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日清晨大约六点钟。男生宿舍靠校门的那一幢，有同学起床洗脸，发现门口停了几辆军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正把缪朗山教授带上车。他大声求救，一些学生冲出去拦阻，拉扯之间，兵士开枪，立刻有三人中枪倒地死已，有一人手里还抓着脸盆，受伤者数人。
一时之间，学生愈聚愈多，拉回了缪教授，军车受令疾驰撤离。大家把伤者送医务室，用门板将死者抬到大礼堂，以被单盖住身体，全是头部中弹，所以胸部以上露在外面，没有遮盖。
全校师生都拥聚到大礼堂，校长和老师带着大家。全场一片哭声。这时一位领袖型的同学跳到台上，大声地说，我们知道学校会处理后事，但是必须有同学代表参加。当时有人提了几个名字，写在讲台黑板上，女生宿舍也有三、四人被提名，其中有王云从。突然间，我听到我的名字被清晰地提出来，在千百个人头中，我看不到提名的人，只看到我的名字被写在黑板上。
散会后，这些人要留下来，参加校方的善后工作。散会之前，所有的人排队由死者身前走过致敬。我记得其中一位的伤口很大，血还没有凝住，在我数尺之外，双眼也末合上。
我在逃难路上看过不少死者，在武汉和重庆的轰炸中也看到很多炸死烧焦的尸体，但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那种震撼的感觉是终生无法忘的，也不是哭泣可以纾解的。
留下来开会的时候，我因从未参加过南开校友会和团契以外的任何校园活动，不知为何此时会被提名，心中明白并不单纯。这是一个挑战，也不能逃避。想着爸爸常常训示的“要沉得住气!”先不要说话，看看再说。果然，这十几个学生代表讨论一些大事项后，有人提议由齐邦媛写追悼会的悼文。
我站起来说，我恐怕没这个能力在两天内写这么重要的文章。有一位男生大声说，你不是朱光潜的得意门生吗?这事难不到你吧。另一个较小的声音说，小布尔乔亚的《神曲》里没有革命和暴行。
在近乎废寝忘食两天之后，我缴出了一篇悼文。我写的时候，眼前总闪着那流血的伤口和半合的眼睛，耳旁似乎响着朱老师诵念:"O，Captain！ myCaptain"，诗里的句子，"The ship hasWeathe`d every rack,/Theprize We soUght is WOn;/The pOrt is near ,the bells I hear,/^所以我写这三个年轻的生命，不死于入侵敌人之手，却死于胜利后自己同胞之手，苦难的中国何日才能超脱苦难的血腥、对立仇恨，能允许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如此，他们的血即不白流……。
那篇短短的祭文是我以虔诚之心写的，他们拿去抄成大字报，又油印了许多份，反应都不错。我由人心开始写起，到知识、思想的自由止，诚实地说出大多数人的想法，也预言了我一生的态度。在激昂慷慨的追悼会上宣读时，似乎也有一种至诚的尊严。前进的同学也许不够满意，但是也没法再骂我什么。
我的导师吴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缪教授的安全，并且亲自护送他到机场乘飞机赴香港。中央政府下令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执行捕人开枪者严办。武大六一惨案成了中共夺取政权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惨死的无数大学师生，又该如何控诉?

14、大学毕业，前途茫茫
我参加学生代表会后一天中午。与同寝室的况蜀芳、谢文津和她的丈夫孟宝琴，还有几位常参加英语会的香港同学，一起到校门口一家小餐馆聚餐庆祝毕业且惜别。
大家兴致颇高，居然要了一大瓶高梁酒（大约那里只有那种酒）。店家拿来的是小茶杯作酒杯，并且端来小碟子的花生米和豆腐干，连那粗瓷碟子上的花纹都与乐山河堤下茶馆的相同（大约是长江文化吧）。
三江汇流的古城，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的美景，携手漫步的朋友已成陌路，一年之间，我竟置身这样喧嚣复杂的情境，恍如隔世!大家举杯之际，我竟端杯全干，一连干了六杯，把大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文津和蜀芳把我夹着走回宿舍，路并不近，大家连脚踏车都没有，我两只脚好似腾云驾雾一般，踩着虚空，竟然走了回去，进了宿舍房间倒在床上立刻人事不知。
第二天醒来，思前想后，今后何去何从?
