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很多人都为我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并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泰晤士警察局的托尼?卡西迪、苏珊!L?道、罗纳德?密尔维斯、肯尼思?鲁道夫、马特?斯卡兰、詹妮弗4希扎斯、山姆?绍、帕特?斯洛安、帕特?斯莫尔、戴维?泰勒、安4沃尔丁一菲利浦和皮尔斯?温萨。我尤其感谢伦敦国王学院的林奇?科尔斯女士在研究方面所提供的协助。其次我要感谢给予了我无穷无尽帮助的大英图书馆和位于科林戴尔的报纸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许多耐心回答我的各种问题，并引导我的写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参考图书馆员。戴维?安德森又一次将他的私人图书馆提供给我任意使用，而格雷格4曼宁则为我提供了有关卡尔维案的大量信息。像以往一样，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埃德?克纳普曼以及新英格兰出版经纪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最后，我还要对威利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表示谢意，其中包括出色地完成了本书编辑工作的金伯利?门罗一希尔和威廉?德雷纳以及最初建议我撰写此书并且向我提供了在本书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建议和评论的杰夫?戈里克。导言法医科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漫长、复杂而又令人神往的历程。总的来说，它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是人类在弥补法网中的漏洞、防.l}犯罪分子逃脱惩罚这一永无止境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胜利中有的非常重大，而有些Nlj小到几乎无法察觉。人类虽然早在lS世纪就开始尝试利用科学方法侦破刑事案件，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这一领域内取得长足的进步。原子时代的到来导致了技术发展重心的转移—没有比原子武器所带来的敌对双方同归于尽的威胁更值得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在西方世界犯罪已经取代战争而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这是由许多原因所造成的:战争结束之后，社会上充斥了从战场上回来的退役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暴力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们的家中有比以前更多值得盗窃的财物;而人口的流动性—其主要形式为廉价的交通工具—的增加为那些有创新精神的违法者提供了更好的“工作场所”。随着犯罪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些曾经在大萧条时期因其被夸大的“事迹”而在报纸__匕大出风头的罪犯，如今已经不能再吸引人们的注意了。过去的人们所一直依靠的那些刑侦技术，如老式的调查方法、告密者、逻辑排除法等等已无法对付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虽然这些方法如今仍然是大多数刑事调查的基石)，我们需要新的武器。走进犯罪实验室去看看吧。你会突然发现，电子显微镜、光谱、气体彩色成像、DNA鉴定以及上百种其他法医学分支科学已成为刑事侦查人员不可缺少的帮手。只有白痴才会否认法医科学为案件侦破工作所带来的巨大的利益。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法医科学，因为如果没有它，如今关在监狱中的无数恶棍就会仍然逍遥法外。我以前写过一本名为《法医刑侦案例》的书，其目的就是揭示法医学的这一进步。从读者的反应来看，该书所采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受到了广泛的赞同。然而，在我所收到的大量的读者来信中，有一两封表达了对这种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我们是不是仅仅因为科学家们所穿的那身白大褂而太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呢?他们是不是也偶尔会犯错误呢?没有人能够连续击一千次球而没有一次失误，对不对?这些来信引起了我的深思，而本书正是我的这种思考的结果。 本书包括了从中世纪到当代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疑难案件。这些案件是“法医学丛林”中的猛兽，是肯定会引发激烈争论的案例。其中大多数都是众所周知的，而另一些则不是那么著名，但是它们都充满了科学争议，不管这些争议源于拙劣的试验、错误的数据、明目张胆的证据造假、狂妄自大还是纯粹的愚蠢。上述最后一个原因的普遍程度令人吃惊。这使得有关“科学的任务就是将情感从等式中抹去”这一说法听上去非常愚蠢。你可以将人们培养成科学家，但是他们还是具有人的本能以及这种本能所带来的各种弱点。对于很多法医学专家来说，他们的弱点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旦他们对有关案件的证据形成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就会寸步不让，而不管相反的证据是如何的令人信服。当有人嘲笑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前后不一致时，凯恩斯回答道:“当事实发生变化时，我的观点也随之发生变化。要是换了你，你又会怎么做呢，先生?”’但是法医学专家们并不信奉凯恩斯的这一原则。在许多方面，法医学为其自身的成功所累。如今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上层法律制度发展的瓶颈。在每一次重大的审判中，控辩双方都试图尽可能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科学证据，因为他们知道，科学证据最受陪审团的欢迎。