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湖南口音念"black bird，同学们就在背后如此称他。必修的体育简直就是笑话。我不记得有真正的操场。
这一年我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心境。一整年似乎都在飘浮状态，除了那上铺的床和床前两尺长的一片木桌，此外别无属于我的空间。宿舍二楼有一间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灯光较足，大约有三十座位，但永远被高年级同学占满。宿舍屋内电灯极为昏暗，白天又无日光，反而是在九点熄灯之后，有功课要做的人点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灯（最原始的那种有座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二、三茎灯志草用火柴点燃）。考试之前，奢侈一下，点小小的蜡烛。
冬天冷时，唯一的房门也不能开，空气污浊。八个人也都得那么过一周七天，只有盼望暑假回家吃饱一点，睡好一点。后来夸张地回忆说。那一年能活着回家是因为宿舍旁边有一个小屋子里詹师傅的家庭式糕饼，至今仍觉得是最好吃的面包;在宿舍里有老姚的花生米，五元一包。小小的纸筒封着一小把，解饥养身，香脆千古。当年女同学在半世纪后的回忆中，无人不提上一笔！
刚到乐山"我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鲁巧珍和余宪逸她们的脚步，认识了那个小城。南开校友会是我第一个参加的社团。他们的迎新活动，不只是吃喝，还有一些远足;走二、三十里到名胜去坐茶馆，如楠木林，是格调极高的私人庭园，比著名的乌尤寺和凌云寺更令我流连。
我至今仍羡慕至极的茶馆文化，大约是男生的专利吧。男生口中的女生宿舍“白宫”，据云比男生宿舍舒服多了，散布在小城的六座男生宿舍，一半是香火不盛的庙宇，一半是简陋搭盖的通铺。它们的名字倒很启人想象。如龙神祠、叮咚街、露济寺、斑竹湾……。自修室都不够用，但是旁边都有茶馆，泡一盏茶可以坐上半天，许多人的功课、论文、交友、下棋、打桥牌、论政都在茶馆。他们那样的生活是女生无法企盼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女生敢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有人敢上茶馆。在一千多学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多年后我读到维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房间》 知道世上女子寻求知识时，现实的困境相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困境，但男女很难有完全的平等。

4、浅蓝的航空信
由于南开学长带领，我在一年级下学期参加了珞珈团契。
由重庆去乐山的江轮停在宜宾的那一夜，我们在冯家碌家遇见了基督教传教会内地会陈牧师的儿子陈仁宽。他在武大读法律系四年级，第二天与我们同船去乐山。他不漂亮，也不太高大，但是有一种青年人身上看不到的俊逸、自信，在众人之中十分挺拔出众。大约有人告诉他，我从上船哭到宜宾。他就以传教者的态度坐到我旁边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说他去重庆念南开的时候多么想念宜宾的家。我将随身提包中的《圣经》给他看，不知他那时说了什么话，使我又眩然欲泪地告诉他，我不仅十份想家，也十分掂念送我《圣经》的人，他正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世界上大约确有一些缘份，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学校开学之后，他介绍我给珞珈团契的顾问，武大理学院长桂质廷先生。带我参加了团契，使我经常获得温暖的照顾。在校四年之间，我在每年例行的庆祝圣诞演出“耶稣诞生”哑剧中。被指定演玛利亚。契友说我瘦瘦高高，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所以适合此角。
陈仁宽在毕业之前一年，除了在团契聚会之外，从末到女生宿舍找我，始终维持一种保护者的兄长态度，毕业后立即去欧洲留学，常写长信给我。信中鼓励我成熟地融入真正的大学生活，常说些读书、思考之事，欧洲和中国一样在翻天覆地的激战分裂之中，他也有深于年龄的观照。多年后他回到共党中国。全断了音讯，大约十年前校友通讯《珞珈》有杨静远的文章。说一九八0年间与已改名为公绰的陈仁宽小聚，他在对外翻译公司和外交学院工作，想来应是顺遂吧。
那一年间，我内心生活的重心集中在与南开同学的通信上，从不同的学校写来不同的活法。共同之点当然是怀念沙坪坝。
在我踏进女生宿舍，向门房老姚报到的时候，他看了我的名字，从左边一个柜格取出一封信给我，说，“人还没来，信就先到。”然后看了我两眼，好似作了特殊登记。信封上的字迹是张大飞的，寄信地址是云南蒙自一个军邮的号码。同样浅蓝的航空信篓，多了一种新的，浓密又压抑的牵挂，不言相思，却尽是精思。他掂念我的长江航程，掂念我离家后的生活，“你作了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寄上我移防后的新通讯处，等你到了乐山来信，每天升空、落地，等你的信。”据我多年的了解，他所说的“落地”，就是作战平安归来的意思。
他的信几乎全是在备战室里写的，在褥热潮湿的云南边睡之处，面对着抢工修复的飞虎队跑道，一个身经百战的二十五岁青年，用一贯写家书的心情，安慰着一个十九岁的想家女孩，不要哭哭啼啼的，在今日烽火连天的中国，能读大学，是光明前途的开始。
