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事是安葬我的祖母，她于一九三七年逝世后，棺木浮厝在北平郊区一所庙里。

2、再遇名师
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钟灵自古闻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苏东坡，乐山的郭沫若。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前一年日机大轰炸，乐山城区半毁。死伤很大，之后又流行一种“趴病”及伤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学生之地被称为“第八宿舍”）。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然而当时绝末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
生，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畅谈，倾听的缘份和荣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书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请钱先生演讲。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晚餐，“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换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墙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二十年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这种划分方式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隔着台湾海峡所听到的一鳞半爪，私在海外读到的铁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赞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由于是同一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更加上济慈的《秋颂》，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时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味的启发。
外文系的学术功课到三年级才算开始，以朱老师的水平，原也安排很好的阵容，可惜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史”名师陈西滢和方重教授一九四三年前均已离校去了英国。新聘来教我这班的孙家诱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应该可以胜任。她上课不久，即把重点放在乔叟《坎特伯瑞故事集》的中古世纪英文上。
她是位很壮的女子，用浑厚的嗓子念中古英文的原文，念了大约两星期，把我们震慑住了——用一句今日台语来形容是“鸭子听雷”。好不容易到了郎兰的《农夭皮尔斯》和玛拉瑞的《阿瑟王之死》 。从十五世纪到了十六世纪的穆尔的《乌托邦》，匆匆掠过最早的十四行诗，飘过史宾塞，就放寒假了。下学期介绍了马洛的《浮士德》，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几首代表作、重要剧本的名单和梗概，弥尔顿的《失乐园》 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即到了德雷登。不到三堂课，突然老师请了病假，她和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英国文学史那门课，然后大家都“复员”回下江去了 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都是“下江人”。
我大学毕业时，主课英国文学史只修到一七00年，对德雷登之后两百五十年的无知，是我多年的憾恨。第二次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我用一整年时间苦修英国文学断代史四门课：十五世纪以前，十六、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时（台湾国立大学外文系已改为两年课。大二、大三必修），用一切安排，使时间足够教到二十世纪中叶，绝不让我的学生有此憾恨。
另外两门课比校稳定，小说课的戴骆龄先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他也是《时与潮文艺》的定期作家，主日语不太流利，但课程内容充实，分析层次颇高。他讲到狄更生《双城记》时，特别教我们注意英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暴民政治，我至今想到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坐在广场上，一面织毛衣一面数着断头台上砍下的人头，把刀斧落下的次数织进她们温暖的毛衣里，仍令我不寒而栗。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个英国记者为了爱情上断头台，站在台上居然会看到一个美好的末来世界，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写法（我原来以为爱情就该是那样）。他是最早教我们由不同角度读小说的老师。他开的书单对我以后阅读也很有帮助。
在现代文学课上百次认识了缪朗山教授。在那几年，他大约是对学生最有魅力的人了，专长是俄国文学，所以几乎全以俄国文学做为现代的代表。
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抗战国共合作时期，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有用。缪先生身体壮硕，声音洪亮，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上课时如上舞台，走过来跑过去，从不踱步，脸上都是表情，开口即是谐语，一男同学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铁盘”。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天《静静的顿河》，和伊凡.冈察洛夫的《奥卜洛莫夫》。此书是一本极精采的写懒人之书，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因为太懒，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缪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与手掌并列——在他之前和之后，我从未见过那么起劲的教书人。

