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这方面日本的翻译成就令人佩服。我们处处看到、听到中文著作，言谈中肤浅地引用马克吐温的幽默，美国这位十九世纪的幽默大师可说是无人不晓，但有多少人知道那“幽默”里面蕴含多深的辛酸与批评，讽劝新兴的美国文化建立自信与自己的风格。我离开之前曾一再拜托馆里承办书稿印刷的单位，把这套书交由同一家出版社，不要分散标售。但是，它们和其他的书一样，交稿之后，银货两讫，除非有人有权追踪，否则就是落入图书室某一个阴暗的角落，不见天日。例如林耀褛精心中译的《浪迹西阵》，从未上市。它们成了我多年痛惜的，念念不忘的“马克吐温孤儿”。

5、变树的启示
一九七七年夏天，在台大外文系教英国文学史的李达三教授到香港去教书，侯健邀我回台大专任教这门主课，这是我终身志趣。
在编译馆的岁月，风夜从公，我非常认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完成文学文化的计划，包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进军世界文坛，放下“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从文学的角度新编国中国文教科书，以及编纂西方文化经典和“现代化丛书”。
很多人以为我会继续这份工作，但我内心真正喜欢的是回校园教书，因此当我离开时，也就无所眷恋了。
离开国立编译馆那早上，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曾度过五个夏天的办公桌前，望着窗外那棵美丽的变树。在一切俗务烦恼之外，我曾多少次从那台新的电动打字机上抬头，看到日影移动的神奇，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树》歌（JOyceKilmer"Trees”）之中的赞叹：
A tree that looks at GOd all day.
And lifts her leafy arms to pray.
这树整日仰望上帝。
高举枝叶茂密的手臂祷告。
啊!它使我想起，这些年中我曾度过多少“难过苦关头”，寻找了多少解决难题的方法，请教了多少学者专家，折冲、讨论。达到一个“国家出版人”的稳妥结论。
他们的审查意见，在那个没有复印机，没有计算机的时代，都是一页一页的墨宝……这些学者的大名可以说涵盖了一九六0到八0年代的台湾文化史，他们的声音笑貌，这棵变树隔着窗子，看得真切。
一九七七年暑假，王馆长已退休，我从编译馆全身而退，他全心而退，回到台大那宁静的文学院老楼，斑驳而明亮的回廊。
第九章、台大文学院的回廊
1、外文系今昔
由那几步台阶走下来，穿过如今已不存在的舟山路，进入台大旧墙内的校园，穿过校警室、福利社，从行政大楼和农化馆间的小径出来，立刻面对文学院的红楼。横切过种满了杜鹃花树的椰林大道和纪念傅斯年校长的传钟，即可从气势宽阔的门廊进入回廊。对于我，似乎有一种“仪式”的意义。这敞朗、陈旧的回廊，以大半圆的弧形，稳坐在台北帝大（创立于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初建的校园中心，两端开着小小的门，中间包着一个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见时完全没有改变。在台湾漫长的夏天，隐约可以感觉到流动着一种Whispering coolness（我无法中译这种感觉），安顿我的身心。我的教书生涯由此开始，也将在此结束吧。
很难与记忆妥协的是，外文系的办公室已经搬到楼下，现在是个热闹的地方了。进了院门楼下右转一排大屋子，只有这一间的门经常开着。迎面是一座木柜，上面放着一把当年标准办公室用的大铝茶壶，没有力气从木柜上提下那把茶壶的时候，你就该退休了。茶叶装在白色小麻袋里，由总务处分发给各系办公室。我至今记得咖啡般的茶色与苦涩的茶味，两节课之间实在太渴，也常得去喝一大杯，茶几乎永远是冷的。木柜有数十个格子，当作教师的信箱，后面桌椅相连。坐着五位助教和一位事务员，川流不息的人和事。一直到我退休，外文系没有一间真正的教员休息室。上课前后的“交谊”似乎都在回廊“举行”。我至今记得，有时从二十四教室出来等下一节课钟响，相当疲劳地靠窗台站着，会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免不了有“惊呼热中肠”的场面，然后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台上写下电话号码，各自奔往教室。
那时外文系编制已近八十人。还有许多位兼任老师。第一批开课的老师如英千里、王国华、黄琼坎、苏维熊、李本题、夏济安、黎烈文、周学普、曹钦源、曾约农等都已离开。一九七0年以后的台大外文系，有人戏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那陈旧斑驳但敞亮可爱的回廊，来来去去的学生有许多是联考第一志愿分发来的，心理上也许有置身雕栏玉砌之感。而课程确实有很“现代化”的大改变。最大的推动者，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颜。朱立民和颜元叔先生在一九六0年代后期由美国拿到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在台大校园被称为“稀有贵重金属”;不久另一位文学博士胡耀恒先生也回到台大，以最新方式讲授西洋戏剧，带领学生以比较文学方法关怀中国戏曲的发展。
