迹，尤其是在副驾驶座搁脚空间上方顶棚上的那些“从动脉喷射出的血迹’又如何解释呢?史密斯长期以来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惑。张伯伦夫妇怎么可能将一个被切断喉咙，正在向四处喷射着鲜血的婴儿放置在这么一个地方呢?库尔的笔记中曾经提到，她在张伯伦夫妇车上有血液喷溅的地方发现了沙子。这使史密斯陷人了思考之中。是不是在汽车的制造过程中的某些东西造成了这种喷射状的痕迹呢?他检查了40辆与张伯伦夫妇的那辆汽车相同型号的汽车。其中至少有5辆车在其搁脚空间的顶棚上显示出几乎相同的喷射状痕迹。公诉方科学家认为是血液喷射造成的那些痕迹，实际上是用高压注人车轮拱罩的消音材料的残留物。这些残留物从地板的一个很小的排水孔喷到了搁脚空间上方的顶棚上。对喷射到车轮拱罩和底板上的喷涂材料的化学分析显示，这是通用汽车公司在其“霍尔敦’牌汽车上所使用的一种名叫“杜菲克斯HN1081”的充满沙子的消音材料。所有这5辆汽车以及张伯伦家的那辆车都显示了相同的喷射角度，并且都有相同的排水孔。那些消音材料就是通过这个排水孔喷射到汽车顶棚上的.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弄清库尔是如何在张伯伦家的汽车内发现她所声称的婴儿血红蛋白的。 在重新检查这一证据的时候，史密斯得到了一系列科学家的帮助，其中包括纽卡斯尔大学生物科学系主任巴里贝彻教授。当贝彻教授在林迪?张伯伦的审判中为辩护方作证的时候，他成了“优越资历综合征”的受害者。当时他作证说，库尔似乎没有完全理解她用以检测张伯伦家汽车的胎血红蛋白测试技术的基本原理。这招致公诉方的猛烈的攻击。他们带着轻蔑的口气指责贝彻是一名脱离法医分析实践和日常工作、对专业领域仅有一知半解的学院书生，而不是一位从事真正的科学实验，并获得真正的结果的真正的科学家。而这也正是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公诉方一直坚持的一个基本的信念:他们的专家比辩护方的更为优越。这种无礼的指责深深地伤害了贝彻的自尊心。在审判结束后，他拜访了生产库尔所使用的抗血清试剂的厂家—位于德国的贝林维尔克公司。该公司确认他使用的试剂与库尔所使用的属于同一批产品，从而证明他对库尔的批评是正确的。他还从贝林维尔克公司得到了一份署名声明。根据该声明，该公司不能保证其生产的抗胎血红蛋白血清试剂只与胎血红蛋白发生反应，因为它也可能与改变了特性的成人血红蛋白产生非特异性反应另一个对库尔的测试方法感到严重担忧的人是西澳大利亚农业部的实验室技术员朱莉弗赖伊。她无法理解库尔如何能够仅仅根据邻位联甲苯胺测试的微弱反应就得出在样品中存在人血的结论。弗赖伊认为，这种测试，尤其是像库尔那样在不可见的痕迹上所进行的测试，只能揭示过氧化物酶反应。除了血液之外，奶或蔬菜等很多物质都会发生这种反应。如果不作进一步测试，根本就不能得出存在人血的结论。弗赖伊的同事们赞同她的这一观点。生物化学家鲍勃?霍斯坎博士开始查阅教科书中有关邻位联甲苯胺测试方面已知的问题。答案立v十二童林迪?张伯伦即呈现在他的眼前:教科书中明确警告，微量的重金属。尤其是铜，可以引发类似于血液所引发的过氧化物酶反应。他使用邻位联甲苯胺溶液对许多不同的物质进行了试验，其中对氧化铜的试验结果令人吃惊。该物质与试剂迅速发生反应并且使之变成了明亮的蓝色—典型的血液测试结果.警钟立即就敲响了。在悲剧发生的时候，林迪和迈克尔?张伯伦就住在伊萨山—世界上最大的同时含有银、铅和铜矿的矿山!采矿所造成的粉尘颗粒形成了一堆高达数百英尺、覆盖其附近小镇的半永久性的灰色烟雾。在他的报告中，霍斯坎得出结论说，库尔的试验之所以会产生普遍的过氧化物酶反应的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张伯伦家的汽车上覆盖着一层含有铜金属的细微颗粒。1986年5月，贝彻来到伊萨山。他使用邻位联甲苯胺试剂对该地区进行了一些随机的测试。他测试了分别取自一个房门的钥匙、他所人住的公寓的墙壁、一辆汽车的门把、一辆面包车、一粒来自伊萨山矿井停车场的石子以及一块刚刚擦洗过停放在伊萨山的汽车的油鲜革上的尘土以及取自路边的尘土样本。每个样本都立即产生了与血液反应相同的阳性反应。且不说其他证据，仅仅这些测试结果就足以使人们对林迪张伯伦的有罪判决产生严重的怀疑，因为针对林迪的最致命的证据就是车中的那些据说是血液的痕迹。但是即使在此之前，另一项具有戏剧性的发现已经使林迪?张伯伦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那件失踪的外衣被找到了.它是1986年2月2日被一名在艾雅斯巨石参观的游客发现的。当时它被部分地掩埋在离阿扎莉娅的其他衣物被发现的地点仅两码远的一片沙十之中林迪张伯伦一直坚称阿扎莉娅失踪时就穿着这件小夹克外衣。当时很少有人相信她的这月兑法。现在这件衣服被发现了。在一个星期之内北部地方政府就释放了林迪并宣布即将对此事开展调查。签署这一命令的官员在命令后面附加了以下这一段奇怪的话:“虽然对张伯伦夫人的减刑通常是以其释放后的良好表现为条件的，但是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我都不准备再次将其收监人狱。”14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被揭露1986年5月，由特雷弗?莫林领导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开始了对野狗婴儿案的调查。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它断断续续地召开了很多次听证会，在很多地方开展了调查，并且听取了很多证人的证言。