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于当晚九时将棺柩运到了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当时由于天气炎热不利遗体存放，清华学校在征得王国维家属同意后，当晚便在刚秉寺内举行了简朴的丧礼，参加王国维遗体告别和送殡的，除了王国维的亲属和部分学生外，还有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和北京大学的马衡及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
　　一代学人自沉昆明湖之后，留给人们的不仅有无尽的哀思，还有供世人充分揣测的死因。虽然王国维自尽前留下了一封遗书，但正是遗书开头那两句语焉不详但意思应该很明晰的话，从而更加调动了人们的丰富想象力。在王国维遗书的封面上，王国维清晰地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１２个字，由于遗书全文仅有百余字，故照录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留给儿子王贞明的这封遗书，写于夏历五月初二日，也就是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天。在这封遗书中，王国维不仅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安排，还教导子孙当“谨慎勤俭”，依靠自己的勤劳来养活自己。特别是，王国维对自身遗体埋葬地的明确，不难看出这位国学大师对清华学校的看重。而委托陈、吴二先生整理自己书籍一事，又可知当时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还有两位国学大师，那就是陈寅恪和吴宓。同时，从这封遗书中人们还能够体味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品德，那就是鲁迅先生评价王国维的那句话：“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那么，“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王国维为什么会自杀呢？当时及后世有诸多揣测，如为故国前清殉葬一说，如不适应社会激变形势一说，如烦乱家事和友情所迫一说，如学术追求不昌明一说等等。其中，殉清一说流传最为广泛，而其中的原因竟是来自于逊帝溥仪的一道“谕旨”。
　　原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第三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兼儿女亲家罗振玉便派其四子罗福葆（字君美）于当晚九时赶到北京王家进行吊唁。而原本想亲自前来吊唁的罗振玉，则“因旁人恐彼来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使他来京”。不过，闻知老友王国维蹈湖自尽的噩耗，罗振玉在万分愧疚和悲痛中也没有闲着，他先是连夜拟写了一份王国维的“遗折”，然后又让其四子罗福葆摹仿王国维的笔迹予以誊抄，接着便急速呈递给当时寓居在天津张园中的逊帝溥仪。在这份伪造的王国维“遗折”中，罗振玉代替王国维这样写道：
　　臣王国维跪奏，维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庸，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抒皇上之忧色，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臣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月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宴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鉴，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逊帝溥仪接到落款王国维的这份“遗折”后，大为震惊和感动，立即“降谕”对王国维的忠贞予以嘉奖：
　　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伸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
　　关于逊帝溥仪的这道“谕旨”，是由罗振玉于同年６月６日即王国维蹈湖自尽后第四天来到北京“宣诏”的。而正是因为有了所谓王国维的“遗折”和逊帝溥仪的这道“谕旨”，人们再联想到王国维当年欣喜雀跃地“奉诏”出任逊清“南书房行走”一职，遂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有了“殉清”一说。当时，由于世人还不清楚溥仪这道“谕旨”出笼的内幕，更不知道还有所谓王国维的“遗折”，当然如果人们知道了王国维临终前还有这样一份“遗折”的话，那将更成为他蹈湖自尽属于“殉清”一说的铁证。
　　好在，后来溥仪在罗振玉死后出版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对罗振玉以凄楚哀怨语气伪造所谓王国维“遗折”一事进行了解密，否则王国维之死属于“殉清”一说将永远也难以说清。对此，溥仪在自传中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确实，溥仪在“不知不觉”中与罗振玉“合作”完成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即便是后世也对研究王国维死因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另外，关于王国维“殉清”一说，还因为其脑后那条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小辫子，也多多少少地为“殉清”论者提供了嚼舌的根由。不过，了解王国维的人却并不以为然，特别是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先生更有着精深的解释。他们一致认为，王国维脑后的那条辫子，只是传统文化人的个性使然，绝对不是什么外人流传的不忘前清小朝廷的标记。同时，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先生还一致认为，王国维的死是自殉于传统文化，而非外人所揣测的“殉清”等原因。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王国维自沉两年后树立在清华园内由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中领会出。全文照录这一碑铭，不为别的，除了供关注王国维者研究之外，还因这一碑铭曾一度被有关人等所回避。碑铭全文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从这一碑铭中，陈寅恪先生不仅否定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等外界传说等原因之外，还着重阐明了王国维之死是“独立自由之意志”的缘故。这，也许应该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

　　附录一：王忠悫公遗书序
　　初集告竣，乃序其端曰：公平生学术之递迁，予既于《观堂集林·序》及公传中详言之矣，而于公观世之识未之及也。乃摘其论古今政学疏为公别传，而尚有未尽，今更举数事。方公游学日本时，革命之说大昌，予移书致公，谓留学诸生多后起之秀，其趋向关系于国家前途者甚大，曷有以匡救之。公答书言，诸生鹜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时公同学闽中萨生均坡，与公同留学东京，亦入党籍，公以书见告，且谓萨固贤者，然性高明而少沈潜，彼既入籍，见所为必非之，惟背之则危身，从之则违心。迩见其居恒郁郁，恐以此夭天年也。已而萨生果夭如公言。予在海东，公先归国，英法学者斯坦因、沙畹诸博士，邀予游欧洲列邦，予请公同往，将治任矣，而巴尔干战事起，予告公行期将待战后。公复书言，欧洲近岁科学已造其极，人欲亦与之竞进，此次战事，实为西政爆裂之时，意岁月必长久，公此行或不果邪？后数月，予返沪江，沈乙庵尚书觞予于海日楼，语及欧战，予以公语对。尚书曰，然此战后，欧洲必且大变，战胜之国，或将益扩大其国家主意，意谓德且胜也。予曰否，此战将为国家主意及社会主义激争之结果，战后恐无胜利国，或暴民专制将覆国家主义而代之，或且波及中国。尚书意不谓然。公独韪之，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某公漫不审，乃至今日而其言竟验矣。惟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固未足以知公，而重公节行，不知公乃知仁兼尽，亦知公有未尽也。予故揭公佚事，以告当世，至公学术之鸿博浩瀚，世人皆能知之，固不待予之喋喋矣。
　　丁卯仲冬上虞罗振玉书◢◢

　　附录二：王忠悫公别传
　　罗振玉
　　公既安窀穸，予乃董理公之遗著，求公疏稿于其家，则公已自焚毁，幸予箧中藏公《论政学疏》草，盖削稿后就予商榷者，今录其大要于此。其言曰：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示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