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他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纷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1000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 (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 。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
197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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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第十三章 老子的“道”及其他
我代你的《老子笔记》 (注：《老子笔记》系陈敏之所作，征询其兄顾准的意见，本篇为顾准的答复。《老子笔记》刊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1期，有删节。)编了目，可是内容只匆匆忙忙读了一遍。肤浅的看法，你的笔记力图有严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服务于你的重点的(据我看来，重点是五至十节)，这个结构也很好地为你的重点服了务。你甚至写得有节奏，前四节像笛声悠扬开场，第五节以后逐渐繁弦促管，“结语”是真正的縞潮。
既如此，你笔底必定带有感情，事实上丰富的感情“溢于纸表”，那么怎么能够说是干瘪呢？你说干瘪，是自称“无新意”。然而凡是涉及感情的，我看就无所谓新意旧意。感情是生命的表现，有感情的东西，怎么样也不是干瘪的。而一切奉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
奉命文学不仅现在有，过去就有。杨兴顺我看就是奉命文学，汪奠基也不免于奉命文学，那时候的奉命文学是要给古代中国增添光辉，于是那些东西就不免把老子所没有的硬给他添上；任继愈也誉之为唯物论——为什么不呢? 《矛盾论》不是引了吗?现在要学法家，凡非属法家的一律罢黜，老子又怎能不是唯心论呢?
凡不是奉命文学，而是带有感情的，我看它必定带有新意。你的笔记，我看就比杨、任之类要高。比如说，你的结论，他们哪一个人写得出来? 何况，感情这个东西是万古常青，所以是万古常新的。
有缺点没有?有。已经说过，你的批判武器不犀利。
(一)唯物与唯心，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
恩格斯、列宁都十分强调唯物唯心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你探讨老子的“道”究竟是什么，是循这条线索进行的。你也感觉到，人们判断老子学说的时候，今天唯物，明天唯心，变化多端，难有准绳。虽然如此，你还在努力要以这个标准对老子的“道”作一判断。你的判断的结论似乎是下列两条：
甲、“老子在竭力摆脱天神创世说神秘主义的影响，然而他的‘道’还是恍惚的，不明确的，而且也还不免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
乙、老子对自然界的本原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中，还不能肯定它的性质。……因为他用的是一些不肯定的语气，如渊兮……湛兮……”
而我觉得这两条结论都难得站住脚。所以如此，是因为你用的武器不犀利，不合适，你对此有所感，却不能断然放弃它。
我想略为详细地解析一下。
(二)天神创世说是《圣经》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放不进这个框框。另一方面，老子的“道为天下母”，仍然可以解释为天神创世说，而且有道教为证。
1天神创世说， 是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猛烈抨击的对象。就西方世界而论，中世纪以后，不仅创世说成为窒息科学的祸根，上千年的神权政治也必须费极大力量加以消除。然而，中国古代事实上并没有天神创世之说，老子提出来的“道”，显然也不是意在反对这种说法。中国上古有“拜天”性质的宗教，直到现在北京还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有朦胧的鬼神之说，其中的神，在很大程度上是氏族、部族的远祖，所以有“神不飨非类”之说；有一种天或神支配人们命运的迷信，所以孔子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荀子的“唯物主义”天道观，直到韩非的皇帝至上、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害怕神谴的恐惧的学说，目前正受到人们的大力赞扬。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全能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世界，他一直在支配人类的祸福，要求人们无条件加以崇拜的那种宗教思想。至于对天的崇拜，或对鬼神的祭祀，可以说是人类对于自己命运无定的恐惧，而不是对全能上帝、至善上帝的崇拜。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思想从这种恐惧与崇拜中解脱出来是比较早的。 (不是彻底解脱。彻底解脱不仅古代不可能，甚至现代，我也看不出它的可能。) 范文澜对此有所论证，见《中国通史》。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观的发展》也可以参考。老子的“道”，不是拜天教，不是鬼神崇拜，这是事实。它比殷代的占卜大大前进了。然而这是春秋以来的总的思想倾向，老子并没有起先锋作用。——当然，系统的表述是有的，不过他的系统表述，究竟对“天道观”向唯物方向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似乎难于评判。原因在于他的“道”，合理主义的成分固然有，神秘主义的成分似乎更加多。如果说要起“积极作用”，确实荀子的作用要大得多。
2神秘成分， 你说到了很多，但是曾经熟读《南华真经》的你，何以对于老子发展成为“老庄”一派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本~作~品~由~~網~友~整~理~上~傳~
事实上老子的寂寥、渊湛、恍惚等等，恐怕确实给庄子开了路。
老庄一派的思想，在中国思想上的作用是怎么样也不能忽视的。它从“道”的不可测，直接转向虚无思想。这条线索，从庄子、古乐府 (游国恩对古诗十九首和乐府指出过其中人生无常的基本思想) 、魏晋玄谈一直下来，甚至佛教到中国来，也完全改变了它在印度的思想内容， 改造成为老庄一派的虚无思想。 任继愈那本《汉唐佛教思想》我没有读，偶然翻一两页，看其中对此论述得似乎很中肯。
佛教与老庄合流，到宋以后更加凝固成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传统——不为甄宝玉，就做贾宝玉。不是禄蠹，就去出家。甄士隐去，无非悟透“好了”；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纳(李卓吾)。这当然是个人主义。然而有一种个人主义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一个都能够“自我实现” (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不是没有，可是，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bu4)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
我看，这件事庄子应该负责，老子也有责任。老庄以前殉道精神是有的，墨家。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
这一点，以前我的“笔记”中好像说过。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
3老子对“道”作了各种诠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下面我也想说说我的理解。暂时只想指出，即使把恍惚、寂寥、渊湛等等放下不谈，其中一条定义：“道为天下母”，就不妨把它定为神秘主义的，或者如你惯用的，定为唯心的。
西方哲学中，譬如以你熟悉的黑格尔来说吧，“类”可以是同类的个别事物的共性，然而可以把“类”规定得比个别事物要“高尚”、“高贵”。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