在这一过程中，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始终受到北部地区政府的竭力阻挠。即使到了这一阶段，该政府还是想方设法阻止法医学专家对张伯伦的汽车进行独立的测试。最终，莫林被地方政府无休止的纠缠激怒了，他下令由维多利亚法医实验室对该车进行检查。而这也正是被告方所要求的。在维多利亚法医实验室，法医生物学家托尼?雷蒙德使用了一种能够探测到极微量陈旧血迹的敏[gǎn]度极高的试剂。由于血液中的血红素极为稳定，如果这些样品在1981年的血迹测试中呈阳性的话，那么它们现在仍然应该能够呈阳性。他的测试结果令人震惊。雷蒙德在张伯伦夫妇的车中没有探测到一丝半毫的血迹。后来人们得知，他并不是第一个得出这种结论的人。很多年之前，其他科学家们也对该车进行过血迹测试，并且也得出了阴性的结果。但是他们的测试结果都消失在官燎机构的黑洞之中，因14 Edward W. Knappman, ed., Great World丁vials, p.409第十二盒林迪?张伯伦为公诉机构和警察都不愿意将这一信息传递给辩护方。库尔的测试结果肯定来自车中的其他污染物。照相机包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次轮到库尔遭受来自官方的猛烈攻击了，而曾经在最初审判中受到恶毒低毁的贝彻教授则充分享受了一回复仇的快乐。莱斯史密斯多年来的辛苦研究也得到了回报。维多利亚法医实验室确认，搁脚空间顶棚上的“喷射状’血迹只不过是消音涂料。当莫林接受了辩护方有关铜矿测试的证据之后，公诉方的证据大厦轰然倒塌。科学曾将林迪?张伯伦送进监狱，现在科学又使她重获自由。在1988年5月22日提交的报告中，莫林对造成这起冤案的所有责任人，包括警察、公园管理人员、所谓的动物专家以及行为不轨的公诉人员，都予以了严厉的谴责。但是他将最严厉的谴责留给了使林迪?张伯伦遭受3年冤狱之苦的伪科学。他说道:“我的结论是，库尔夫人的所有试验都不能证明这些是阿扎莉娅的血液。现在反思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一些专家…对于自己就那些在他们专业知识边缘上的问题形成可靠意见的能力过于自信t我认为，提交本委员会的这些证据如果当初能够在审判中被提交法庭的话，那么主持审判的法官就肯定会以相关证据不能支持有罪判决为理由指导陪审团裁定张伯伦夫妇无罪一巧虽然洗清了罪名，但是并没有洗清嫌疑—这就是北部地方政府当时仍然对张伯伦夫妇的看法。因此他们竭力阻止林迪?张伯伦为其所遭受的苦难提出赔偿的要求。最终在1992年，达尔文刑事上诉法院判定张伯伦夫妇获得130万澳元的赔偿金。值得注意的是，民意调查显示，许多澳大利亚人对这一赔偿表示15 Edward W, Knappmen, ed., Grcet World Trials, p.410了深深的憎恨。在他们的眼中，林迪张伯伦仍然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又编造了一个野狗盗窃婴儿的离奇故事。他们嘟嚷着说，这不可能，野狗是不会偷窃婴儿的。这一有关野狗不会攻击婴儿的神话在1998年4月被击得粉碎。当时一位名叫凯西t罗尔斯的13个月大的婴儿正与她的家人在离昆士兰州海岸不远的弗雷泽岛露营。一只野狗攻击了她并试图将其拖走。幸亏凯西的父亲艾伦罗尔斯采取了及时的行动才避免了另一场悲剧的发生。当时艾伦向野狗猛奔过去，迫使它放下孩子落荒而逃。但是林迪张伯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不仅失去了她的孩子，而且她还不幸冒犯了政府当局。后者对她有罪深信不疑，并且似乎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证明这一点。在阿扎莉娅失踪后仅仅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只接受对这一事件的一个解释，并排除所有其他的解释。而他们所接受的这个唯一的解释就是:林迪张伯伦谋杀了她自己的婴儿。这是一个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一旦政府当局认定了一个嫌疑人，那么各种猜测、怀疑和偏见就会相互助长，形成一种可怕的动能。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科学本来应该成为我们权利的一种保障，一座保护我们免受情绪化和偏执这两种危险的坚强堡垒。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却反而将仇恨的火焰越煽越旺林迪?张伯伦所遭受到的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法医学陷害。第十二弯林迪?张伯伦第十三章罗伯托?卡尔维(1982年)“上帝的银行家”之离奇死亡RObertOC山工vl谋杀还是自杀?这可能是法医学上最难回答，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尽管我们在惊险小说和无数阴谋网站上读到过各种有关将一个人谋杀后伪装成为自杀的故事，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往往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在作了成千上万次尸检之后，一些验尸官似乎已经培养出了一种第六感觉。在遇到将谋杀伪装成自杀的情况，他们凭直觉就会感到“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