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那纱橱婴儿床，满院子各形各色，大大小小，世代相传的猫，和后院那棵大榕树是台中罗家三景。那榕树胡子又多又长垂至地上，树干上有一个洞，每逢有他们喜欢的客人来了，我的三个儿子就到玄关，把他们的鞋藏到洞里，然后进房说:“现在你走不了啦!”客人一定作大惊失色的样子。这样的玩法多年不厌，直到他们上了中学。那十七年!我们五个人都在成长。台中其实是我和孩子们拥有童年回忆的故乡，我自己的童年几乎没有可栓住记忆的美好之地。

11、听不到的涛声
一九六六年，铁路局突然调派裕昌前往台北总管理处，参加国家十大建设，铁路电气化计划工作。第二年，我们离开居住了十七年的台中，搬到台北。两个读高中的儿子必须参加转学考试，小儿子刚由小学毕业，面临竞争激烈的台北初中入学考试。
自此到一九七九年，裕昌全副精神投注在电化工程上。铁路全面现代化，不烧煤不冒烟的火车将在通了电的轨道上飞驰!那是政府监督，全国百姓瞩目之事。刚刚进入所有家庭的电视，每天几乎都要报告它的进度，身为工程负责人的他，常常也必须在现场说清楚——那些年，他和他的家庭过的日子也并不容易!职务头衔由电务处长到总工程司，到副局长，只是配合工作的名称而已。三万员工的铁路局是有老传统的“衙门”，阶级森严，不到层级，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认为是个极不温暖的地方）。但是，裕昌生性淡泊，没有征逐名利的兴趣，这么大的工程由他执行，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他在一场又一场的线路、图表、系统中全神贯注地使用精致细密的思考，看着它们一站又一站地施工成为实体。看到火车在新的轨道上行驶，他所得到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报偿了。自一九五0年代的中央行车控制号志工程到电化铁路，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轰轰烈烈的日子。
但是想不到在这最忙碌的时候，情报机构的“两路案”竟延烧过来。
据我个人仅知，“两路案”是调查局一九七0到一九八0年间，两岸隔绝时期，对公路局和铁路局一些高级技术人员的审讯。起因于台湾荣民工程处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修
公路时，有几位工程人员写信给在大陆家乡的家人，致使大陆交通界对台湾工程师喊
话，召唤他们回归祖国服务，遂引起有关单位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贞度”;被拘捕、审讯、判刑的全是一九四六年与裕昌同船来台的运输人员训练班同学，大约四十余人。当时电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阶段，继任的铁路局长董萍至警备总部力保他毫无牵连可能，并言现阶段无法失去执行负责人。调查局同意让裕昌先详细写来台后行踪、工作、家庭、交往的自白书缴上后再议。
我记得那几个星期，眼睁睁地看着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写至午夜。最初的十四页自白书缴去后，又受命再补资料……。他少年曾患中耳炎症，在忧劳过度、睡眠不足情况下复发。白天只能到铁路医院打消炎针，实在没有时间进一步治疗。一九七九年，电气化铁路现代化工程辉煌地完成，通车典礼标示着十大建设的大成功。他获颁五等景星勋章，且被聘为国家建设研究会研究员。但他的耳朵却只剩下一半听力，勉力完成北回和南回铁路的扩建工程，看到台北到花莲直接通车，但是他已听不见那美丽的海岸海涛击岸的声音。一九八五年退休的时候听力只剩十份之一、二。他与我有事相谈时也多半靠笔写，退休后不易与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了。

第七章、心灵的后裔
1、台中一中
一九五三年农历年后，我在台中重逢的南开同班同学沈增文介绍我到台中一中代她的课，教高中英文。她考上了美国国务院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六十年来世人皆称它为“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深远悠久的影响。她去受英语教学训练，半年即回原职。
我对教书极有兴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开中学的老师。我最敬爱的孟志荪老师，和其他的老师，无论学识和风度都是很好的典范。而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仅以高水平授业，且在我感情困顿之时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个不易撼动的目标。如今我已在“家里蹲大学”（我母亲的自嘲语）蹲了三年半了，这个代课的工作开启了我人生又一个契机。
我第一次走进育才街台中一中的大门。就看到那座创校纪念碑，五年间多次读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动。正面刻着：
吾台人初无中学，有则自本校始。盖自改隶以来，百凡草创，街庄之公学，侧重
语言，风气既开，人思上达，遂有不避险阻，渡重洋于内地者。夫以彪龄之年。
一旦远离乡井，栖身于万里外，微特学资不易，亦复疑虑丛生，有识之士深以为
忧，知创立中学之不可缓也。岁壬子，林烈堂，林献堂，辜显荣，林熊征，蔡莲
舫诸委员，乃起而力请于当道……
募捐二十四万余元，林家捐地一万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里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即使为了维持台中一中的校名，亦经多年奋斗。
这样值得骄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极为尊敬，在那里执教五年，成为那可敬传统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荣。台中一中，让我时时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开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辈创办东北中山中学，不仅为教育“以髻龄之年，远离乡井”的家乡子弟：并且要在国破家亡之际引导他们，在颠沛流亡路上养护他们。而中山中学于抗战胜利回乡，竟更无依靠，校名、校史埋没四十六年。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早期校友协力在沈阳恢复校名，重建校史。台中一中能秉持创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稳定发展，风雨无忧，校友多为台湾社会中坚分子。
