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一样，可以跟上时代阅读重要作家的研究。从那年起，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渐渐有柑当齐全的台湾文学作品。譬如黄春明的《锣》，房页有作者写给我的话，就和《英国文学史》八世纪第一篇初民史诗《贝尔伍夫》并排而放;司马中原《荒原》、《黎明列车》与朱西宁《破晓时分》、白先勇《台北人》，这些初版于一九六、七0年代的小说，随我自上海带来雪莱、济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齐观。我曾经相当欣赏年轻女作家萧佩，她所有的小说则和薇拉·凯瑟、舍伍德。安德许、伯那·玛拉末等美国作家作品并肩而立。我往返于两种文字，乐在其中，有助于我写评论文章的视野与层次。

2、台湾文学登上国际会议舞台
一九七三年，由台大外文系朱立民、颜元叔和中文系叶庆炳提议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获准成立。发起的宗旨是：对内促进比较文学研究之迅速发展，对外与世界各有关机构联络，促进国际间之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从此国内国外会议甚多，台湾文学作品皆成为主要讨论的题材。
一九八二年我应美国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曾宪斌之邀作访问教授，讲授一学期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当时他们已使用我编的选集作教材。选课的学生大约有二十个，一半是华裔青年，文化上隔阂很小，对文学作品的情境及心理不必太多剖析，师生可以更接近中国文学的心灵。那半年的文化交流，让我真正认识他们称之为“屋仑文学”的旧金山华裔作家文学，认识根源文化所做的努力。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台湾文学”详加赞扬姜贵《旋风》，可说是开启西方对台湾文学研究之始。他与刘绍铭合作英译《台湾短篇小说选1960-1970》同时提供许多研究的资料。刘绍铭是早期由香港到台湾升学的侨生，在台大外文系与白先勇等同班，参与《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到美国修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教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一直对台湾文学相当肯定与维护。后来又英译一些评论和两本台湾小说，一本是《香火相传: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台湾小说》 ，一本是《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集》。许多年间，一直在海外坚持文学超越政治，也常应邀来台参加各种文学会议，对事有褒有贬，诚恳关怀，是台湾真正的朋友。
一九七九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在奥斯汀举行第一次以台湾文学为主题的研
讨会：翌年，论文集《台湾小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会议主题有“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台湾小说中写实主义的两个方向”、“台湾乡土文学展望”以及“台湾文学中的苦难形象”，讨论作家包括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张系国、白先勇、王文兴、七等生、陈若曦等人的小说。主持此次会议和论文集主编珍妮特·浮若特在序中说:“一九六0到八0年代。台湾产生了一些第一流的中文小说，由于经济的繁荣，教育之普及，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段（级）读者群，鼓励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作品内容和风格兼容并存。思乡怀旧，现代派的技巧，乡土派的写实，由不同的角度呈现一个充满活力的台湾。”
对台湾文学有进一步的肯定与阐释，很可贵的是白之教授的“台湾小说的苦难意象”。朱西宁的《铁浆》中新旧交融时的剧烈痛苦；王祯和的《嫁妆-牛车》中看似愚钝却实深沉的贫苦;黄春明的《儿子的大坑偶》对命运的屈从和对妻儿的爱恋，表面上偶有喜剧的闪现，实际人生却甚沉痛。白之在英美汉学界位尊望重，他编的中国文学选集多本，由早期到现代，皆是英美大学的教科书。自一九五0年代后期起。有一些优秀的学生由台湾到柏克莱加大进修，在他门下读书，由师生交往及阅读中，他对台湾的情况有相当认识与同情，认为这三篇所写的苦难，读后难忘，反映了台湾的处境。
夏志清先生在致闭幕词的时候，对台湾文学有详细的介绍及肯定。
这本会议论文集大约是“台湾文学”定名的开始。我编英译选集时，不仅台湾的作家大多数认为我们是承袭发扬在大陆因政治而中断了的“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汉学界二十年间也如此认定。正因为我们是主流的延续，因此可长可久。

