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它经常有可能发展成为政体上说最坏的暴君统治，所以必须采取各种矛盾措施，使提供给社会的统治者不致成为暴君。首先，在可能的候选人中，无论谁被宣布接任王位，都应该具有使他不致成为暴君的德性……(这一条，中国传统再三强调过)其次，君主制度在组织上应作这样的规定，使国王一旦当政时，没有机会成为暴君。同时应该适当地限制王权，使他不能很容易地转到暴政方面去。(第57页)
克服暴政的弊害的办法应以公众的意见为准……特别在一个社会有权为自身推选统治者的情况下，如果那个社会废黜它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权力，那就不能算是违反正义。(第59页)
最后，当没有希望靠人的助力来反对暴政时，就必须求助于万王之王的上帝。(第60页)
197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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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关于海上文明
1关于罗马史， 或者说一般的西方史，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它和希腊、迦太基一样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而不是当地土著的文明。西方史，整个说来，是外来的海上文明作为“模子”，强迫同化当地的土著 (伊卑利亚、凯尔特一高卢、维兰诺瓦等等)而形成的。罗马与拉丁，是当地土著同化于海上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力量。
希腊文明渊源于克里特文明， 这是埃及文明跨海过去的 (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经过一再的海上迁移，形成了海上文明的希腊文明。
迦太基是从西顿、推罗(今黎巴嫩境内)向西殖民形成的。这支殖民队伍向外移殖最晚， 已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是亚述帝国征服叙利亚、西顿、推罗，不再有陆上扩展与经商的可能之后被迫走海上这条路的。
另一支较早绝灭的海上文明是埃特鲁利亚(Etruria，其时约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它是从小亚细亚吕底亚西迁意大利半岛北部形成的。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作者)提到埃特鲁利亚对罗马的影响，但他对此承认得不够。有些史家认为罗马城干脆是埃特鲁利亚人建立的。由此，我推测，罗马是土著拉丁人，在强烈的埃特鲁利亚这一海上文明的影响下或领导下，按照海上文明的样子“建起城来”，形成一个城邦，这样开始了她的历史的。以后，蒙受埃特鲁利亚文明恩惠的罗马人。忘恩负义地赶走了埃特鲁利亚人，最后还征服了埃特鲁利亚人。埃特鲁利亚文明的灭绝(甚至到马克思的时候，历史家还不知道埃特鲁利亚)，还是罗马人的业绩呢。
罗马人之所以能够赶走埃特鲁利亚人，还因为她处在埃特鲁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中间地带。 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在罗马南面今那不勒斯以北有一个强大的殖民城邦叫做库梅(Kyme)，那不勒斯也是希腊殖民城邦，原意是“新城”或“新城邦”。从库梅、那不勒斯以南一直到西西里岛，满布希腊殖民城邦。拉丁土著模仿海上文明的样子建立起来城邦以后，开始和南面的更发达的希腊人勾搭，并且间接或直接依靠希腊人支持干掉她的“恩主”。这样她第一步挺起腰来了。这次革命，结果就是共和罗马的建立。
2我认为，从“建城”开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海上文明的特色。
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去之谓也。这种移民，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陆上迁移，它是经过一段并非与人斗而是与自然斗争的历程，到达一个陌生的海岸，周围的一切都不知道，移民要在那里生存，必须筑城聚居，逐步扩大它的活动与征服领域。希腊城邦就是这么起源的。
反之，非海上文明的文明，则是部族胞族形成集团，出现部族王，各部族王之间相互征伐，兼并，逐步扩大成为大王国和大帝国。
筑城聚居的海上移民的城邦，一般是城邦而不是领土国家。政制，一开始几乎无例外的是贵族政制，亦即元老院掌权，地位平等的公民组成公民大会参与政事。
部族王经过征战形成的王国，一般是专制主义政制——不仅中国、古波斯、埃及、巴比伦、印度，直到古代史上所发现的任何这样的国家，包括西欧的高卢 (高卢还打进过罗马城) 、塔尔苏斯(Taressus，在西班牙)、日耳曼等全部如此。所不同的是，部族王凡兴起不久的，专制色彩较少，王与“战友”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平等；部族王国历史愈久，王愈衰弱，王权的尊严愈往上提，专制主义色彩愈浓厚，如此而已。
模范西欧文明的，在远古恰好是三个海上文明。中世纪以后，西欧自己还兴起一股海上文明，北欧人(Vikings and Normans) ，群岛地形的欧洲也不能不这样。西欧内陆的土著，如征服罗马的日耳曼人，虽然是从森林里出来，带来许多大陆游牧民族的风尚，但很快就融合在这个海上文明中去了——而且也带进去了一些森林里的新鲜的健康的因素，使得那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希腊罗马文明得以开始新的生命。
3海上文明并不一定是商业文明，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并非商业文明。欧洲历史上，迦太基及其所属诸城，一开始就是商站。因为西顿、推罗在向外移民以前久已从事海上商业。可是公元前1100年希腊人殖民于小亚细亚 (即发生特洛伊战争那一次) ，虽然黑海商路的开通是其目的，英雄色彩却远多于谋利色彩。事实上，希腊诸海外殖民城邦一开始都以务农为主，到米利都发展成为商业城邦，以建立商站为目的而去“繁殖女儿城邦”，已经是比较晚的事情了。
