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他再次提出这两个方案供脱脱选择。脱脱决定采纳第二个方案,于至正十一年四月奏请元顺帝批准,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调集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夫十五万人、庐州等地戍卒二万人,动工治河。十几万河工按照贾鲁设计的方案,先疏浚南流的二百八十多里河道,重点是挖深拓宽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的白茅到归德府(治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哈只口的一百八十里河道,将河水勒回故道。然后修复白茅堤,堵塞北流的决口。整个工程,耗资巨大,"其费以亿万计,府库为空"。
黄河泛滥几年来,两岸的贫苦农民不断遭受水旱灾害和瘟疫的袭击,处于"饥饿欲半死"的苦境。现在,官府又强征他们充当河工,"驱夫如驱囚"。到了工地,每天在官吏的皮鞭下承担繁重的劳役,"手足血流肌肉裂",所得的伙食钱又少,还要受到官吏的克扣,"多不尽给一,因而怨声载道。整个工地,笼罩着怨恨、愤懑的情绪。
"变钞"与"开河"事件,就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社会上流行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韩山童和他的门徒颍川人刘福通以及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开挖黄河之前,他们编了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开下反",令教徒到河北、河南一带传唱。并暗地凿了一个石人,脸上只有一只眼睛,背上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黄陵冈附近即将挖掘的河道上。接着,又派几百个教徒去工地上做工,宣传天下当大乱,明王即将出世,弥勒佛就要降生。不久,河工挖出独眼石人,个个惊诧不已,整个工地都沸腾起来。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中原大地。
韩山童和刘福通、杜遵道等人,聚集在颍上县境内等候消息。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河工挖出独眼石人的消息传来,韩山童等人立即在白鹿庄聚集三千教徒,头裹红巾,打起红旗,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发布檄文,准备起义。他们利用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提出"复宋"口号,在旗帜上写道:"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九世孙,应做皇帝,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该辅佐宋朝主起义;又借南宋广王赵爵出走压山,宰相陈宜中逃往日本的故事,说"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要重新夺取天下。他们还在檄文中揭露"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平等现象,指出蒙古统治者拼命搜刮财富是造成汉族劳动人民极端贫困的根源,号召汉族贫苦百姓起来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使这次农民大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不幸,他们正在组织起义的时候,由于走漏消息,突然遭到当地县官的搜捕。韩山童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往徐州路。刘福通率领部众,苦战突围,于五月初三(阳历5月28日)攻占颍州,一场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了。刘福通的起义队伍全都头裹红巾,身穿红色战衣,打着红色旗帜,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又称红军,由于起义战士多数信奉白莲教,烧香拜佛,又被称为香军。红巾军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主力军,因此这次农民大起义又叫红巾军起义。
元廷得到刘福通起义军占领颍州的消息,立即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领六千名阿速军和诸部汉军,会同河南行省的军队前往镇压。元朝的官军原是一支傈悍强壮的军队,骁勇善战,这时已经变得极为腐朽。阿速军是由色目人中的阿速人组成的一支精锐部队,人称"绿睛回",善于骑射,以精悍著称。后来由于过惯舒适的生活,将领"但以酒色为务",士卒"但以剽掠为务","于剿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厮率领军马来到颍州,一和红巾军对阵,见到红巾军人多势众,扬鞭高呼:"阿卜(走的意思)!阿卜!"全军立刻调转马头,不战而逃。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乘胜攻占亳州、项城(今河南沈丘)、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确山,并到达舞阳、叶县等地。各地"短衣草履"、"目不知书"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九月,攻克汝宁(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起义人数达到十万。元顺帝又令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统率十余万大军前去镇压,后又增派不少官军前往助战,才在十二月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牺牲。