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支持。讨论第三册篇目时，我大力推荐黄春明《鱼》。没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过，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开会，能不能让这个案子复活，再讨论一次？”屈先生说:“还讨论什么呢？投票也通不过。”我说:“我为它跑票。”我第一个去跑的就是反对最激烈的洪为溥先生。他的办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间，窗外都对着舟山路台大校墙外一棵高大丰茂的台湾变树，太阳照在它黄花落后初结的一簇簇粉红色果子上，美丽中充满自信。他说:“这篇文章讲小孩子骑脚踏车，在山路上将买给爷爷的鱼掉了，回到家反反复覆不断地喊，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相当无聊，怎么讲呢？”
我想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本语文教学书，读到一位中学老师写他教初中课本选了莎士比亚《麦克白》 一段：
Tomorrow，and tomorrow，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这碎步中爬行，
直到注定时刻的最后一秒。
这位中学老师问学生:“为什么连用三次“明天”?”学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点：活得很长，会有许多明天。老师听完后说:“你们想着，那么多明天可以去骑马、打猎、钓鱼，麦克白因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恶事，所以他的许多“明天”是漫长难挨。”用一个简单的字，一再重复，它所创造的意境，老师大有可讲之处。就像《鱼》，小孩不断重复“我真的买鱼回来了”，也有令人玩味低回之处。
下一次开会时，屈先生果然将上次未通过的几课提出再讨论，洪先生突然站起来说：“我们的学生百分之八十在乡镇，对《鱼》中祖父和孙子之间的感情应是很熟悉，这样朴实的情景会让他们感到亲切。”第二次投票通过，我记得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我们举办的几场全省老师试教大会，听到来自各地数百位代表的意见，几乎一致认为新编课文校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这给了我们选材更大的空间相面对批评的勇气。
在那个渐开放而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文化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教育部统编本的国文和历史课本往往是社会注意的焦点。我因缘际会，恰在漩涡中心，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各种文化波涛，甚至时有灭顶的危机。
到编译馆任职前，高中国文课本刚换主编。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认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师大周何教授是台湾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我刚组织国中国文编审委员会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听说原任馆长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处境，若非亲历，很难预测。一位资深馆员张杰人先生，曾在东北协会任职。看过童年多病又爱哭的我，知道我进馆工作，间我:“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后来我让他吃惊的是，在进入“那种地方”之前，我已然历经人生波涛，不再哭泣了。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i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诧，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二00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有一篇报导。标题是“老教科书总复习，网络正发烧”，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回味中学时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他们也记得《木兰诗），尤其以白居易《慈乌夜啼）获得最热烈的讨入而。
还有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孤雁》也选人课本。沙洲上一只孤雁，为一对对交颈而眠的雁儿守更。芦丛后火光一闪一闪，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梦中惊醒的雁儿发现无事，以为孤雁故意撒谎，如是两回。第三次，猎人拿着香炬轰立眼前，孤雁飞到空中，拚命的叫唤，疯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儿毫不理会。眼睁睁看着猎人伸出残酷的手，将一只只熟睡的雁儿放进了网罗。从此，孤雁多了起来。
二十余年之后，柯庆明（一篇序文，二十年岁月 齐邦媛老师在编译馆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后阅台大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卷，题目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许多人写的竟然是《孤雁》，让他感动莫名。
屈指算来，当年读这套新编国文的读者，现在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许多人大约还记得阅读这些作品的喜悦吧!
住在丽水街三十多年，我把这第一版六册国中国文教科书和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两厚册，放在书架最尊贵的地方，抬头即见。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当时台老师竟然亲自穿过台大校园送到我办公室来，令我惊喜得连怎么谢都说不明白了。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给我的支撑，胜过千言万语。
编书第二年，教师大会建议编译馆编一本书法辅助课本，屈先生和台老师都推荐庄严先生。庄伯伯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兼差时的恩师。那时庄伯伯大约七十多岁，为了写这本书很费精神。因为读者的艺术层次太低，书法背后的文化素养尚未培养起来，进不了他们曲水流畅、诗酒风流的境界，所以他迟迟不能交稿：教科书组的办事人员，按照程序，常常催稿。每周五下午，我在台大教“高级英文”课程，常常在文学院回廊遇见他老人家夹个布包去中文系上课，也会向他催稿。他常常说:“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赶快找别人吧……”下了课，他邀台老师和我去温州街一间日式房子开设的“老爷饭店”吃鸡腿简餐，要把稿约还给我。我跟两位老先生吃了三次鸡腿餐，后来终于把书稿“逼”出来了，虽然印出来只是薄薄一小本《中国书法》，每年发行量却是三十多万册，多年来受它指引的少年总有数百万人吧……
の本の作の品の由のの網の提の供の下の載の與の在の線の閱の讀の
3、红叶阶前——忆钱穆先生
世间之事，常有峰回路转的奇妙现象。我在武大时，没能赶上钱穆先生讲学的盛况。没想到在编译馆这位置上，却因“武圣岳飞事件”，让我有机会与钱穆先生联系上。
在我进馆之前。“大学丛书”收到一份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的书稿，尚在审查阶段，是否出版未定，却有报纸报导: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国通史》是台大一年级必修的中国通史课本，竟诬蔑岳飞跋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为什么杀他，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教材。而国立编译馆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书稿，将要出版，简直是动摇国本!
有一位自称是岳飞小同乡的李某，连续写了数篇，说:“你们侮辱武圣。就是数典忘祖……”还有一位骂得最凶的立法委员吴延环。不但以笔名“誓还”在《中央日报》专栏不停地讨伐，并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询。王天民馆长虽在各报来访时详细说明:“馆里接受书稿，既尚未审查，更未有出版计划。”但是各报继续登载责骂的文章，有一则报导竟然说:“据闻该馆负责此事者，系一女流之辈，亦非文史出身。”王馆长是历史教授出身，知道当时各校学者无人愿审，亦无人能抵挡此政治意识的汹涌波涛，命我去拜见由香港来台湾定居的钱穆先生，请他作个仲裁，说几句话，指引一下国立编译馆对此书处理的态度。
我对于前往钱府的事感到万分踌躇，不愿再遭遇坐与不坐、茶与不茶的场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气的王馆长说:“没别的办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钱先生来台湾居住的素书楼，位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个小山坡上，有一条依坡而建的石阶路。我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我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我困窘至极，慑儒而言:“我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我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我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他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他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他书中岳飞部分。数据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