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指示行事。当一个英国人谈到立宪君主的时候，他心目中存有的就是这样一种超人的壮丽和放肆的虚构，和看不见的紧身衣的现实这两者的引人注目的结合。我们的历史事变，曾在迄今世界从未见到过的最有权势的贵族政治中使这样的事情发生于英国——但是，这种政制究竟能否存在于其他地方，或者，当碰到才智横溢，大胆泼辣，勇猛果敢三者兼而有之的一个国王的时候，这种政制究竟是否足以赶走他，还有待于学习，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政制，看起来只能是无法了解、难于实行的；甚至在单独的事例中似乎也是如此，要把它作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伴之以世袭王朝相继诸成员固有的多种多样的气质，那就是完全不可设想的了。当希腊人想到一个免除了法律上的责任的人，他们就把他设想为名实相符的实际上确确实实免除了责任的，有一个无防御的社会共同体被遗弃在他面前任其压迫的人；他们对他的恐惧和憎恨，恰好可以他们对于法律平等、言论自由，他们对于保障的希望寄托于其掌权之上的这样一个政府的尊敬心情来衡量——也许，在民主政制的雅典，更甚于希腊的其他部分。这种感情，正如它是希腊心灵中最好的一种，它也是传播得最广泛的一种——它在细节上虽有许多异议，在主旨上却是全体一致，高度评价了的。我们不能参照现代欧洲的、尤其不可以十分特殊的英国的、关于君主政制的感情来构想它或批判它；可是，使得密特福先生如此频繁地不正确和不公平地鉴定了希腊政治的，正因为他有时明示有时隐默地应用了这种不妥当的标准。

　　当我们不是从其他社会的环境，而是从希腊本身的环境出发，试图来解释希腊事务的进程之时，我们将看出足以说明王政中绝，也足以说明对王政的厌恶的良好理由。假如希腊心灵和东方诸国一样静止不前的话，对个别国王的不满所引起的变化，大概不外是废黜一个坏国王，支持一个约许要干得好一些的国王，而决不扩大人民的眼界到个人统治以外的较为高尚的任何别的概念上去。但是希腊心灵的性格是进取的，它具有想象力，它逐渐想出改善了的社会结合诸方法。此外，任何只包括单独一个城市的政府——王政的、寡头的或民主的——就事情的性质而言，它势必远不如包括较为广阔领土和较为众多人口的政府为稳定。当弥补英雄时代的王的、不完美的半宗教的和机械的从属，衰弱得不足以成为有效的原则的时候，那位小君主和小民的接触太密切，仪态太谦逊，使他没法以哪一种方法打扮得足以博得任何别种性质的威望或错觉。他没有借助于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三者相结合，亦即希罗多德和赞诺芬那么妥当地鉴定为君王权术的那些手段。既然不存在一个永久首脑的权力寄托其上的新感情，于是共同体的看得见的和有效的团结所必要的这种尊严赖以维持的东西也就消失无余也。单独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周边不大的共同体，集体的讨论、一般的规章，加上几个任期不长和负责任的行政长官，是实际可行的，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维持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王，然后想出要从他那里榨出责任政府来的种种附加条件，这确实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制度，虽然我们已经指出过，在现代欧洲这已变得为我们所熟知了。简单得多而又明显得多的变革是，用一个或一个以上、任期不长，负责任的行政长官，把国王本身代替掉。这就是希腊事务的进程。低级的首脑门，原先组成会议为王效劳的，发现要取而代之，并由他们自己轮流行使治理职能是可能的； 至于公民大会像从前那样不时地召开，而又不具什么实际的效 能，大概是保存下来了。这就是遍及于希腊诸国(斯巴达例外)的转变实质上的性格：王制废除掉了，取而代之的一个寡头政体——那是一个集体商讨，多数表决决定一般问题，选出本身中的某一个人作为暂时的、可以责问的行政首脑的一种会议。英雄时代的王政废止时兴起来的总是寡头政体。到此为止，民主政体运动时代还远未到来，而人民——自由人的总体——的状况并没有因这种革命而立刻有所变化，无论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王的属性，分配其间，又由他们轮流当王的少数有特权的人，是那些等级上最近于王本人的人；也许就是王所属的、佯称为和王有共同的神或英雄世裔的某几个大氏族的成员。就我们所了解的而论，这种变迁似乎是像事变的自然进程那样来到的，也未见暴行。有时候王家世裔灭绝而未重新立王；有时候，某个王逝世了，他的儿子和继位者只被承认为执政官——或者完全把他撇在一边，以便从周围的等级中挑出一个议长Prytanis (注：Prytanis，格罗脱(Grote) 谓即总统President。 缪译《古希腊史》 苏·塞尔格也夫著，译为议长。下文概称议长。)(或总统)来。

　　在雅典，据说科德洛斯是最后一个王，他的后裔只被承认为终身执政官。几年以后，终身执政官被“贵族后裔”(Eapatvidae or nobles)中选出来的任期10年的执政官所取代，随后，执政官任期又进一步缩短为一年。在科林斯，古代的王据说以类似的方式过渡到巴客阿提依族的寡头政治，从这个氏族中每年一度挑出一个议长。我们只能够写出有关这种变迁的一般的事实，却不知道变化是怎么来到的——我们在历史上认得希腊诸城市，就是从这些寡头政体开始的。

