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地应和一首，赏赐给他。有一天，朱元璋命群臣撰写《豢鹤文》，吴王府的伴读王骥操觚立就，宋濂把它呈给朱元璋，他阅后称"善"。待日将南至，大祀圜丘，他复命群臣赋七言律诗十二韵，并冠以三百言的序。王骥和黄昶最先写成，跪在御榻之前朗诵，朱元璋听毕，立即加以奖励，"命进学禁林"。在科举考试最高一级的殿试中，朱元璋也常试以诗赋，受到他赞赏者辄授予美官。江西泰和的萧狲在殿试中赋《指佞草》绝旬一首，日："昔在尧阶指佞奸，奸臣一见慑心肝。只今圣代多赞辅，尽日阶前翠色间。"此诗虽然毫无诗意，但符合皇上的旨意，即被授为苏州府同知。

由于喜爱诗文，朱元璋也喜欢那些有文才的人，常提拔他们做官。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同一个姓宋的侍郎闲聊，得知其妻弟很有学问，在宋侍郎的家中教其子读书，便让宋侍郎带这个妻弟来见一面。见面后，朱元璋先问他书法学谁，回答说"师智永"。又问能否赋诗，他请出题。朱元璋说任他吟来，他应声吟道："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亲旧在京畿。丹心协协如云飞，常绕黄金阙下飞。"朱元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刑部主事。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征虏大将军徐达在沈儿峪大败扩郭帖木儿，令文书唐之淳起草报捷的文告。朱元璋读其文"嘉之"，问是谁起草的，急令飞骑召之人京。派去的使臣不明召人的缘由，将唐之淳械系人京。唐之淳的父亲唐肃原官翰林应奉兼国史编修，后以失朝罢归，谪屯濠州。唐之淳因此惶恐不安，以为皇上召他人京是要处置他。进了京城，路过姑母家，特求押送的使者让他见上姑母一面，请姑母为他收尸。走到东华门，宫门已经关闭，看守的卫兵说皇上有旨，让用白布裹上，从屋顶上递进去。经过一番折腾后，唐之淳到达便殿，但见殿里灯火辉煌，皇上正在看书，他胆战心惊地跪在地下，等候发落。朱元璋问："是汝草露布耶?"他答："臣昧死草之。"不一会，宦官在唐之淳面前摆上个短几，点上蜡烛，朱元璋让他膝坐，递给他册封九个皇子和一个从孙为王的册文，要他进行润色。唐之淳慌忙叩头推辞："臣万死不敢当。"朱元璋说如果不敢在稿子上改，可以注在旁边，唐之淳只好从命。每润色一篇，宦官便拿给朱元璋过目。朱元璋在烛光下边看，边微露笑容。待十篇册文全部润色完毕，已是夜半深更。朱元璋派人送他出宫，让他第二天再来朝见。唐之淳走到姑母家，姑母还在门口等候，忙迎进屋里，备上酒菜以表庆贺。第二天一大早，唐之淳赶到宫里晋见，朱元璋问他是否世宦家庭出身，他如实答道："臣父翰林应奉唐肃。"朱元璋便命他接替父亲做翰林应奉。

朱元璋主张，为文要"通道术，明世务"，"无事浮饰"，"无深怪险僻之语"，"务在典雅"。他写诗作文，都极力贯彻这一主张。这对集合在他周围的文臣儒士，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曾经参修《元史》、一度跻身庙堂的高启，在创作中力矫元末"柔媚旖旎"的时弊，"振元末纤裱缛丽之习而返于古"，追求儒雅的境界，为明初诗文"首开大雅"。宋濂更是力倡"文以明道"、"文道合一"，强调"明道之为文，立教之为文，可以辅俗化民之为文"，主张诗歌创作应"发于情，止乎礼义"。刘基也强调文学的"美刺风戒"作用，力倡"变风变雅"，反对元末流行的"诗贵自适"的论调，说："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他们按照自己的主张，创作大批诗文作品，或雍容醇雅，或豪迈雄浑，反映了明取代元、社会由乱到治、经济由凋蔽残破到复苏繁荣的发展历程。但是，这种跟随君主的主张亦步亦趋的庙堂心态，也使他们写出不少为朝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应制诗文，从而开启了永乐至成化年间那种宣扬帝王威德、歌咏太平盛世、力倡雍容华贵、平正和易的台阁体之先河。

