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范所录，一准刘向《洪范》之传，连类比附，证合人事，虽存警戒，未始
无附会矣。夫天人之际，圣人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灾祥，杂出不一；
圣人第谨书之，而不与斤斤规合，若者应何事，若者应何人。非不能也，盖徵应
常变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牵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灾变之不
足畏，毋乃欲谨而反怠欤？草木变异，虫兽祸孽，史家悉隶五类，列按五事。余
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
注徵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阙里备家乘矣，成均辑故事矣。胶庠泮水，寰宇同风，曷事连编采摭，更为
专考？抑自两汉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学校有兴无废。披水筑宫，拂ね拭履，
有事则於中讲明而施行之；无事则父老子弟，於以观游自淑，而礼法刑政，民彝
物则，胥出於是焉。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典型具在，坠绪茫然，抚钟
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兴矣。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
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
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
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
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曾
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则文不雅也，倍则害於事也。文士囿於习气，
各矜所尚，争强於无形之平奇浓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异，何可争，亦何必
争哉？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驯，难以行远；抑且害於事理，失其
所以为言。今既随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约举数端，以为梗
概。则不惟志例洁清，即推而及於记传叙述之文，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切实有
用，不致虚文害实事矣。
如《石首县志》，举文动称石邑，害於事也。地名两字，摘取一字，则同一
字者，何所分别？即如石首言石，则古之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
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厅，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埭县，江
西、广东又俱有石城县，後之观者，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至以县称邑，亦习而
不察其实，不可训也。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称邑。
《诗》称京邑，春秋诸国通好，自称敝邑，岂专为今县名乎？小而乡村筑堡，十
家之聚，皆可称邑，亦岂为县治邪？
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亦非实也。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体视县令为尊，
结衔犹带京秩，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今若袭用其称，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
若邑侯、邑大夫，则治下尊之之辞；施於辞章则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邑宰
则春秋之官，虽汉人施於碑刻，毕竟不可为训。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滥用以疑後
人也。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大有害於事理。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适
欲考其先世，为之迷闷数日，不得其解。盖流俗好用文语，以《周官》司马，名
今之兵部；然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皆可通名司马，已难分矣。又府同知，俗称亦
为司马，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其官相悬绝矣。司马公三
字，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况後世乎？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以古庠序称今
之廪增附生。明经本与进士分科，而今为贡生通号，然恩、拔、副、岁、优、功、
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则不可知矣。通显贵官，则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学子，
号多峰岩溪泉。谥则称公，号则先生处士，或如上寿祝辞，或似荐亡告牒，其体
不知从何而来。项籍曰：“书足以记姓名。”今读其书，见其事，而不知其人何
名，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柳称卿，则语不完，而荀卿、
虞卿，皆可通用。安重荣称荣，则语不完，而桓荣、寇荣，皆可通用。至去疾称
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且与命名之意相反，岂尚得谓其人欤？妇女有名者称
名，无名者称姓。《左》、《史》以来，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甚至
称为该氏，则於义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往往不称姓
氏，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尤害理也。妇人守节，比於男子抒忠；使为逢、比诸
公撰传，不称逢、比之名，而称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经生之为时艺，首用二语
破题。破题例不书名，先师则称圣人，弟子则称贤者，颜、曾、孟子则称大贤；
盖仿律赋发端，先虚後实，试帖之制度然尔。今用其法以称节孝，真所谓习焉不
察者也。
柳子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
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古人读《易》如无《书》，不杂之谓也。同为经典，同为 ＊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圣人之言，倘以龙血鬼车之象，而参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鱼之梦，而系春王
正月之次；则圣人之业荒，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今为节妇著传，不叙节妇行事，
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为舟耳。诗人以起
兴，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关雎》可以兴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为淑女；
《鹿鸣》可以兴嘉宾，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理甚晓然。奈何纪事之文，杂入
诗赋藻饰之绮语？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则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则
言不顺”，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
也。荀徇俗而无伤於理，不害於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时变通之义，今亦
不尽执矣。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於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
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於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
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
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
悉心於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於体例，
求其是尔，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
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後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
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
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
後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
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
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
献而轻沿革耳。”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