第二年三月,元军攻陷汝宁,元将巩卜班率军数万进驻汝宁沙河(今河南上蔡境内)岸边。他们为一时的胜利所陶醉,"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乘其不备,夜半偷袭,巩卜班被打死,元军大败,溃退数百里。不久,也先帖木儿又奉命驻军沙河。军士风声鹤唳,提心吊胆,在夜半惊叫起来,也先帖木儿以为是刘福通前来偷营,扔下一大批军资器械和运粮车辆,慌忙上马逃命。三十多万大军多数溃散,只有一万人跟随也先帖木儿逃往汴梁。汴梁守将文济王闭门不纳,他们只得在城南四十里的朱仙镇驻扎下来帝,邹普胜为太师。后来,彭莹玉离开江淮,也来到蕲水。天完政权分兵两路,邹普胜率领的一路上略武昌、江陵等地,彭莹玉、项普略(项奴儿)率领的另一路顺流而下,攻取长江中、下游及浙、闽等地。这支起义军纪律很好,对一般群众"不淫不杀","淫虐者斩以徇",深得群众的拥护。贫苦农民穿着短衣草鞋,没有武器,就"齿木为杷,削竹为枪",剪块红布裹头,跑去参加起义。徐寿辉的这支起义军同样头裹红巾,所以也被称为红巾军,他们同样信奉白莲教,烧香拜佛,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因而也称香军,因为他们属于南方系统,所以人们把他们称为南方红巾军。在北方地区,也有不少群众起兵响应刘福通起义。至正十一年八月,差不多与徐寿辉起兵的同时,邳州(治下邳,今江苏)人李二(他曾在荒年将家中仅有的一仓芝麻赈济饥民,故又称"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八人,伪装成修河的河工,乘夜潜至徐州城,四人在城内点火呐喊,四人在城外点火呼应,一举夺占这座城市。天亮后树旗募兵,众至十余万,攻克附近各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今江苏丰县)、沛、灵璧,西至安丰(今安徽寿具)、濠、泗。十二月,邓州布贩王权(又称布王三)也联合张椿起兵于邓州、南阳,进而占领唐、嵩、汝诸州和河南府,被称为"北琐红军"。差不多与之同时,孟海马等人,也发动起义,于第二年正月攻占襄阳,进军均、房、荆门、归、峡等州,被称为"南琐红军"。这几支队伍也都称为红巾军或香军。他们信奉的是属于韩山童那个教派的白莲教,因此与刘福通的红巾军属于同一系统,都被称为北方红巾军,有的一开始就受到刘福通的节制。
除了红巾军系统的起义军,还有一些既不信奉白莲教,也不以红巾作标志的起义队伍。如早在至正八年(1348年)十一月起兵反元后来又投降元朝的浙东私盐贩方国珍,这时也重新打出了反元的旗号。
起义的烈火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大半个中国沸腾起来了,当时流传的一首扶箕诗,描写各地红巾军战官军、杀官吏富人的情况说: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
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第二节 奋臂相戕,投奔起义‖‖
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很快波及到朱元璋的家乡。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濠州出现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郭子兴是定远(今属安徽)的土豪,原籍曹州(今山东曹县)。他父亲从小给人卖卦相命,整年在外,到了壮年,也没娶上妻子。有一年来到定远,路过一户财主的家门口,财主请他给二女儿相命,他卜了一卦,说是大富大贵的命,财主叹口气说:这个女儿是个瞎子,还愁着嫁不出去哩!他说:你老要不嫌弃我,就把她嫁给我为妻吧。财主就把瞎女儿嫁给他,并给他一份财产。他从此在定远定居下来,家境见富裕,养了三男一女。三个儿子长大以后"皆善殖产,由是豪里中",拥有大量田产,成了地方上有名的地主。郭子兴是三个兄弟中的老二,他看到当时朝政腐败,社会动荡,估计天下有变,便加入了白莲教,广散家财,结交豪杰,聚众烧香。刘福通起义特别是芝麻李在离定远不远的徐州、宿州起义后,他决心起兵响应。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郭子兴联合孙德崖和俞某、曹某、潘某四人起兵于定远。定远和钟离一带的几万农民,"弃农业,执刃器",纷纷前往投奔,"贪官污吏,莫敢谁何"。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等五人率领这支起义队伍,一举攻占濠州(治钟离),五个首领并称节制元帅。郭子兴的这支队伍也以红巾为号,"衣巾皆绛",信奉的又是韩山童一派的白莲教,所以也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归刘福通节制。
朱元璋自从回到於皇寺后,一直注视着外面的动静。早在淮西游方时,听到白莲教徒关于"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的宣传,他对那个极乐世界就心向往之。得知刘福通、徐寿辉、芝麻李起义的消息,他心里自然十分高兴,盼着家乡也能出现红巾军。现在,濠州城里真的拉起了一支红巾军,他更是兴奋异常,天天暗自祈祷,求菩萨保佑他们打胜仗。不料,过些日子,却来了一支官军,据说有三千人,归一个叫彻里不花的蒙古军官带领。他们开到濠州城南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说是要打红巾军,但又不敢攻城,每天到村里骚扰,见到百姓就抓,用一块红布住头上一缠,说是"乱民",送到长官那里去报功领赏。老百姓忍受不了,纷纷呼亲唤旧,投奔郭子兴的队伍。朱元璋在寺庙里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会被官军当作"乱民"抓走,生命不保。
郭子兴的队伍经常"哨掠四乡",打劫地主富豪的财产。有一天,他们来到於皇寺。因为当时的佛教寺院拥有大量上地,残酷剥削佃农,而寺院的僧侣又往往以正统自居,对白莲教持反对、排斥的态度,红巾军士卒便放火把寺庙烧了。当时朱元璋正外出躲避,傍晚里,一座大庙已被烧掉大半,到处是残垣断壁,只剩下伽蓝殿还算完好无损。朱元璋的生活失去了依靠,下一步怎么办?他苦苦思索,拿不定主意,"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