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人之学备
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於
一，於是人之学术，不尽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
於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犹有合於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
《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
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
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
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
《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
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
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於知时，
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
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於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
相与守之，然後其说显於天下。至於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
业。（孔子问礼，必於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
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
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後外孙杨恽，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
固卒後，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後其学始显。
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
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
永久也。迁书自裴る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後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
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後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
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
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於文诰案牍之类
次，月日记注之先後，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
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於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
家。後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牾复
沓之弊出。复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
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
《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
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
挥於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
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
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
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
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
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
一验也。自後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
於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
《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後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
《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
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
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
昭《後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徵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
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
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
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
塞责，私门著述，敬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
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
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於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於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
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
效多於旧，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传记 ③③網③
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後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
《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
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後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录人物者，
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
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於後世，苟无伤於义理，从众
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
《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
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
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後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
而使之有以别於後儒之传记尔。周末儒者，及於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
经纶，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於书而
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
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後世笺注自不同也。後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
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於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後，
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
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於古未之前闻。夫後世文字，於古无有，
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
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汤、武之事，皆曰：“於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
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不为经师，
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文章宗旨，著述
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於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
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学，
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
为古所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