远古商业，基本上是珍奇商品的海上负贩。为了这样的商业而去建立一个新城邦，动力尚嫌不足。以希腊而论，海外移民更重要的动力是不甘心在国内第二号或第十号的王子贵族，到海外去自立门户。而在航海成为风气的人民中间，每一个阶层都有目的各不相同的冒险家。这些人，明知全搞商业是不行的，他们现成的目的是寻求“新地”。农业是基础，古代人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航海固然与商业联在一起，航海也是为了新地。混江龙李俊出海首先要求地盘。有了地盘以后，当然买卖是要做的。
罗马这个城邦，是土著在海上文明的埃特鲁利亚和希腊的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她以务农为主，然而政体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其原因在于海上文明的城邦本身就多半以务农为主。这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吧!
4一切由大陆式的部族王发展而成的国家，全部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债务奴隶是有的，贵族家里的家务奴隶是有的，但是“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那是没有的，这是希腊、罗马这类海上文明的城邦的特色。
希腊罗马这类海上文明的城邦，一开始，也全都没有奴隶制。海上移民到新地方，筑城聚居，选出元老掌理政事，而这些同舟共济的移民，就是新国家的公民。新国家要分配土地给公民，公民们移民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的土地。当地土著臣服于新国家的，不会成为奴隶。因为土著嘛，有臣服的，还有没有臣服的，你把他们当牲畜，你在此地就不容易站住脚跟。不如让他们自己种一片地，征收他们一些贡赋和劳役，一句话，让他们成为新国家的农奴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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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发达了，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移民了，于是或者第一批公民成了贵族，而新来者也取得公民资格。或者第一批公民成为贵族公民，新来者成为食客、依附者或者贫民，亦即非公民。
这些新国家要有奴隶，那是后来的事。最通常的奴隶是打仗的俘虏。可是国家懂得把俘虏当作奴隶出卖应在商业货币已经充分发展之后，否则的话，典型的奴隶制度还是发达不起来。这里涉及殖民城邦的工商业和货币化，这在希腊的小亚细亚诸城邦是八九世纪的事。而那里出现奴隶制，则比这要晚得多。
5埃及、 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 (注意，马克思用“古典的”一词，指历史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盛期和共和罗马时代，包括奴隶制和奴隶制还未发展起来的“公民城邦”时代) 、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这个范畴，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淡“亚细亚的”，于是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完成了。
马克思本身也受了极大的时代限制。马克思的古代史学，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利亚文明，换句话说，除迦太基而外，欧洲另外两个海上文明是不知道的。你现在翻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都确实代表马克思的意见) 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民族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土著”直接形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把历史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部族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的前国家的部落联盟等同起来，这真是天大的错误。要知道，从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到埃及、巴比伦那样从部族王基础上成长的国家之间，相隔多少个历史阶段? 而埃及、巴比伦那样的亚细亚国家，和海上文明的城邦走的又不是一条路，在其间画上等号，真是误尽苍生。
这一点不能全怪马克思(马克思的目的论哲学当然还是有责任的)，因为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史学上出现了一个考古学时代，把古代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缪灵珠译的《古希腊史》(塞尔格叶夫著)的开头几章，对此作过一番很过得去的交代。此书不难借到，实在很可一读。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
197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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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
你认为科瓦略夫没有提供答案的那些问题 (此处系指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 ，我自然也无法提供答案。不过你的那些问题，确实是历史的，也是人类的也许是永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