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者:顾准_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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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

  你还可以觉得政党、政派,无非是政客组成的集团,可以认为他们当主角的这种民主,很不光彩,感到和“人民作主”这个原则不合,因此还是要直接民主。你也可以认为,目前,人民教育水平不足,也许不幸只好如此。到共产主义时代,谁都知识丰富,目光明澈,那就不会如此了。

  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 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 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

  何况,现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 (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 ,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 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 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197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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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

  第十二章 民主与“终极目的”

  (一)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 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

  (二)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 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56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1917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 而且,公社内部并没有产出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1870年以后又过了40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1793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1793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20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改,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 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年、 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准备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它曾经想扑灭1917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在英国,1870年以后直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确实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发展都耽误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在过霍布森(John Aileinson Hobson)(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原本) 、维布伦(Veblen)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我最近涉猎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文献,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1914年是1945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20年中从60%上升到82%,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至于另外一些事情,从西方新闻中可以获悉的,则有西方的军备支出,愈来愈受到国内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 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40%用于军备;军备竞赛的主动权,现在竟已操在苏联手里。又在那里,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胁——这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吗?

  这样看起来, 1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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