　　这类寡头政府， 细节上出入颇多，总面貌彼此类似，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遍及于希腊本上，殖民地亦同。虽然当下没有什么加惠于自由民大众的倾向，可是当我们把它们和先前英雄时代的政府相比，它们指示出重要的进步——第一次在公共事务上采用仔细考虑和预先设想过的制度。它们表现为希腊心灵中新而重要的政治观念的第一次的证据——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前者赋予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并不仅仅商讨，最后还作出决定——后者托付任期不长的个别行政长官，在他们任期终了之时对上述集体负责。我们第一次被引入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公民的共同体——人们有资格，并认为他们自己有资格轮流地命令和服从。称做城市的那个集体最高主权者，就这样构成了。第一次构成的这种公民共同体，诚然不过包括了人身有自由的人们中的一小部分；然而它建立其上的那种观念，却开始逐步为一切人的心灵所明白了。政治权力已经丧失了它的神授的性格，已经变成了可以依法传授的某种属性，也是为了某些明确的目标而确定下来的：随后三个世纪内激动了那么多希腊城市的，涉及政治权力的任命和运用的成千个问题的根据，就这样设定下来了——这些问题，有时发生于有特权的寡头本身之中，有时发生于这个寡头集体和无特权的大众之间。这些民众运动的种子，从希腊世界的这一端到另一端，每个城市各有些不同的变化，召唤出来了那么多奥秘的激情，那么多苦涩的反感，那么多的精力和才干，全都可以追溯到在英雄时代的王政废墟上，建立起来了原始寡头政体的那次初期革命上去。

　　这些最初的寡头政体是怎样治理的，我们得不到直接的资料。但是，狭隘的、反民众的利益集团天然属于有特权的少数人，连同暴烈的个人习惯和激情，使我们没有根据来假设，他们是小心谨慎的或是和霭善良的；从我们所知梭伦立法 (下章对此将加叙述) 以前阿提刻的状况中的许多事实中得出的推断，则全都是不利于他们的。◢◢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从寡头政体所遭受的初次冲击——由于这些冲击，那么寡头政体倾复了——中，兴起了称做僭主的篡夺者，他们利用普遍的不满作为他们个人野心的借口，也作为其助力，而他们常常成功了，似乎蕴含着这类不满既是普遍的也是严重的。僭主兴起于寡头政体本身之中，不过格局却并不完全一样。有时候执政的行政长官，亦即寡头政体在某个短暂时期内转移给他重要行政权力的那个人，变得不忠实于推选他出来的人们，并取得了足够的权势，不理睬他们而永久把他的尊严保持下去——也许甚至足以转移给他的儿子。另一种情形，似乎更为常见的是，兴起了称做煽动家的名流，古代的、现代的史家一致把他画成令人厌恶的一幅图画：一个精力充沛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有时候甚至是寡头政体的一员，他作为无特权的民众的忧伤和苦难的斗士站了出来，博取了他们的好感，十分有效地利用他们的力量，以致使他得以用强力推翻寡头政体并自立为僭主。第三种僭主是，某个推定为富有的人，像雅典的库隆，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偶然因别处类似的冒险家的成功而受到鼓舞，雇用一支家兵队，夺取了卫城。还有一些虽然罕见的例子属于第四个变种——古代的王的后裔——他不再受寡头政体的约束或处于它的控制之下而受苦受难，他找到了压服他们的手段，借暴力勒索到和他的祖先因人民的同意而享受到的一样巨大的权势。 在 上面还得加上一种，某几个希腊城邦的Esymnete或独裁者，他是一个公民，正式赋予给他最高和无限的权力，处于指挥武装部队的地位，由一支现役的亲卫队把他武装了起来，但是只是一时称做独裁者，而且是为了对付某种紧迫的灾难或毁灭性的内部纷争。这么擢升起来的那个人，总受到极度的信任，通常也是一个能干的人，有时候成功如此巨大，或者把他自己弄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人，以致他的任期延长了下去，事实上他成了终身的僭主；或者，甚至共同体并不愿意承认他的永久的权势，他却常常强大得足以违反他们的意志，把这份权势保持下去。

　　这就是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无数希腊僭主攫取权力的各种样式。虽然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简单陈述中，在一般状况上知道了这么多，不过，令人很不愉快的是，我们竟没有当时的这些共同体中任何一个的图画，可以让我们鉴赏变迁的细节。关于王室世裔的、曲解他父辈权力到成为僭主的那一类人，亚里士多德给我们举了阿尔哥斯的斐同为例，他的统治已经叙述过了。关于利用先前在一个寡头政权下所任职务的权力把自己弄成了僭主的，他提出了这么一些名字，阿格利勤吞的法拉利斯以及朱利都的和伊奥尼亚希腊其他城市的僭主；关于先成为煽动家然后登上宝座的，他提到西西里的里昂替尼城的派那丢斯，科林斯的库普塞罗斯，雅典的庇士特刺妥；关于独裁者，或推选出来的僭主，米替利尼的庇塔库斯是突出的例子。一个军事的和侵略的煽动家，把曾经把他降了职，亏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