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把他迁往内地，令其随侍齐王，给千户禄。，从而废除了段氏对大理四百四十五年的世袭统治。曲靖的越州土知州阿资，也因于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先后三次举兵反叛，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为沐春等擒杀，朱元璋也令削其籍，以其地人流，分属邻近州县，置平彝、越州卫以镇之。在贵州，普定土知府者氏洪武十八年废，十九年降为长官。普安土知府普旦于洪武二十一年联结越州土知州阿资举兵反叛，攻陷普安府。翌年为明军平定，罢府置普安卫。

不过，限于客观条件，明初的改土归流只在个别州县的小范围内进行，而在西南及其相邻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是沿袭元制广置土司。为了防止这些土司因世代相袭出现割据的局面，朱元璋又采取许多措施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第一，制定严格的承袭制度。元代对土司的承袭是从本俗，权职以行的，老土官亡故以后，即按当地民族的习俗，由其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不需要履行什么手续。明朝对土司的承袭虽也胥从其俗，在老土官亡故之后，由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袭替，但必须履行严格的手续。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确规定：湖广、匹、云南、广西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其官吏人等结状，具部呈奏。按照这个规定，土司承袭之前，要由吏部验封司委派的官员查核该土司的宗支图本，全凭宗支一图为据。同时，还必须有当地的府州县官具结作保。然后，再报请吏部审查核准，方可承袭。此其一。其二，明廷还规定，袭替必奉朝命。当时所有的中小土司，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只有一些大土司，是由朝廷下诏，就地袭职的。

第二，建立严明的赏罚制度。土司有功，明廷除给予优厚的赏赐，还常常擢升其官职，以资鼓励。所谓有功，既包括忠于职守，也包括从征立功。如金筑长官司长官密定，在明军平云南时首献马五百匹，以助征讨，朱元璋为酬其功，诏升金筑长官司为安抚司，以密定为安抚使。龙家寨长阿窝，洪武十八年(1385年)因军功除授安顺州判官，其侄阿宁后亦因军功升授本州同知。有些土司功劳比较显著的，还被授予流官职衔，或加授散阶、勋级虚衔。如龙凤十二年二月，容美洞宣抚使田光宝以元朝所授敕印来降，被授为四川行省参政，行容美洞等处军民宣抚司事。安宁州土酋董赐，在明军入滇时率众来降，复从军征贼有功，洪武十七年被授为鹤庆世袭知府，其子董节也被授为安宁州世袭知州。董赐率其官属入朝贡马及方物，以父子俱受显荣，无以仰报，子幼冲，不达政治，乞还父子所授官，而自为安宁知州。朱元璋说：尔能绥靖边鄙，授尔官以酬尔勋。今辞尊居卑，奈何后经傅友德及诸大臣讨论，乃升授董赐为明威将军、云南前卫世袭指挥佥事。云南罗次土知县杨大用，洪武二十三年因军功升除户部郎中，二十五年又除云南右参议。土官宣慰使郑彦文，还因功升至工部左侍郎。对土司犯罪，则改变元代罚而不废的做法，实行严厉的惩处。如云南亦佐土知县沙得因与普安仇杀，于洪武十七年被处典刑。广西罗知县梁敬宣因谋杀本州知州黄智斌，被处以重刑监侯。云南广南府土同知侬贞右因聚众反对官军在该地筑城建置卫所，洪武二十九年被械送京师。明延下令降其子郎金为府通判。当然，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内地的汉族有所不同，明廷对土司犯罪并未全按《大明律》的规定来惩处，而是采取比较宽容的办法从轻处罚。如洪武初年，广西龙州土知州赵帖坚死后无子，由其侄宗寿袭职。帖坚妻黄氏与其婿太平州土官李园泰为抢夺龙州知州之职，与之发生争斗。朱元璋原诏宗寿勿问，独议贴坚妻与园泰罪，既而以蛮夷远人，并释之。洪武二十五年，思明府土知府黄广平杀死思明州土知州门三贵，乃以病死闻于朝。朱元璋下令逮广平鞠之，既至，又令刑部姑宥之，使其改过。洪武二十九年，贵州清水江之乱既平，守臣以贼首匿宣慰(安的)家，宜并罪，朱元璋说：蛮人鸱张鼠伏，自其常态，勿复问。