大学毕业了，工作、爱情皆无着落。蜀芳先回四川家乡，文津急着回山西与家人团聚。我从有记忆以来，就没有可回的故乡。父亲在京沪忙碌，妈妈在北平暂居，哥哥在国共拉锯战的东北战场作随军记者。那时女子就业的职场极窄，我仍想读书进修，桂质廷院长因团契的关系为我申请到美国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许可，但父亲不同意我出国，他认为我应先考虑婚姻再谈出国进修，否则以国内局势之变幻莫测，一生与家庭隔绝，会成为孤僻的“老姑娘”。
缴了毕业考试最后一张考卷出来，是个炎日当空的正午。如今连最后奋斗的目标也没有了，我大学毕业了，身心俱疲回到宿舍，在半空的房间里，痛哭一场，为自己茫茫前途，也为国家的迷茫，悼亡伤逝。我父亲在我这年纪一心要救的中国，如今处在更大的内忧外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年幼稚狂妄地想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
尚好在迷茫之中，理性末灭。父母尚在，他们在世之日，我就有家可归。
终于到了最后航行长江之日。六月下旬，我与几位香港侨生同学余麟威等人由汉口搭船回上海。那艘江轮有船舱，舱里闷热，令人坐卧难安，而沿着全船的栏杆，用粗麻绳连环绑着近百名年轻男子（新兵），去支持在北方的剿共战争——那时不可以说“国共战争”。
船行半日一夜，舱门外绑着的士兵看到我们喝水，眼睛里的渴，令我们连水都喝不下去，有时就偷偷给他们喝一些，另一段的兵就求我们也给他们一些。
这举动被巡察的军官听到，过来察看，他说会定时发放饮食，请我们不要破坏军纪，军队调动的时候，最怕松动和逃兵。
在那样的大太阳下，有些兵的脸和嘴焦黑干裂，我们把闷热的舱房关上门，才敢吃饭喝水，因为吃喝每一口都自觉有罪恶感。
当天晚上倦极睡去，朦胧中听舱外人声喊，“有人跳水了…”军官用大电筒往水里照，长江正在涨水期，滚滚浊流中，一个小小的躯体哪有生路？
有一个兵开始哭泣，引起更多哭声。一个粗重的声音厉声说，“再有人哭就开枪!”哭声戛然而止，黑暗中一片死寂。
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枯干的颜面，忘不了他们眼中的渴。有时在电影看到西洋古战场上，威武战将后面举着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泪。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兵都令我悲伤，它具体地象征了战争对我心灵的伤害。
又见上海…不过是一年时光，对于我却似隔世前生，不堪回首。
我有了家，爸爸在上海复刊《时与潮》，由北四川路迁至原英祖界的极司斐尔路（胜利后改名梵王渡路）的一所大房子，是租住的市产，曾是市长官邸，日据时期有许多神秘的传说。《时与潮》与东北协会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和家眷住了大半房间，给爸爸留了三间。渐渐有许多当年地下抗日的同志，到上海来也住在里面，人气旺盛，每天进进出出，无数多年睽隔的老友重逢，说不尽别后的惊险历练……。☆☆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就去北平与母亲相聚，爸爸希望我在北平找个工作，也帮忙照顾家庭。在那时，似乎也是我唯一合理的路。
我大学毕业回到北平，对于我母亲是一大安慰“在她心中。我长大了，可以自立了，而且也成了她可以商量心事的女儿。”
她回到北平一年，似乎所有的“还乡梦”都幻灭了。东北家乡的剿共战争打得激烈，两军在长春四平街四出四进，真正在血战。许多在满洲国那十四年中忍气吞声作“顺民”的人，也往关里逃难。我家在北平大羊宜宾胡同的家成为亲友投奔的目标，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每顿饭开两桌，有时还开第二轮。两位姑姑家十口，我家四口。三位堂兄弟（振庸、振飞、振烈），两位表兄和家乡新来的乡亲。那时物价已经不断涨高，我们餐桌上的菜已只能有三、四种大锅菜，茄子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加肉块，量多就不是小锅精致的好菜了，姑姑的孩子和我两个妹妹都是十四、五岁到十岁左右，正在成长又不懂人间疾苦的年纪。
爸爸每月寄来的钱都跟不上物价波动，我母亲的角色就很难演了。她趁我回去，就跟因公回东北的父亲走了一趟东北。而且冒险一个人回了她的娘家新台子给姥爷、姥娘、三位舅舅上坟，住了几天。在那段时期我帮两位姑姑买菜，应付开门七件事，才知道开销之大，我父亲每月定时汇来的钱已不敷支出。
北平城里谣言四起，津浦路常常被挖了路基或起了战事而不通。我母亲从家乡回到北平，万分忧愁。她连可以变卖的首饰都没有，当年陪嫁的首饰和多年节俭存下不过数千元银洋，都在抗战末期被银行奉命换成当时货币，后来只够买一匹阴丹士林布。津浦路若断了，飞机票更别想买得到，爸爸那时在京沪工作，她一个人带两个小女孩如何生存？更何况还有两个姑姑的十口人?夜晚我睡在她房里临时搭的床上，听见她一直在翻身、叹气，我就说，“妈，你不要叹气好不好，我都睡不着。”

15、渡海
过了几天，我到北京大学红楼看朱光潜老师。
他见到我，十分高兴，带我去看他新配的宿舍，说家眷不久可以由南方来。那几间临时宿舍。空荡荡新盖的水泥平房，其实还不如他在乐山听庭院落叶雨声的老房子温馨，但他似乎很满意，说如今胜利了，以后可以好好做些学术发展。他也问了我毕业后的计划，我只说想继续读书，家里又不让出国，但没提想做助教的话，也许当时不愿朱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找工作才去看他，或是我内心并没有决定要留在北平。自童年起，我记忆中的北平古城就是一座座阴郁的古城门，黄沙吹拂着曲曲折折的胡同，往远看就是荒凉的西山和撒石灰的屋子……。
当天晚上，妈妈问我到北京大学拜望老师的情况，她很严肃地说，“既然你末向老师求职，我希望你到南京或上海去找事，北平和京沪切断的话，我和你两个妹妹活命都难，你哥哥在东北战地到时候也不知什么情况，你去跟着爸爸近的地方，也让我心里少一份牵挂。”
我又回到上海。因为《时与潮文艺》的孙晋三先生的关系，我向南京的中央大学外文系申请助教工作，但他们已留了自己的毕业生。在上海教书，我不会上海话，实用英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