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照顾。离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装在大纸箱里，开学时分批送给新来的人。开花城外有几个树木葱笼的小湖，他们开车去时常邀我。有一次为了撮合曾与我同住的杨巧霞和曾野的姻缘。曾有六车人开到湖畔“看月亮”，大唱中文歌，太晚了，被警
察“驱离”。有几次随徐小桦、蔡钟雄、胡耀恒几家开车到芝加哥，到俄亥俄州、爱荷华州……长途所见。使我见识到美国地大物博的中西部，广裹万里的大谷仓，令我怀想我父祖之乡的沃野。
印大著名的图书馆和她的书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在占地半层楼的远东书库，我遇见了邓嗣禹教授（TengsSu，Ssu，l906-1988），是学术界很受尊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他的英文著作《太平军起义史史学》、《太平天国史新论》、《太平天国宰相洪仁轩及其现代化计划》皆为哈佛大学出版，是西方汉学研究必读之书。邓教授，湖南人，虽早年赴美，已安家立业，对中国的苦难关怀至深，我们有甚多可谈之事。他退休时印大校方设盛宴欢送，他竟邀我同桌。在会上，校方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l907-1991）的信，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念汉学研究时，邓教授给他的种种指引，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
这样单纯、幸福的读书生涯到一九六八年寒假即被迫停止。当初申请傅尔布莱特资助进修的条件是必须有教书工作，而且期限只有一年，不可因修读学位而延期留在美国。我已申请延长半年，所以先必须回到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再教一学期。那学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学读了“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任课的MUllen教授是研究史宾塞诗的专家。另一“文学批评”课也非常充实，对我日后研究帮助甚大，而且印大承认这六个学分。我且回到开花城去参加硕士学位考试通过，只待再修六个法文课的学分即可得硕士学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学位。
交换学者签证到期之时。我仍在犹豫，要不要再申请延长半年。这时，我父亲来了一封信。他说，裕昌工作繁重辛劳，你家中亟需你回来。签交换计划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诺的话即须遵守。
《圣经·创世纪》里，雅各布梦见天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梦见了我的学术天梯，在梯子顶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而在我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它带给我好多年的惆怅，须经过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认命，这世间并无学术的天梯。也无天使。我虽被现实召回，却并未从梯上跌落。我终于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迭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8、筑梦成真
繁花落尽，天梯消逝。我回到台中的中兴大学，履行我回原校服务三年之约。家已搬去台北，所以我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点开的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六点搭乘自强号由台中回台北。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的“高级英文”课。有两天时间靠一位女佣协助，努力作一个家庭主妇，住在父母家对面，共享一个巷院，一切都在呼应范围之内。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三个儿子都进了青少年阶段，我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准备家人早餐，再去赶火车。内心万千的牵挂，有时天上
尚见下弦残月，我离家时真是一步三回头——最初只是践约，渐渐地，我回到台北，也会牵挂台中那一间小楼里的系务了。
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梦想的实现，在林致平、汤惠荪、刘道元三位校长任内，我都不停地以一个教员的力量在推动。作为中部唯一的国立大学，总应该有文学院，文学院设立后先成立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外文系最困难的是师资。那时全台湾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数不多，英美文学博士仍是“贵重金属”，渐渐有少数学成归国的，到了台北就被台大、师大、政大、淡江、辅仁等校留住了，不愿到“外县市”去。同在台中的东海和静宜有他们自己的修会师资来源，国立大学有较严的资格限
制。这个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最大差异之处，我在过去那些年，侈言文学教育的重
要时，并未预想到。
当我一九六九年春季班开学前回到中兴大学时，发现我已被“发表”为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学生四十五人已上课一学期，系务由教务长兼代，课程按教育部规定开设，几乎全是共同科，与中文、历史两系合开选修课程，逻辑学、文学课程到二年级才有。我回国第一次进了校长室才懂，我由美国写来的两封信说学位尚未拿到，系务工作不懂又无准备，只能作个尽职的文学教员而已，不适合当主任的真实话，在校长与教务长（那时尚无文学院院长）看来只是民族美德的谦辞。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红色教授证，多年来努力推动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经“给你成立了”，系里就这几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岁），等了你半年，你不管系务谁管？