影响最大的改革是重编大一英文课本，以增强全校学生的英文能力，扩展人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为本系一年级学生开设“文学作品读法”，列“中国文学史”为必修课，此课前后有台静农、叶庆炳、林文月、柯庆明等中文系名师授课，不仅使学生真正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和演变，也增强中文和外文两系的师生情谊，影响学生日后进修的视野，甚为深远。
“英国文学史”改为两年十二个学份的课程:第一年由中古英文时期（The Middle Ages 1485）到十八世纪?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二年由浪漫时期?The Romantic Period,1785-1830）到二十世纪（TheTwentieth CentUry）。使用的课本以重要作品为主，不仅是背景、潮流、发展的叙述而已。我教的时候已使用全世界的标准本，诺顿版的《英国文学史》 ，共约五千多页。
在台大我一直讲授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课程，有一年颜元叔先生出国。由我代课，上了英国文学史第一年课程。此课我在中兴大学教过四年，有过相当研究。同一星期之内要按不同的进度调整自己的思绪，在二年级的教室讲八世纪北海英雄史诗《贝尔伍夫》，甚至还须放一两次古英文发音的唱片。第二天则在三年级班上费力地阐释十八世纪奥秘浪漫诗人威廉．布雷克《心灵旅者》，此诗描写两个反方向转动的循环，自然与人生，其中奥秘实非课堂中可以完全阐释。我在中学时曾读过一篇英国人写的文章，他说人脑里似有许多隔间（compartments）储藏不同的知识。我在脑中清清楚楚区分英国文学史各阶段重要作品。各自为它的时代璀璨发光，所以自己并没有时空混淆或时代错置（anachronismn）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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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温二十岁的梦
回到台大第一堂上课的情景，很难令人忘记，那该称之为“盛况”吧!钟响后，我走到回廊左转第一间“十六教室”，以为自己走错了，除了讲台，座位全部坐满，后面站到贴墙，窗外也站满了人!这门必修课全班有一百三十多个学生，而第十六教室只有五、六十个座位，所以引起那个盛况的场面。后来调整到新生大楼，第二年回到文学院一间大阶梯教室。
我确实是在惶恐中走上讲台，勉强平静地说了开场白，迅速地抓住了唯一的救援，一支粉笔，写了两行这一年的计划：起始于浪漫时期和将要讲授的第一位诗人威廉·布雷克。
为了稳定自己和“听众”，我先用中文说明英国文学史和一切文化史一样，划分时代和流派都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定名。如自一六六0年英王查理二世复位到佳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的十七世纪后半期为“复辟时期”（The Restoration Period ，和我们即将开始正确阅读的浪漫时期，都有很复杂的历史意义。我不赞成，也没有能力用中文口译原作，所以我将用英文讲课，希望能保存原文内涵的思想特色。我不愿用“浪漫时期”的中文译名，简称那一个常以热情进入深奥内在探索的时代。因为“Romantic”所代表的既非唯美，亦非中古以降罗曼史（Romance）中虚构的奇情。它是一种对崇高（sublime）理想永不妥协的追求。强调创造力与情感抒发的浪漫主义其实是对前世纪守教条的新古典主义的反动。其回归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呼求，强调大自然引导个人心灵对真善美的追寻与沉思。
中国近代教育系统以英文为主要外国语以来，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以英国文学更为必修课，乃是必然的发展。至今最简单明确的原因，仍可用泰恩（Hippolyte Taine.1828-1893）以德国人的观点来说明，他写《英国文学史》时说，要藉一个丰富而且完整的文学成长史分析时代与种族的关系。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出许多不同的流派，忙煞学院中人，但泰恩的文学三要素 时代、民族、环境——仍是文学作品能否传世。或隐或显的基本要素。
教文学史并不是教文学欣赏。不能以个人的趣味选材。每个时代的精神与风格不是一时的风尚，而应存在于才华凝聚的长篇杰作，或是形成个人风格的一些连续短篇，如华兹华斯的《序曲》，
记录了诗人个人心灵的成长与自然的交会互动。柯立芝的《古舟子咏），以航海象征人生的罪与罚，和求取救赎的神秘旅程。拜伦的《唐裘安》 虽未完成，但仍是文学史上最长的讽刺诗。雪莱的《解放普罗米修斯》 是一出四幕的抒情诗剧，道害者因残暴招致毁灭，盗火者才得解放。在雪莱心中，心灵因有爱和宽恕而更显崇高。
即使写作生命只有五年的济慈，直至生命尽头，仍放不下曾投注心力的更诗长篇《海柏里昂的殡落》 。诗人藉梦境写旧日神祇殡落的痛苦，抒写自己对文学的追寻。他在梦中置身林中荒园，来到一个古老神庙，庙顶高入星空。站在庙旁大理石阶前，他听到馨香氨氢神殿中有声音说:“你若不能登上此阶，你那与尘土同源的肉身和骨骸，不久即将腐朽，消失湮灭于此”;他在寒意透骨浸心，死前一刻。奋力攀上第一阶，顿时生命倾注于业已冰冷冻僵的双足，他向上攀登，好似当年天使飞往天梯。神殿中的女绅对他言道:“一般的人生都是苦乐参半，而你却锲而不舍，探索受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