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之时起，各族人民就对元朝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展开激烈的斗争。元世祖时期，在其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江南地区，人民的争风起云涌，"盗贼所在蜂起""四百余处"。此外，北方地区也发生若干小规模的起义。后来，由于元朝的残酷镇压，起义者多数被迫转人地下，从事秘密会社的活动，江南和中原地区的反抗斗争显得比较沉寂。不过，在西南和华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仍举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是，元朝的统治集团在对人民的残暴屠杀和榨取，在对财富的贪婪追逐过程中，也迅速地走向腐败。蒙古贵族的各个派系，为了攫取最高统治权，不时发动宫廷政变和武装冲突。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世祖死到元统元年(1333年)元顺帝即位，四十年之间换了九个皇帝，平均不到年就发生一次政变。特别是从致和元年(1328年)到元统元年政变更为频繁，六年之间换了六个皇帝，有一个皇帝被杀。在纷争中得势的君臣们，只顾搜刮民脂民膏，肆意挥霍浪费，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每个皇帝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对拥护他的贵族、大臣滥施赏赐。如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元仁宗即位，当月朝会诸王，即赏赐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于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当年用于赏赐的花费折合成钞币多达三百余万锭。为了麻醉人民，每个皇帝都要耗费巨资修建寺院和"作佛事"，最多时一年作佛事共五百多次。据延禧四年(1317年)统计，每年内廷作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宫廷的花销也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1329年)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庙堂之上，经常举行豪华的盛宴，更是耗资无数。在最高统治者这种腐化风气的影响下，元朝的官吏和军队日趋腐败。官场公开卖官鬻爵，"官以幸求，罪以贿免"。政府卖官"高下有定价"，管理监察的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有的蒙古人根本不识汉字，却出任衙门长官，题判署事，书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而从左斗转，见者为笑"。这些官吏上任后，便竞相渔肉百姓，贪污受贿，"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把官场的风气搞得乌烟瘴气。蒙古军队也是腐朽不堪，"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

元朝统治者只顾自己享乐腐化，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由于大肆挥霍，国库空空如洗，入不敷出，便加紧搜刮人民。仅课税一项，元文宗天历之时(1328-1330年)即比元世祖至元年间(1271-1294年)、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增二十倍矣"。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廷甚至不惜动用钞本，滥发纸币，以致物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对国家政事和社会生产，元朝君臣却极少过问，放任不管。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水旱蝗灾不断发生，急性传染性疾病广泛流行。从泰定元年(1324年)起，有关灾害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天历二年(1329年)发生大灾荒，"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事觉者五十一人，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余人"，江浙行省"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庆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余万户"，"大都、兴和、顺德、大名、彰德、怀庆、卫辉、汴梁、中兴诸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益都莒、密二州春水，夏旱蝗，饥民三万一千四百户"，估计南北饥民总数不下六七百万。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发生大疫，到至正年问疫疠更在南北许多地区广泛流行，以大都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尤为严重。人祸与天灾相交逼，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了元末，经济残破，民不聊生，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元统元年(1333年)元顺帝妥懂帖睦尔即位后，权臣擅权，吏治更加腐败，加上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灾荒频仍，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元统二年，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发生水旱疾疫，饥民达五十七万二千户。后至元二年(1336年)，江浙一带自开春至八月久旱不雨，到第二年饥民达四十万户。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黄河泛滥，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西起今河南卫辉，经濮阳及山东范县、寿张，东至张秋镇东)，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沿河两岸的大片农田都被淹没，"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第二年，又发生瘟疫，"民之死者半"，"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各族劳动人民连简单的再生产都无法继续下去，纷纷"人海为盗"，"啸聚群起"。