第三，实行土流合治。洪武四年(1371年)，曹良臣率明军攻取桑植，容美洞元施南道宣抚使覃大胜弟覃大旺、副宣慰覃大兴等来朝，纳元所授金虎符，朱元璋命以施州宣慰司为从三品，东乡诸长官为正六品，以流官参用。此后，明廷在湖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一些平坝和交通比较便利、汉族与少数民杂居、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便派遣可由朝廷随时撤换的流官，与土官参用，实行土流合治或土流参治。一般在土官势力较弱的地方，用流官担任正职，土官担任副职；在土官势力较强的地方，用土官担任正职，流官担任副职，起辅佐和监督的作用。以广西为例，惟桂林与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在瑶、僮(壮)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南宁所属四州，新宁、横州设流官，上思州、下雷州为土官；程县设流官知县；忻城初设流官知县，后因知县苏宽不任职，复以元土官莫保之孙诚敬为土知县；那地州、南丹州、归德州、果化州、下石西州、忠州、利州、江界州授土官知州，另设流官吏目佐之，忠州还设有流官同知；上林县和太平所领的十四个州县，亦授土官知州、知县，另设流官吏目佐之，此即《明史·职官志》所说：大率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县佐贰为流官。这种土流合治的办法，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多少限制土官的特权，削弱土司的势力，不仅可以减少少数民族人民所受的土司压迫和剥削，而且也有利于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居住着畏兀儿(维吾尔)、撒里畏兀儿(裕固)、回回、哈刺灰、蒙古、藏、土等少数民族。为了击败北元，朱元璋出动大军，首先肃清陕西境内的故元势力，然后向甘青地区逐步推进，洪武二年(1369年)，命信国公徐达率军进入陇右，收降临洮元军，寻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招谕甘青诸部。翌年，徐达在沈儿峪击败元将扩廓帖木儿，左副将军邓愈从临洮攻占故元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驻地河州。河西、青海各族纷纷归附于明，镇守和统治撒里畏兀儿地区的元宗室、宁王烟帖木儿也接受明朝的招抚，后受封为安定王。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又西征亦集乃路，并进军瓜、沙，底定甘肃。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欲开哈密之路以通商旅，兵逼哈密，迫使镇守哈密地区的元宗室、肃王兀纳失里遣使入明朝贡。洪武二十四年，都督佥事刘真、宋晟再次率兵攻破哈密城，哈密地区归附于明。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多次遣使招谕别失八里，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无结果。

鉴于西北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明朝的统治力量一时还很难普遍深入进去的状况，朱元璋对归附的各少数民族，便针对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管辖制度。洮、岷之外的大部分陇右地区以及河西走廊一带，汉族人21占大多数，他们早已成为中原王朝的编户齐民，明朝实行的是流官的直接统治。但具体的治理办法，又因地而异。陇右靠近内地，明朝的统治力量比较强大，除建立卫所掌管军政，还设置府州县掌管民政。河西走廊因地处边防的前沿，又系阻隔蒙藏联系的战略要地，则不设府州县等行政机构，只设卫所和陕西行都司，作为明廷派驻该地行使管辖权力的机构，军政合一，便于加强控制。°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河、湟、洮、岷藏区在历史上原本就是少族民族聚居的地区，元代蒙古族的势力不断深入，使民族成份变得更加复杂。那里的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家族世袭统治延续不断，豪酋势力根深蒂固。元朝曾任用当地土酋为官，世领其地，世长其民，以夷治夷。明初从洪武四年到十二年先后在这里设立河州、西宁、洮州和岷州四个军事卫所。其间，洪武六年曾应河州卫之请，设立河州府及州县，以专掌钱谷，不过寻即罢撤各州县。因为自设州之后，征发繁重，人困敝。且番人恋世官，而流官又不乐居，遥寄治他所，所以仍撤州设卫如故。洪武十二年发生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的叛乱后，七月又革去河州府。这样，河、湟、洮、岷地区也同河西一样，全都不设府州县而采用军事卫所制的管辖制度，军政合一，但具体的治理办法又与河西有所不同。这里实行的是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土流合治，四卫的正职全由汉族的流官担任，借以控制卫所的管辖统治之权，卫的副职、千百户所的副职和部分正职则起用归附的土官及部落酋长担任，许其子孙世袭，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影响来统治当地的少数民族，达到以土治番的目的。如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设河州卫，命归降的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为指挥同知，故元知院朵儿只、汪家奴为指挥佥事，设千户所八，百户所七，皆命其酋长为之。寻又以降人马梅、汪瓦儿并为河州卫指挥佥事。而河州卫的正职指挥使则为汉官韦正。其他三卫及所辖卫所的任职情况也大体如此。这就是河、湟、洮、岷地区实行的土流参治、以流管土、以土治番的制度，从而形成了许多武职土司。

关西的撒里畏兀儿和哈密地区，地处明朝西北边陲，是畏兀儿、撒里畏兀儿、蒙古、回、藏等族的聚居地，大多是经过招抚而归附的，明朝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实行的是以不治治夷狄之策，施行同东北兀良哈三卫的羁縻卫所一样的管辖制度，即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各仍旧俗，统其属以时朝贡。所有卫所的官员，皆由当地诸族的酋长担任，而由朝廷发给印信。如洪武八年(1375年)应安定王卜烟帖木儿之请，设立安定、阿端二卫，以其部人沙刺为指挥同知，亦班藏卜、卜理不花等为指挥佥事。不久，命设曲先卫，官其人为指挥。洪武三十年，罕东之地酋长锁南吉刺思遣使人贡，诏置罕东卫，授指挥佥事。后来，永乐年间设置沙州、新、哈密诸卫、也沿用这种做法。这些少数民族的酋长通过明廷的任命，接受颁赐的诰命、印信及官服而成为明廷的命官，各统其官军及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朝廷在这些卫所并不派遣官吏，也不驻扎军队，对其内政概不干预，让其享受高度的自治权力。但朝廷掌管着卫所官员的任命、升降和承袭的决定权力和卫所辖地的范围、变动和迁徙的批准权力，就是卫所之间的纠纷，也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此外，明廷除通过贡赐、互市让这些卫所的各级官员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外，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