教务长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长辈，由校长室出来。看到我“惶恐”为难的神情就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问题可以来和我商量。这里对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后少穿太花的裙子。”那时流行短裙，而我长裙短裙都没有，上课只穿我宽宽绰绰的旗袍。
就这样，我由苦读的书呆子变成了系主任，面对的全是现实问题。幸运的是，由大学联合招生分发来的学生相当不错。那时还没有中山大学和中正大学，全台湾国立大学只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录取的份数比较高，学生资质都相当好，后来在社会上的表现也在水平以上。
我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日子里，最大的煎熬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聘请。新聘专任的施肇锡、许经田和很年轻的张汉良，三位先生都证明了我的“慧眼”，很受学生欢迎。㊣㊣
原任的丁贞婉、姚崇昆、孙之煊、唐振训、萧坤风也都鼎力合作，系里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我们向农学院借用的那小楼的二楼两大间办公室常会听见笑声。我的办公室门永远开着，老师、学生出出进进神情愉快。
那第一届的元老学生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我刚就任时，那些女生在宿舍为我开了个欢迎会，摆了几碟脆硬的饼干和汽水，她们没有唱歌等类的节目，只是把我团团围在那两排上下铺的中间，问了我许多问题：考上了外文系很高兴，但是上了一学期的课，不知外文系要学些什么？现在上的课和高中的课差不多，国文、英文、现代史……，只是老师比较老一点……。这一场聚会，开启了我与学生直接谈话的作风，由大学新生的困惑，到后来三年功课沉重的压力，我是陪着那四十多个青年走了成长的每一步。对于那个由无到有的系，我似乎有个筑梦者的道义责任，对于那些十九、二十岁的寻梦者（如果他们寻的话），我不知不觉地有像“带孩子”似的关怀。
对于这新系，我最大的道义责任是建立它的学术水平。第一年，台中的美国新闻处由于我多年借阅的书缘，以及我两度作Fulbright SchOlar的关系，捐给我们最初的一些文学书，配上丁贞婉借来她夫婿陈其茂先生的几幅画，我那空无一书的办公室顿时有些文化的样子。
他们指点我，在台中有个美国国务院训练外交官中文的使馆学校（Embassy SCholar），好多学员是具有英文系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另外一处是台中水湳的清泉岗空军基地，那时是越南战争期间，借驻的美军数目很大，有不少医护和通讯等文职人员，他们的太太有些是美国合格的教员，也许合于我们公立大学兼任的资格。经由这两个途径，第二年我将二年级分为四组，开设教育部规定的英语会话，请到四位在使馆学校进修的学员每周来上两小时课，之后两年有六、七人来上课。课内课外他们颇为融洽。我们的学生纯朴天真。有些课外活动郊游带着这些老师同行，还曾带他们回家吃拜拜，深入认识台湾民间生活。经我认真申请而来教莎士比亚的是一位医生的太太，教小说课的是一位军中信息官，他们合格而且有经验，授课内容也达到我希望的标准，帮我度过了最早的难关。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请到了东海大学的谢颇得教授来教英诗。他是英国人，在东海已是最好的英诗课教授者，因为另有一种自然的深度与韵味，与其他老师不同，给我的学生极好的启发。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属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师都成为基本师资。由农学院时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莲（MiSS Tilford）和孙宝珍（Mary Sampson）是美国南方保守派的浸信会传教士，她们的教会即盖在学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木后面，多年来与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满意我聘来兼任的文学课程美籍年轻老师的教课内容，认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编的大一英文新课本取代了幼狮公司出版的大一课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责。但是我刚刚读书归来，对英美文学的基本教材曾认真研究过，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确知学生不能再用陈旧的标准选文，须加上二次大战后的文化各领域新文章，幸好获得多数支持（包括学生）。大一的课程只有一门“西洋文学概论”是本系的傅伟仁（William Burke）教，他是长老会传教士，思想相当“前进”，很得学生拥戴，那一年我与他合编一本教材，解决了当年仍无原文书的困境。法文课的顾保鹄和王永清（卫理中学校长）都是天主教会神父，法文造谙深，教学极认真。大一国文老师是中文系的陈癸淼先生，给他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给你一串串的阳光》，刚从高中毕业拼完联考的学生那里见过这样的境界!三十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国文直到他去台北从政，他竞选立法委员时，很多学生是热心的助选者吧。另一位令他们难忘的老师是教《中国通史》的曾祥铎先生，他对当代史的开放批评的角度有很大的启发性，后来竟引来当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出狱后主持一个政论节目，我与他在台北街头相逢，真不胜今昔之感，不知一切从何说起。
一九七0年秋季开学后，我筹划召开的“第一届英美文学教育研讨会”，准备在中兴大学开会，在那些年这样的会议甚少，各种学科会议都不多，在台中召开的更少。我很诚恳地希望各校在教学方面多些交流的机会，给台大以外的学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学生的第一志愿，而师资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