3、奏错了的乐曲
大三开始，我在乐山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人到女生宿舍给我“站岗”了。
一、二年级我参加的课外活动只有南开校友会和团契，在那小小的圈子里似乎都知道我已心有所属，在那个尊重“感情专一”的时代，从未有任何人能邀到我出游。
胜利不久，我将由重庆回校上课前，突然收到一封信，寄来一首以我的名字谱曲的创作，作曲者是刚毕业的黄君。他在信中说已爱慕我一年多了，看我那不理人的态度，鼓不起勇气去找我。毕业后，认识他的人少些。如不被峻拒，他会在就业前悄悄回到乐山来看我，试试能不能培养出感情。
武大除了几个大合唱团之外，有一个比校接近专业水平（或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爱乐团体，由三人到五人不定期开个小型音乐会。在那个没有任何音响的时代，很受欢迎与尊重。两把小提琴。一个男中音，黄君是第二小提琴，他拿着琴上台时，硕长儒雅，许多女生为他着迷。
南开校友话剧社一九四四年六月初为欢送毕业同学公演话剧《天长地久》，是由《茶花女》剧情改编的抗战名剧。他们敢于演出而且轰动全校的原因是有鲁巧珍和几位在沙坪坝即已演出成功的校友。在几乎完全没有音响设备的学生社团，全靠幕后的真人支援;他们说演曹禹的《雷雨》时，后台几位男同学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壮汉架好一大块铁板，另一位用锤子拼命的敲。又有闪电又有雷声。而这位
第二小提琴黄君，虽不是校友，但性情温和（另一位不好伺候），被请来在幕后奏乐。导演同学跟他说，你们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只要准备一首轻快的，一首悲伤的，到时候我告诉你拉哪一首就是了。那晚上，我们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个大一新生王世瑞，上台在揪链上坐了两分钟，代表纯洁无忧，然后就到后台去帮忙提词。不知是导演喊错了，还是提琴手听错了（后台又黑又窄又脏），当男女
角恋爱幸福的时候，有人推黄君说，弹那个“悲的”，他就很有情调地拉起舒曼的
《梦幻曲》，前台演员听了简直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城里小报说，南友话剧社这次演出一塌糊涂，男主角不知爱为何物，只有女主角鲁巧珍一人独撑全剧。黄君虽未表示震怒，但是南开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有些亏欠。
开学不久，他就千里迢迢地由重庆回到乐山，专程看我。那实在是令我很有光彩，也令知道的人都很感动 在那小小的县城，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他每天下午必然到老姚门房报到，老姚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权威口音，向三楼大喊一声，“齐邦媛先生有人会!”老姚“喊”所有二年级以上的女生为“先生”，他说女生上了大学就得有个样子，但是在宿舍里面他很少这么称呼，大约看透了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真面目吧。◣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我到了三年级才第一次跟男生单独坐在江边的木排上。乐山是岷江口的木材集散地，山里的林木扎成木筏形式，推成一排排的，等水涨了由岷江顺波而下到长江大港城市去。黄昏后是同学们喜欢攀上去坐着，唱歌说话的、有情调的地方。不久，双十节，他突然又来。
黄君如此热切表示爱慕，却在最糟的时候来……。
自六月以来，我心中对张大飞的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我不知如何恰当地称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日都是一种亵渎。正如柯立芝《沮丧:一首颂歌）所言的悲痛：
没有剧痛的哀伤，是空虚幽暗而沉闷的，这种窒息，呆滞，又不具激动的哀伤，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不管在言词，叹息甚或是眼泪中……
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女孩子，在我那个年纪和见识，都会被一个风度翩翩，为你谱曲作歌，为看你溯江三日或是跑五百里旱路的人感动乃至倾心吧。但也许凡事早由天定，当黄君为《天长地久》配乐的时候，在快乐幸福的场面误奏了悲伤曲子，即是一个预兆吧。我们注定无缘。
在乐山的最后一年，至少上学期，大家还认真地上课。武大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准，以外文系为例，朱老师不仅自己教英诗、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担任系主任时规画的课程也够强，使前六年的毕业生出了社会进可攻退可守。可惜到了下学期，很多老师都有了新的工作，三、四月就开始赶课，提前走了，而那时也开始许多大大小小以游行方式出现的学潮。

4、学潮
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八年血泪坚持奋战得来，但由于原子弹而骤然来临，使政府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