第二节 精研兵书，博览经史

朱元璋是从战场上冲杀出来的。为了战胜众多的对手，推翻元朝，统一全国，他对兵书的学习、钻研下了不少功夫。直到明朝建立后，他对兵书的研读也未停止。有一次，朱元璋与宋濂在端门论及古代兵书《黄石公三略》，他边释读，边谈自己的体会，宋濂不以为然地说："《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靡不毕具，愿陛下留意讲明之。"但朱元璋认为全国尚未统一，天下尚不太平，用兵之道就不能不讲，兵书就不能不读，回答说："朕非不知《典谟》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时务所先耳在众多的古代兵书中，朱元璋用力最勤，钻研最深，应用最广，而且效果也最显著的，当推兵圣孙武的《孙子兵法》。在朱元璋的谈话中，经常可以听到他引证《孙子兵法》，在他策划指挥的战役中，也往往可以看到活用孙子兵法的许多实例。如龙凤元年(1355年)六月渡江之后实行了五年之久的寨粮、检刮，就是《孙子兵法·作战篇》"因粮于敌"的具体运用。龙凤六年闺五月，陈友谅称汉王后，率领十万舟师顺流而下攻占太平，直扑应天。应天的文武将官惊慌失措，有人主张先复太平以牵制之，有的甚至"劝上自将击之"。他断然加以拒绝，说："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我欲与战，彼不交锋，而以舟师顺流直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亟回，非一日不至，纵能得达，百里趋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所谓"百里趋战，兵法所忌"，指的就是《孙子兵法·军事篇》所说的"卷甲而趋，口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趋利，则擒三将军"。龙凤九年八月，鄱阳湖大战，陈友谅被射杀，太师张定边护其次子陈理逃奔武昌。诸将建议乘胜直捣武昌，但朱元璋却只派一支小部队跟踪追击，自己率诸将回师应天。事后他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兵法日：穷寇勿追。若乘胜急迫，彼必死斗，杀伤必多。""穷寇勿追"，即出自《孙子兵法·军事篇》。吴元年(1367年)五月，徐达正在加紧围攻平江张士诚之时，诸将建议分兵攻取福建的陈友定，朱元璋认为不妥，说："方致力姑苏，而张氏降卒新附，未可轻举。且陈友定据闽已久，积粮负险，以逸待劳，若我师深人，主客势殊，万一不利，进退两难。兵法贵知彼知己，用力不分，此万全之策。""知彼知己"，语出《孙子兵法·谋攻篇》。同年秋天，朱元璋与诸将商议北伐计策，他否定刘基"长驱中原"与常遇春"直捣元都"的主张，提出一个先翦除羽翼，然后捣敌腹心的作战指导方针："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人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这是巧妙地运用《孙子兵法·军事篇》"以迂为直"的思想。北伐大军临出发前，朱元璋又谕征虏大将军徐达日："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我虚而彼实则避之，我实而彼虚则击之。将者，三军之司命，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吾常与诸豪杰并驱，观其取败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势轻也，汝其慎之。"这里的"避实而击虚"出自《孙子兵法·虚实篇》，"任势"则出自《孙子兵法·势篇》。洪武六年十一月，朱元璋告谕在北方边境屯兵防御扩廓帖木儿的徐达等将领说："兵法日：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此确论也。今王保保力势虽微，然多诈谋，必筹之万全而后动，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智。这里的"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出自《孙子兵法·计篇》，而"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智"，则显然源出于《孙子兵法·谋攻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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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朱元璋对古代的兵书并不是抱着迷信的态度，处处生搬硬套的。他注意吸收其中的精华，弃其糟粕，并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加以运用。所以，当刘基称赞朱元璋用兵"常不拘古法而胜"时，朱元璋便回答说："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历矢石。观战阵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事实也确是如此，有一些被奉为圭臬的古法，他认为并不正确，便弃而不用。例如，孙武主张"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膑甚至认为"明主、知道之将，不以众卒几功"，根本否定士卒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主张"愚卒"政策。但朱元璋却对诸将说："朕自布衣，奋迹淮甸，与群雄角逐十有五载，而成帝业，皆赖将士之力。然朕每思之，当临机决胜，陈师贾勇，固出于诸将，而摧锋陷阵，冲冒矢石，则士卒实先。"他还用十分明确的语言指出："克敌在兵"。基于这种认识，在军队的建设中，他不仅注意将领的选择和武器的装备，还高度重视提高士兵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养，强调对士兵的教化和训练，并强调将领要爱护士兵，·抚军以恩"，要身先士卒，与之同甘共苦，等等，尽最大的可能来调动士兵的积极性，提高士兵的战斗力。正由于朱元璋努力学习和继承古代兵书的优秀成果，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加以运用，同时还注意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因而能所向克捷，很少打过败仗，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中国古代的兵法往往和天文星占结合在一起，朱元璋在学习兵法的同时，也注意天文星占的学习，洪武十年三月，他与群臣论天与日月五星之行时，曾回忆说："朕自起兵以来，与善推步者(星象家)仰观天象，二十有三年矣。"也就是说，他在龙凤元年渡江前后，就已开始学习天文星占术了。后来，亲征婺州，在兰溪得"精于天文"的月庭和尚，他便"立观星楼于省东，夜与月庭登楼，仰观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遂令月庭"长发娶妻"，跟随他回应天。后得刘基随侍左右，刘基"尤精象纬之学"，他更是经常向刘基讨教星占之术，有些战事还请刘基依星占术制定作战方案。有一次，朱元璋命都督冯胜将兵攻打某城，命刘基传授方略，刘基交给冯胜几张纸，上面写着应在夜半出兵，说到某个地点，见某处有青云升起，就在那里设伏；过一会儿，有黑云升起之处，则是敌军埋伏的地方，慎勿妄动；待口过中天之后，黑云渐薄并逐渐与青云连接，那是埋伏的敌军正在回撤，此时应衔枚紧随其后，突然发动攻击，可悉数将其擒获。起初，大家都不相信刘基的部署。到了半夜，队伍开到指定的地点，果然像他所预言的那样有云升起，众以为神，于是便照着他的部署去做，结果"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