每个星期一下午由文庙回来，老姚都笑吟吟地给我一封寄自云南的信，浅蓝的纸上除了想念，更多是鼓励。也寄来一些照片，全副武装和漆着鲨鱼嘴的战斗机的合照:三个精神奕奕充满自信的漂亮人物，起飞前在机舱里的照片。很难令人联想“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飞虎队在那些年是传奇性的英雄，陈纳德说，“昆明的中国人，怎么会从P-40飞机头上的鲨鱼徽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美国参战后，飞虎正式改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大队。
他收到我那些苍白贫乏的信，大约也无话可说，和我一样共同怀念起南开中学的诗词课了。每次升空作战，风从耳边吹过，云在四围翻腾，全神凝聚，处处是敌机的声息，心中别无他想。但是，一切拚过，落地回来，一切的牵挂也立刻回来。营地有三天前的旧报，战争陷入苦战阶段，川西离战场远，什么消息都没有。他说，“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多么爱你，多么想你！”
连续两周末接航信。白天拥挤的小小方庭，月亮照进来的夜晚，可供忧思徘徊，困在山水边城，与世界隔绝，只剩下遐思噩梦。终于收到他由昆明来信，说受了点伤，快好了，下周就回队上去。从此我写信再也不写自己太平岁月的烦恼。也不敢写自己担忧，尽量找些有趣的事说，如逻辑课的白马非马之辩。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冲突，乐山土话把一切单位皆用“块” 一块星期，一块房子，一块笔记本……，男生第八宿舍是两年前大轰炸后罹患昏睡症死亡的学生公墓等等。最大的浪漫是告诉他。我去找了叮咚街水滴落地发出叮咚声音的树洞……。无知如我，终于开始陈然警觉，正因为我已成年，不论他钟情多深，他那血淋淋的现实，是我所触摸不到的。
他回到队上，信上邮戳又是蒙自、个旧、云南驿、腾冲……。我在地图上追踪，从战报上看到，飞虎队正全力协助滇缅公路的保卫战，保持盟军对日战争补给的生命
线。
伤愈之后，他对死亡似乎有了更近距离的认识。他的信中亦不再说感情的话。只说你已经二十岁了，所有学习到的新事物都是有用的，可以教你作成熟的判断。
刚进大学的我，自己的角色都扮演不好，除了想家念旧，私对偏远隔绝的抱怨，一切都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一年就要过尽了。

5、大成殿上
——初见朱光潜老师
我这样的飘浮状态，到了一年级将结束时有了急遽的变化。
全校的大一国文和英文最初是考试后不分院系以成绩编班。最后以共同考试算成绩作升级或转系的标准。武大没有医学院，一直以外文、经济、法律和电机系为最热门科系，淘汰率也最高。考试后不久，有一天一位同学回宿舍说在文庙看到刚贴出来的布告，大一英文全校统考我考了第一名，分数很高。我听说后，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或激动，因为心中只想着如何对父母说，允许我去昆明，转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心已不在乐山。明知是十分难于开口，也不易得到同意，当晚一夜难眠。全宿舍的人都在收拾行李。过十几天就放暑假，大家都要回家了。我面临这一生第一次自己要解决的难题。*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第二天下午，老姚郑重地给了我一份毛笔写的教务处通知，命我去见教务长朱光潜先生。
朱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十五岁以前。他在安徽桐城家中已背诵了十年的经书与古文才进入桐城中学，二十一岁公费就读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教书，和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刘大白、夏衍等人办杂志，创立“达学园”，创办开明书店。二十八岁，公费进爱丁堡大学进修英国文学，也修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又到法国巴黎大学修文艺心理学，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加强德文，并写出《悲剧心理学》论文。留欧八年中，他经常流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一面读书一面写作，官费常断，为了稿费在开明书店《一般》和《中学生》刊物写稿，后来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和《谈美》是中学生以上都必读的“开窍”之书。
这么一位大学者怎会召见我这个一年级学生呢？说真的，我是惊骇多于荣幸地走进他那在文庙正殿。大成殿，森然深长的办公室。而那位坐在巨大木椅里并不壮硕的穿灰长袍的“老头”（那一年朱老师四十七岁，我那时的年纪眼中，所有超过四十岁的人都是“老人”）也没有什么慈祥的笑容。
他看了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你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
我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没有填本校的外文系，不是没有考上。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和孟老师都希望我上中文系。
他又问了我为什么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些什么哲学的书?我的回答在他听来大约相当“幼稚无知”（我父亲已委婉地对我说过），他想了一下说，“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都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6、外文系的天空
暑假我与同伴欢天喜她由五通桥搭岷江江轮到宣宾，由长江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