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是酋长管辖地、部落或族群的天下。国家的形成的确需要予以说明。
第二种理论是大家员熟悉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推断说，国家是按照一种社会契约来组成的，人们在计算自身的利益时作出了理性的决定，一致同意他们的经济情况在国家中会比在较简单的社会中更好，因而自愿地废除他们的较简单的社会。但我们的观察和历史记载，都没有揭示出有哪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国家是在表现出冷静的远见的轻松优雅的气氛中组成的。较小的单位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主权去合并成较大的单位。只有通过征服或在外部的胁迫下，它们才会这样去做。
第三种理论甚至更能得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喜爱。这个理论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大概是在国家开始出现那个时期开始兴建的。这个理论还指出，任何大型的复杂的灌溉系统或水利管理，都需要有集中统一的行政系统来予以修建和维护。接着，这个理论只把一种观察到的在时间上的初步联系变成了一种假定的因果关系链。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和墨西哥的居民大概预见到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可能会带给他们的利益．虽然当时在几千英里范围内(或地球上任何地方)并没有这样的系统可以向他们证明这些利益。这些有远见的人决心把他们的效率低下的小小的酋长管辖地合并成一个较大的能够使他们有幸得到大规模灌溉的国家。
然而，这种关于国家形成的“水利理论”遭到了一般契约理论所遭到的同样的反对

。更具体地说，它所涉及的只是复杂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最后阶段。至于大规模灌溉有可能出现之前的整整几千年中，是什么推动了从族群到部落再到酋长管辖地的发展，它却只字未提。经过详细研究的历史年代或考古年代，也未能支持关于灌溉是国家形成的推动力这一观点。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墨西哥和马达加斯加，小规模的灌溉系统在国家出现前便已存在了。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兴建与国家的出现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些地区兴建重要的灌溉系统还是以后的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形或的大多数国家中，灌溉系统始终是小规模的，当地社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修建和维护。因此，即使在的确出现了复杂的水利管理系统的那些地区，这些系统也只是国家形成的间接结果，而国家的形成必定另有原因。
在我看来，能够表明关于国家形成的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的，是一个无府置疑的事实，即地区人口的多少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据，这个事实远比灌溉与某些国家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能令人信服。我们已经看到，族群有几十个人，部落有几百个人，酋长管辖地有几千人到几万人，而国家一般都要超过5万人。除了地区的人口多寡与社会类型(族群、部落等)之间的这种约略的相互关系外，在这些类型的社会内部，在人口与社会复杂程度之间还有一种更细微的倾向，例如．拥有众多人口的酋长管辖地证明是最集中统一、层次最分明和最复杂的社会。
这些相互关系有力地表明了，地区的人口多寡或人口密度或人口压力与复杂社会的形成有着某种关系。但这种相互关系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人口的各种可变因素在作为复杂社会缘起的因果关系链中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为了勾画出这个因果关系链，让我们现在提醒自己一些密度大的人口是怎样产生的。然后，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一个大而简单的社会为什么会难以为继。以这一点作为背景，我们最后还将回到一个简单的社会如何随着地区人口的增长而竟然变得比较复杂这个问题上来。
我们已经看到，众多的或稠密的人口只有在粮食生产的条件下，或至少对狩猎采集来说物产特别丰富的条件下才会产生。有些物产丰富的狩猎采集社会已达到了可以组织酋长管辖地的水平，但还没有一个达到国家的水平，因为所有国家都要靠粮食生产来养活它们的国民。这些考虑加上刚才提到的地区人口多寡与社会复杂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了关于粮食生产、人口的可变因素和社会复杂程度之间因果关系的究竞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长期争论。集约的粮食生产是否就是因，是它触发了人口的增长并以某种方式导致了复杂的社会?或者，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反而是因，从而以某种方式导致了粮食生产的集约化?