他们知道，那些将要决定案件结果的人们肯定在报纸或杂志上读过有关刑侦方面的文章或者至少看过一个有关破案的电视节目，并且对科学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无可否认的杰出成就赞叹不已。一滴血、一小片肉眼儿乎尤法识别的斑痕、可以揭示死亡时间的某种昆虫的生命周期，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科学加以分析。犯罪实验室似乎无所不能。以.卜这些科学进步尽管令人欣慰，但是与之俱来的是一种危险—陪审团不加质疑地接受专家证人所告诉他们的一切的危险。人们都认为，科学是用来侦破刑事案件而不是用来帮助罪犯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即使是最伟大的一专家也远非一贯正确。例如在一个案件中，一个法医科学界的巨人—他在其所在的时代被认为是该领域内的最高权威—所做出的错误的证言不仅使一个凶残的杀人犯获得’一厂自由，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另外两名妇女遭到谋杀。错误是一回事，而不诚实则是另一回事。一个经常出现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就是专家证人往往受到他人操纵。l世纪末的法医学专家P，C?II}布劳加戴尔博十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即使法律使你成为一个证人，你仍然应该保持一名科学家的良心。”‘这话说得很好。但是正如读者们将要发现的，本书中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专家证人这一非常有利可图并且充满激烈竞争的行业内，专家的证言往往取决于谁给 他们开支票，而不是不偏不倚的分析。腐败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物。在1世纪后半叶，当科学开始在法庭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时候，陪审团成员都对那些手持显微镜和几张照片的“医生”充满了敬畏。那时就有大量的唯利是图的人随时准备利用人们对法医学的这种轻信大捞一把。如今法医学的一些新的进展，尤其是试图再现某些犯罪场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以及被称做法律雷区的罪案心理分析，也同样存在各种问题。以上这两门学科，无论其外部包装多么华丽，其实质只不过是戴着科学面具的主观猜测，并且应该被如此对待。选择本书所要讨论的案件并非易事。我有意避开了最近几年来DNA匹配技术所揭示的几十个由司法不公所导致的悲剧(仅在20年这一年之中，美国就有6名死囚犯被D技术证明是被冤枉的并因此而获释)，而是集中讨论那些至今仍然存在很大疑点的案件。这么做有两个原因。首先，人们对这些案件更感兴趣;其次，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法医学领域有争议的问题。你将会在本书中发现深深的忧虑、激烈的争论、长期的敌对以及使科学所能够提供的利益丧失殆尽的、根深蒂固的情感—无论这种情感是好是坏。由于本书中的许多案件至今仍无定论，所以我估计有些读者肯定会形成与我本人完全不同的观点。而这正是有争议的问题的特性和吸引人的地方。这也正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第一章都灵裹尸布(1355年)是真正的圣物还是中世纪的鹰品?如今我们对各种严重的犯罪已经见怪不怪了。每天的电视晚间新闻里充斥着有关飞车枪击、持械抢劫以及其他城市暴力的画面。这很容易使我们觉得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历史上最无法无天的时代。事实绝非如此:如今我们只不过比以往消息更灵通罢了。要说彻头彻尾的暴力和欺诈，没有任何时代能够比得上中世纪。除了血腥的战争和肆虐的瘟疫外，在那个时代谋杀是家常便饭，强奸根本不受惩罚，而乱伦则在偏远的农村盛行。那是一个人身和财产遭受极度暴力、盗贼横行的时代。从国王到农夫，没有人能够逃避犯罪的侵害—即使教会也不例外。在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是一个庞大的、四处蔓延的公司，是地球上最大的商业组织。就像大多数跨国组织一样，天主教会内部也充第一章都灵裹尸布满了各派之间的长期敌对和自相残杀。他们之间的争端并不都是宗教性质的。那时虽然可以说条条财路最终都通向罗马，但是欧洲各地精明的牧师们也都在算计着如何得到他们的那份蛋糕。争夺法郎、弗罗林、达克特、金币和银币的竞争异常激烈，每个牧师都试图将更多的-教徒吸引到自己的教堂里来。他们都寻求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最大的优势无疑就是拥有一件圣物。一个教堂如果拥有某个与《圣经》相联系的物品，那无疑就拥有了一棵吸引大批朝圣者的摇钱树—如果要是能够拥有某个《圣经》人物的遗骸残片，那当然就更好了。仅仅是某个教堂拥有这些圣物的谣言就足以吸引大批虔诚的朝圣者蜂拥而至。而随着这些朝圣者而来的就是滚滚财源。其结果是，那些拥有最有名的圣物的教堂逐渐发展成’r中世纪的主题公园，不仅为教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人，而月.还带动厂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用说，在如此巨大的金钱的诱惑之下，有人决定伪造圣物是迟.早的事情。结果一个繁荣的造假市场就应运而生了。从地中海地区到巴尔十半岛再到伊比利亚，各种“圣物”开始像雨后春笋一般到处胃了出来: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所戴的“‘荆棘之冠”、各种圣矛、甚至还有耶稣在作割礼时留下的一两片包皮;据称是“真}，字架”的银器多得可以用来建造一只诺亚方舟;而在意大利的洛雷托，人们更是突发奇想。他们吹牛说，一群长着翅膀的天使在129}年将据称为耶稣、玛丽和约瑟夫所居住过的整座房子从拿撒勒“空运”到了他们那里。在1世纪，位于德国科隆的“三王天主教堂”供奉着据称是属于寻访初生耶稣的那个博士的遗骨。另一个德国城市—特狱尔—声称拥有一件“圣衣”，即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_卜时所穿的那件没有缝合口的宽外衣。不幸的是，在巴黎以北的一个名叫阿让特伊的城市的教堂也声称拥有那件著名的↙↙文↙檔↙共↙享↙與↙在↙線↙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