后至元三年正月，广州增城县人朱光卿揭竿起义，建大金国。二月，陈州人棒胡"以烧香惑众"，起义于河南汝宁信阳州(治罗山，今属河南)。广西瑶民也同时发动起义。四月，四川合州大足县韩法师起兵，自称南朝赵王；广东惠州归善县人聂秀卿、谭景山也制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起兵响应朱光卿起义。五月，藏族地区又爆发起义，杀镇西王子丹巴(党兀班)。到八月，连元朝的统治中心京畿也有"盗起"。此后，各族人民的起义争，更是如火如荼，北从辽阳、岭北，南至海南，东起江浙、山东，西达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除了汉族地区的广大农民，蒙、藏、畏兀儿、女真、瑶、僮(壮)、黎、峒(侗)等族人民，都燃起了斗争的烈火，就连京城也是"强盗四起"。其中，以至正四年(1344年)山东盐贩郭火你赤的起义，声势最大。郭火你赤是个盐民，他于七月在益都起兵，攻打城邑，释放囚徒，西进太行，纵横于山东、山西、河北等地，郡县官吏"皆相顾无可奈何"，"河淮左右，舟车几不能往来一。面对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起义，元朝统治者一面拼命强化国家机器，在各地设立行枢密院等军事机构，并颁布各种严刑酷法，如规定"强盗皆死"，企图用血腥手段来维持统治。另一面，又千方百计挑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仇视和隔阂，借以分化人民的反抗力量。后至元元年(1335年)，丞相伯颜对元顺帝建议："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云往应科举未回。我不料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于是下令把这一年二月的礼部科举废除了。伯颜在家里养着一个西番师婆畀畀，常问她来年的吉凶，又问自己的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人手。"他对南人更恨之入骨。后至元二年下令禁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三年又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持军器，凡有马者都没收入官，并规定省、院、台、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都用蒙古人、色目人，严禁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五年又重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的禁令。后至元三年，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起义，元顺帝还下诏说，棒胡、朱光卿、聂秀卿都是汉人，凡有汉人在省、台、院衙门做官的，都应该研究"诛捕之法"，上报朝廷。伯颜甚至奏请杀死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认为这五姓的人数最多，把他们全都杀死，天下就可以太平。

元朝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反而激起人民更强烈的不满。贫苦百姓再也无法忍受，决心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推翻元朝的腐朽统治。浙江台州、温州的人民，公开在村落上树起造反的大旗，上面写道：↙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正当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时候，恰巧又连续发生"变钞"与"开河"事件。广大劳动人民因此更被逼人绝境，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抗争。元顺帝即位以后，统治集团更加奢侈腐化，朝廷的赏赐、佛事活动也比从前大大增加。由于开支浩大，国库空虚，至正十年(1350年)，中书右丞相脱脱准备更改钞法。十月，吏部尚书锲哲笃建议钞币与铜钱兼行，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而以楮币为母，铜钱为子。元初的中统交钞以丝为本(准备金)，中统元宝钞以银为本，后来的至元、至大钞也都以银为本。锲哲笃的建议完全颠倒了本末关系，使交钞变成没有钞本，不能兑取金银的纸币，目的在于放手印造楮币，以弥补财政亏空。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等据理驳议，但元顺帝、脱脱置之不理，按照俣哲笃的建议，在第二年铸造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并印造"至正交钞"，代替通行已久的中统交钞和至元宝钞，叫老百姓拿旧钞去换新钞，老百姓称之为"钞买钞"。新钞没有钞本，百姓自然不愿使用，"而惟钱之是用"。新钞于是迅速贬值，发行不久，物价上涨十倍。朝廷不顾百姓的死活，拼命印造这种钞币，"每日印造，不可数计"，在大都钞十锭(等于铜钱五万文)还买不到一斗米，把老百姓坑苦了。老百姓干脆不用钞币，"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至正四年五月黄河在河南白茅堤决口后，河水不仅淹没两岸附近的大片田地，而且还往北侵人会通河和大运河，淹没济南、河间的大片土地，影响漕运，并直接威胁沿海一带的盐场，危及朝廷的盐课收入，"妨国计甚重"。此后，黄河连年决口泛滥。至正十一年(1315年)，河南归德知府观音奴奏请修治黄河，把河水勒回故道。中书省右丞相脱脱正因变更钞法失败，想以治河来挽回声誉，便派工部尚书成遵进行实地勘查。成遵回来说"工不可兴"．因为一来工程浩大，很难修成；二来目前河南一带"盗贼"成群，万一和修河的民工结合起来，不好对付。脱脱很不高兴，把成遵贬为长芦盐运使，又征求水利专家贾鲁的意见。贾鲁以前曾任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巡视过沿岸被淹郡县，考虑过治河的方案。至正四年又曾担任行都水监，再次巡视河道，考察地形，拟定过两个治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修筑北堤，暂时抑制黄河的决口泛滥。此方案用工较省。第二个方案是疏塞并举，既塞决口，又疏浚河床，迫使河水东流，回归故道。此方案比前一个方案费工数倍，但可使水患得到根治。当脱脱征询治河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