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抓住要点。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和社会的复杂程度通过自我催化而相互促进。就是说，人口的增长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机制使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的复杂又导致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只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才能组织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统)、远距离贸易(包括输入金属以制造更好的农具)和各种经济专门团体的活动(如用农民的粮食养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给农民作耕畜之用)o中央集权社会的所有这些功能，促进了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也促进了整个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此外，粮食生产至少在3个方而帮助复杂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特点。首先，它随季节变化定期地投入劳动力。收成贮藏好之后，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利用农民的劳动力来兴建宣扬国威的公共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或兴建可以养活更多人口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夏威夷的灌溉系统或鱼塘)，或从事扩大政治实体的征服战争。
其次，组织粮食生产以产生余粮储备，从而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剩余粮食可以用来养活复杂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酋长、官员和上层阶级的其他成员；抄写员、手艺人和其他非粮食生产的专门人员；以及被征去修建公共工程时的农民本身。
最后，粮食生产促使人们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累足够的财产、发展复杂技术和精巧手艺以及兴建公共工程的一个先决条件。固定住所对复杂社会的这种重要性说明了，为什么传教士和政府在初次接触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地区以前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游收部落或族群时，都普遍抱有两个直接的目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安抚”这些游牧部落的显而易见的目的；即说服他们不要杀害传教士和官员，也不要自相残杀。另一个目的就是劝诱这些游牧部落在村庄里定居下来，这样传教士和官员就能找到他们，给他们带来医疗保健和学校教育之类的服务，并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从而控制他们。
因此，粮食生产不但使人口增加，而且还在许多方而发生了作用，使复杂社会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但这并不能证明粮食生产和众多人口使复杂社会的出现成为必然之事。根据实际观察，族群或部落组织对有几十万人的社会是不适用的，而且现存的大型社会都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组织。对于这种观察结果，我们怎样来予以说明呢?我们至少可以举出4个显而易见的原因。^o^^o^網^o^文^o^檔^o^下^o^載^o^與^o^在^o^線^o^閱^o^讀^o^
一个原因是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问题。随着组成社会的人口的增加，这种问题多得无法计数。一个由20人组成的族群内部的两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190种(20*19/2)，而——个由2000人组成的族群可能有199．9万个两人组合。每一个这样的两人组合就是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在哪一次杀气腾腾的争吵中就会爆炸。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的每一次谋杀通常都要引起一宗蓄意报仇的杀人事件．从而开始了又一轮杀人和报仇行为，这样周而复始，永无止境，使社会稳定遭到了破坏。
在族群中，每一个人同其他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亲属关系，与争吵双方同时都有亲属关系的人出而调解争端。在部落中，许多人仍然是关系密切的亲属，每个人至少能够叫出其他每个人的名字，在发生争吵时由双方的亲友来调解。“几百人”是个界限，在这个界限内每个人能够认识另外每个人，一旦超过这个界限，越来越多的两人组合就成了一对对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了。当陌生人打架时，在场的人很少会是打架双方的朋友或亲属，没有什么私利要他们去制止打架。相反，如果许多旁观者是打架一方的朋友或亲属，他们就会站在他的一边，这样，本来是两个人的打架结果就逐步升级为一场乱哄哄的群殴。因此，一个继续把冲突交给全体成员去解决的大型社会必然会分崩离析。仅仅这一个因素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几千人的社会只有在形成完全控制武力和解决矛盾冲突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时才能存在。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共同决策越来越难以做到。由全体成年人来决策，在新几内亚的一些村庄里仍然是可能的，但这些村庄都很小，消息和通知可以迅速传达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全村大会上可以听到其他每一个人的意见，每一个人也都有在会上发表意见的机会。但共同决策的所有这些先决条件，在大得多的社会里已经无法得到了。即使在如今拥有麦克风和扬声器的时代，我们也全都知道，一次小组会决不能解决一个有几千人的群体的问题。因此，一个大型社会如要有效地作出决定，就必须加以组织并使之置于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
第三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任何社会都需要在其成员之间转移财货的手段。一个人可能在某一天碰巧获得了较多的某种基本商品，而在另一天则获得较少。人的才智有不同，一个人通常总是对所拥有的某些生活必需品感到过多，而对另一些生活必需品又常嫌不足。在只有很少几对成员的小型社会中，由此而产生的必要的财货转移，可以通过对等交换直接安排在成对个人或家庭之间进行。在大型社会里使直接的成对冲突的解决缺乏效率的那种数学计算，同样也会使直接的成对经济转移缺乏效率。大型社会只有在除了有对等经济还有再分配经济的情况下才能在经济上发生作用。超过个人需要的财货必须从这个人转移到—个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然后再由这个机构再分配给财货不足的人。
使大型社会必须有复杂组织的最后一个原因与人口的密度有关。粮食生产者的大型社会比狩猎采集者的小族群不但成员多，而且人口密度也大。每一个由几十个猎人组成的族群占据着很大一片地区，在这个地区内，他们可以获得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的大部分资源。他们可以在族群战争的间歇通过与邻近族群的交换来获得其他生活必需品。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属于本来只有几十个人的那片地区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小的地区，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从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获得。例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