3、两岸文学初次相逢的冲击
旧金山教书结束时，我应邀参加纽约圣约翰大学金介甫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第一次遇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代表大约三、四人，我知道的有北大教授乐黛云和著名作家王蒙。
自英译选集之后，我在世界各处开了许多大型的文学会议，在圣约翰大学这场真正的群英大会，我第一次看到政治的炎凉如何移转到文学界的炎凉，也第一次看到了文革的厉害，进而促使我以宏观角度省思“台湾文学”的定位与定名。
那真是一场盛会啊……所有人都很兴奋，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充满了好奇，专注于首次在西方世界现身的铁幕作家身上。中午吃饭，我被安排与他们同桌，大约是象征两岸交流，而我看起来是最没有战斗精神的人吧!首次见到对岸的人，都不知道问题从何问起才好，他们知我家乡在东三省，说:“回祖国看看吧:”大家只好傻笑。夏志清兴致很高，他说：“你们到了美国，多看看吧，，”
午餐后回到会场，正在听大陆作家一篇文坛近况报告，突然会场门口一阵喧哗，在一大群人推推拉拉制止不住的混乱中，奔进来一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中国人，他直朝大陆作家冲去，大声喊叫:“你怎么好意思代表那个暴政到此讲话?”接着占据了讲台。嘶吼喊叫控诉文革的残酷。主办的师生好不容易把他拉到门外，他在门外还骂了一阵才被劝走。大家惊魂甫定才知道，这年轻人即是那时在西方世界畅销，揭露大陆文革惨相《革命之子》 （Son of the Revolution）的作者——梁恒。他与共同作者夏竹丽结婚得到美国政治庇护，得以英文写完并出版此书。《革命之子》叙述文革的种种暴行，使西方世界看到大陆几成人间地狱，那些红卫兵之凶狠无人性，令读者寒栗，血脉贯张。我读时悲愤地想：这是我念念不忘的祖国吗?
赶走了闹场的人，会场气氛已变，最初单纯的兴奋与好奇被破坏了，早上各种立场的演讲与所营造的表面平静都不见了。尽管讲台上照程序进行论文宣读与讲评，台下的人多在悄声讨论刚才闹场者的背景和他的控诉。大家对表情尴尬的大陆代表的好奇心就更复杂了。当时，二次大战后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新一代的“汉学家”几乎都在场，他们怎么想?而我，在离开大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看到铁幕后的真人真事，内心激荡，好似看到一片历史真相的实况，不是任何电影或文字所能呈现的真实。令人伤心。
会后我在纽约停留数日。一天晚上，我台大的学生，《中国时报》记者林馨琴邀约晚餐，在座六人，有两位就是《革命之子》的作者。饭后受邀到他们的小公寓，谈到深夜。他由静静的叙述转为激动，有些书中未载的情景。人对人无法言说的背叛与残暴，令听者岂止惊骇落泪而已。是什么样的警醒力量，使这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在那样血腥的浪潮中，游向人性的岸边，对自己参与的暴行提出控诉?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真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
夏天的夜晚，走在纽约街头，真不知人间何世!我清晰地记起自己二十岁的时
候，躺在武大女生宿舍阁楼的斗室中，仰望满天的星斗，在三江汇流的水声中，为侯姐姐骂我没有灵魂而流泪，只因为我不愿随她再去读书会，读那些俄国阶级斗争的书，唱那些幼稚的“东方红，东方出了个毛泽东……”我记得在乐山狭窄的街上，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一九四七年，我若没有来到台大看到那两屋子书而留下来，我的人生会是怎么个样子?﹌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那些年在西方，同样令人震撼的文革真相名著还有西蒙列斯（simonLeys）《中国大陆的阴影》和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来自地心》等，大陆的“伤痕文学”到台湾出版，又是多年之后了。

4、两岸三地文学再相逢
自此之后，我与王蒙在国际性的会议又相遇五次，也曾有些议题之外的谈话，虽然大陆文坛和土地一样广大，但王蒙在大陆文坛确实有相当地位和代表性。他不仅有天生才华，还有一种沉得住气的观察力和应变智慧，所以他才得以在翻天动地的年月活下来吧!
我第二次遇见他是一九八五年在柏林，能与他谈话，则是多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两次同任“世界华文青年作家文学奖”小说组评审。一九九三年底《联合报》主办，由王德威、郑树森和我策画的“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我们邀他来台湾参加，他带来二十位大陆作家首次在台湾见面，国外请来六十多位，台湾有一百余人，盛况空前，会里会外真正有些诚恳的交谈。会议论文由王德威和我主编，先出版《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后译成英文Chinse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A Critical Survey。全书十五篇论文讨论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趋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更》第三版;再争取这本论文集，就是希望它与《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印行，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完整的评论。
王蒙在台北邀请台湾作家下次到大陆去开会。一九九五年，中国作家协会和《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合办，由我邀集了十四位台湾作家前往山东威海参加王蒙主持的“人与大自然”研讨会。那也是个空前的大聚会，台湾与会者有刘克襄、胡台丽、王文进、李丰研、陈信元、林明德、瓦历斯诺干、金恒镳、杨南郡，都是台湾书写自然的作家，他们写的论文扎实，论述“人与自然”称得上国际水平，我感到很骄傲。
大陆作家大约有五十多位，许多是我已读过作品的。在北京转机去烟台的时候，王蒙介绍一些重要作家，我看到相当钦佩的张贤亮，禁不住像个台湾歌迷似地说：“啊!你的《绿化树》好令我感动……”我记得在旁几位大陆作家略带诧异的笑容。后来才渐渐明白，两岸作家对反映文革痛苦的作品，如对《绿化树》的看法并不相同。即使是台湾人人知道的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他们评估也不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