这样以忧患精神立校的学校，都有相当自强自信的气氛。那时日本殖民者离去不到十年，几乎所有教员都是由大陆历经战乱来到台湾，大多数出身名校，教学水平与热忱均高。台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用好的文字抒情、写景、论述都是知识，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个仰头听我讲课的脸上似乎有些感应，令我有一种知音之感。§本§作§品§由§§網§提§供§下§載§與§在§線§閱§讀§
一年可以是很长的时间，除了寒暑假外，九个月的时间可以讲很多，听很多。如果善用每堂五十分钟，凝聚学生的注意力，一个教师可以像河海领航一样，以每课文章作为船舶，引领学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教书实在是充满乐趣的事，你一走进教室，听到一声“立正敬礼”的口号，看到一屋子壮汉“刷”地一声站立起来，心智立刻进入备战状况，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牵虑，准备挑战和被挑战。
那时的高中英文课好似写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时间讲课文，三份之一讲文法，大概当年大学联合招生的英文考题是这个比例吧。文法一“讲”就可能变得苦涩，这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把文法教得简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课文。什么词类啊，时态啊，规则啊，都是语言树上的枝干，字、句都是叶子，文学感觉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译字句，而鼓励学生用自由的想象，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汇。风可以由："whispering"到"sobbing:,"groaning","roaring"and "howing"（低语到悲咽，到怒号），潺潺溪流由"ripping"到"rapid currents","over-powering flood","violent torrents"（激流，洪水，怒涛……）形容词比较级也不只是加"er"或"est"就对了。中国人爱说某人最伟大，英文说"one of the greatest",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用自己学英文地方法讲解课文，随时扩展他们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错。我一生教书，不同程度的使用这种方法，颇受学生欢迎。台中一中的学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强，从不怕难，是我教学生涯的很好开始。
暑假之后，沈增文由美国回来，我代课期满，金树荣校长很诚恳地邀我留下专任，聘书是高中英文教师。似是命运给我进一步的挑战，但我必须评估自己的实际困难;必须先得丈夫同意，再得父母支持。这些年来。母亲奔波在台北、台中道上，我在育儿、疾病、裕昌出国出差时都有母亲及时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开始陷入政治困境。他们担忧我身体赢弱，无法应付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但是，自恃年轻，在代课半年间又重新拾回南开精神，我终于接受了台中一中的聘书，从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个隐藏在后的原因是，三年后，我也要去投考“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我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班（谢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约也能考上。在那时，只有这样的公费才能申请护照出国。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台中一中那样的学校，除了一贯的高水平功课外，高三拼大学联考的目标似乎渗入了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里。他们不仅是要考上大学，而是要考上什么大学、什么科系。这件事难不倒我，我曾经呼吸那样的空气多年。高三甲、乙、丙、丁四班，据说是按学号平均分班，数学和英文是“拼”的重点。各班任课老师为了自己学生上榜的成绩，暗自也有些课外题的竞争。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遇见了终生好友，徐蕙芳。
她比我大十岁，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她的父亲是江苏无锡著名的藏书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国，曾在重庆沙坪坝时期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评家，我在“时与潮书店”读过他几本书。
台中一中的教员休息室很大。有几大排长长的桌子，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我刚去的时候，由于林同庚老师（台大讲师）由美国写信介绍，认识曾任教台中一中的杨锦钟（她不久随夫胡旭光到驻美大使馆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鉴娴（国文科），孟文槛（历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几位资深老师对我相当照顾。徐蕙芳教高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与我家相距不到两百公尺，有时下课一起回家，渐渐约好早上有课亦同去，坐在三轮车上。最初只谈功课已谈不完，家里还有一屋子事等着。她随夫蒋道舆先生全家来台，三代同堂，数十年维持大家庭的规模。
高三下学期最后一个月，所有课程结束，开始升学辅导，由各科名师各按专长轮流到四班上课，要自编教材，专攻联考可能题目，训练学生敏锐思考，精确作答。徐蕙芳和我在开会时分配到翻译和词类变化等文法领域，每人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