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立法院报告时，父亲约他相见，请他将玉镯还给李心娥，此时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国外。李将军见到玉镯时十分意外，两人谈到当年在抗战中枢的重庆，信心与斗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这般局面，感慨万千，只余叹息。

5、童子军日行一善的梦
我在初中三年最快乐的记忆是童子军训练。战时的少年比较勇敢，因为是真正的天真，爱国更绝不落后。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间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拚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
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我至今仍记得有次到歌乐山麓去练旗语的情形。我认真地传递敌情，觉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为童子军必须日行一善，每次经沙坪坝镇上回家的路上，总希望能帮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时的沙坪坝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师生数万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镇，轮不到童子军去日行一善，颇令我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初三开学不久，有外国贵宾来访，南开是首站，我和另一个同学被派去大门口站岗。那时我刚升为小队长。童军服（即制服）肩上钉了一卷绳子之类的标示，扎上鲜
明的紫白二色南开领巾，手持童军棍，自以为是在做很重要的事。那天，恰好张大飞由重庆丢我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与日机作战，经过南开门口，到家后对我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臂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我听了不以为意，所有的人都说我太瘦，我反而说胖的人俗气。那时的我，对外表美丑毫无自觉。剪个男发，从不照镜子，甚至对男女有别的种种也很不注意。我的堂姐保冈恰好相反，人长得漂亮，在中山中学读高二，据说是校花。暑假回家。整天照镜子，很看不上我的不修边幅，对我说:“你的童年怎么这么长？”
整个初中时期确实似童年的延长，但从小到处转学的我，从此进入稳定的成长期，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那年开学前，妈妈在镇上给我订做了几件浅蓝的和阴丹士林布（洗一辈子也不褪色，到台湾后几乎没看到过）的制服长衫，因为我要上高中了，不能再穿童军服了。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浅蓝短祖的制服，从家门口小坡走上田梗，走那种长满了草的窄田梗需要灵活的平衡，两旁的稻用在大雨后积满了水，在一低头之际，我看到了稻田水里一个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长衫的我啊!我正伸着双手保持平衡，满脸的快乐与专注。头上的天那么高，那么蓝，变化不已的白云飞驰过去。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间，照了那么大的镜子。
烽火烧得炽热，炸弹声伴着我们的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环境成长的孩子比起来。较具忧患意识，懂事得早，心灵却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么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正因如此，剩下的一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老师说:“不好好做人，就会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来就会被炸死那样地戒慎恐惧。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连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6、炸弹下的文艺青年
一九四0年暑假，我看榜知道已由初中直升高中，功课压力暂时解除了。漫长的夏日。我常常穿过中大校园往嘉陵江边找小岩石角落坐下看书，那地方似是孤悬江上，没有小径，下面就是相当清澄的江水。
我大量地看古典小说，《水浒传》看了两遍，《红楼梦》看到第六遍仍未厌倦，因为书中男男女女都很漂亮可爱，和战争、逃难是两个世界。《西游记》里的人都不好看，《三国演义》，我想大约只有爸爸才看得懂……。
升上高中后，脱下童子军制服，换上了长旗袍;春夏浅蓝，秋冬则是阴丹士林布。心理上似乎也颇受影响。连走路都不一样，自知是个女子，十六岁了。从此，功课不只是功课（数学仍是），而是学问，自觉人间一切课题开始由浅入深处处启发着我。
最感到幸福的是高二那年，吴振芝老师又轮到教我那一班的世界人文地理，那门课融合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源流和变迁。吴老师似乎更侧重历史与现势发展，有时她在黑板上画世界地图，希腊、罗马、迦太基;讲述英国的伊莉萨白一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哥伦布航海路线、南北极的探测、印度和中东、非洲的落后与神秘……，每一堂课都似瀛海传奇深深吸住我们的目光。课本内容原已相当丰富，老师还常常带些当时稀有的大本洋书和图片给我们传阅，她声调低沉但充满了feelings（只是“感情”是不够的），常似在检视偌大地球的沧桑。也许我们那班女生懂得，那二十三、四岁的年轻老师刚刚经历了人间至痛，才有那样深沉的声音吧。在成长岁月中读了这样一门课，使我日后对阅读、旅行都有适当的期待，借着少年时代的知识基础和渴望，可以探索别人文化的深度，而不甘于浮光掠影式地盲目赶路。
也是在这幸福的一年，孟志荪老师教我班国文，我他选了他首次开创的“诗选”，算一算，一星期有七堂他的课!
