的场景，不免想起重庆在日机轰炸下的那些年，我们对死亡不得不采取赌命的无奈态度。看了柏林被炸毁的区域地图，才明白这美丽的新城原是盖在废墟上的!这书桌、这床铺下面会不会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惊，连续数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时代》杂志以怕林投降四十周年为主题，有一篇社论《空前的灾祸），大意是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广岛、长崎毁于原子弹，两国都认为自己灾难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灾难的岂不是死了数百万的犹太人吗?其实，灾难是无法比校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
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
记。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据大陆后，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国民党，留在大陆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过去一切，那时殉国的热血军民，在政权改变之后，都在“第二次死亡”时被湮没遗忘了。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我们台湾文学”，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从此。我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