他那时大约已五十岁，在我们眼中，已经很老了。他长年穿深深浅浅的长衫，既不漂亮。也不潇洒（偶尔换黑或白色中山装）;他的声音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但当他开始讲课。立刻引人全神贯注。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五十年后，重庆南开同学纪念母校的书，写得最多的是国文课，几乎全写孟老师（三十多年前鹿桥在《纤情书》中也有怀念长文），有一位男同学朱永福的题目即是《激情孟夫子》，详记我们国文教材之成功全由于孟老师主编的态度，讲课“生动精采。充满激情，任何人听他的课都会被他吸引，感情随他的指引而回荡起伏。进入唐宋诗文的境界，下课铃响后，才如梦初醒，回到现实。”他又说，可惜孟老师抒发感情、嬉笑怒骂的瞬间激情，女生班都看不到。
虽如此，但那时我已长大成人，又逢国难，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竟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后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英诗课上也背诵了百首以上的英诗，中英两种诗选中棺异又相似的深意与境界，四年之间在我心中激荡，回响。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如罩子豪《金色面具》诗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網♀文♀檔♀下♀載♀與♀在♀線♀閱♀讀♀

7、《时与潮》杂志与辩论赛
高中时，我敢于主编学校的女中墙报并且动手用毛笔挥写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体和后来教书写黑板的英文板书使我终身写不出潇洒的字），后来在辩论会上有凭有据地驳倒对方赢得胜利，主要是我有来自《时与潮》杂志社的最新资料，甚至有许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权威的著作。
《时与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沪撤退到汉口后，困坐愁城，几位东北知识青年请我父亲担任社长并筹钱办一本专门介绍国际现况的杂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势，出刊之后相当成功。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庆不久，印刷厂所在的那条街被炸毁，父亲找到一部旧机器。搬到沙坪坝外成立印刷厂、编辑部，从此安定出刊。
战时重庆真可说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员，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到重庆，不仅为了不愿作侵略者的顺民，还要前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长期抗战。
《时与潮》在汉口出刊不久即建立声誉，到重庆后增加编辑人手就顺利多了。最早的工作人员多是国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当时已有写作经验的刘圣斌、邓莲溪等先生由东北协会推荐而来（东北与华北沦陷以后，我父亲的工作由组织地下武装抗日转为文化与教育工作），加入阵容。到了沙坪坝，因地利之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贾午（立南）先生为总编辑，编译人员大多数由中大、重庆大学的教授兼任。四、五年后又公开招聘了许多译写好手，其中最年轻的编辑如吴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们来台后在文学教育、经济方面都很有贡献，《时与潮》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后来，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后救济总署派来台湾，我一九四七年来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车带何欣先生与我去台北近郊游访名胜。他们回忆在《时与潮》工作时的挑战、抗日生活的苦乐，以及战后国内外种种变迁，话题源源不绝，数十年后仍常聚谈，趣味无穷。
当年为争取二次大战最新资料。《时与潮》派出刘圣斌先生驻在伦敦，邓莲溪先生驻华盛顿。负责搜集、阅读每日报纸（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有中译版权）和最新杂志、书刊，将重要适用的剪报、论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驻印度特派员沈旭宇交航空班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战时，英美援华军用与生活物资皆由印度转往重庆，张大飞飞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将美援飞机开回中国云南和四川，大约七天可到重庆。编辑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赶工中译，让《时与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与时效性。
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美国参战前后，半月刊经常加印四、五次，机器都热得烫手。《时与潮》选材之精准，译笔流畅，立论之高，在那时很少有刊物能与之竞争的。
《时与潮》办公室离我家不远，